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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级合作者 美国喜剧演员格鲁乔·马克思（Groucho Marx）曾给比佛利山的修士俱乐部（Friars Club）发过一段电报，里面写道：请接受我的辞呈，我不愿加入任何愿意接受我这样的人为会员的俱乐部。事实上，我们所有人都身处俱乐部之中。就连格鲁乔也不例外。这个社会本身，就是由各式各样的俱乐部构成的一张巨大而不断向外蔓延的多维网络。这些俱乐部不局限于形式，不用你系上某种特殊样式的领带。它们可以凭借忠诚和拥护来维护组织，也可以建立在友谊的基础之上，或者，就是基于一群拥有共同利益的人。同一组织之中的两个人，有很多机会可以发展出友谊关系，并在双方的社会网络之间建立起共同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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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新的联系可以追溯到过去，两人都曾是某个“俱乐部”的“会员”。也许，你以前上幼儿园、小学或大学的时候，就遇到过这个人。也许，你们二人有过一段共同的成长经历。也许，你们曾一起庆祝过某个球队胜利。也许，你们都是灾难幸存者，侥幸战胜了病魔，在车祸中死里逃生，或是躲过了一场炸弹袭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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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你们之间的联系是当下产生的。你们支持同一支板球队；你们都喜欢闻大陆咖喱那种能辣出眼泪的味道；你们生存在同样的环境中，比如都从事某一种工作；或者你们都非常有钱，就像很久以前一位穷困潦倒的奥地利喜剧演员所说的那样，为什么百万富翁只邀请其他百万富翁共进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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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更容易与同一个圈子之中的人成为朋友，无论是上过同一所大学，支持同一支棒球队，还是送孩子上同一所学校，等等。如果你遇到了一位同时与你有几个共同点的人（波士顿红袜队粉丝，重金属音乐迷，现代装饰艺术爱好者），那么一定会跟他有种似曾相识、相见恨晚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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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交朋友、谈恋爱的过程中，发现彼此之间的共同点，也能给人带来兴奋和感动。有些情况下，即使我们与某人完全没有任何共同点，但只要我们欣赏此人，就会愿意加入他的“追随者”俱乐部，无论是改变我们的发型，还是支持另一支足球队，只要能让自己融入此人的周围环境，任何事情都可以。毕竟，我们都愿意与有意思、有能力的人为伴，我们都希望走在时代的前沿，我们都想要被分到“聪明人”那一群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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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品味和兴趣总是在不断变化之中，因此，我们的联络网也是复杂多变，一直处于持续的不稳定状态。当你离开这个“俱乐部”的时候，你社会网络中的某一环节就可能会中断。此处的俱乐部，可以是某个工作场合、某个犹太集会，或者某条街道。也许，你决定支持另一支橄榄球队。也许，一位朋友把积蓄输了个精光，不得不变卖房产，搬到更加廉价的居民区。也许，你的伴侣遇到了另外一个更加诙谐机智、富有魅力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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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所拥有的各类集合的会员资格，以及无数的社会网络，是如何对合作形成影响的呢？如果我与你在几个社会集合中都能相遇，那么我们就有更多互动的机会。但互动到何种程度，我才会开始产生更多的合作倾向呢？如果我加入更多的集合，并将时间均摊到所有集合中，是否会有帮助呢？如果我加入更小规模的集合，在小规模环境中与他人相遇，是否会有帮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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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打算从进化思维的视角，来思考这一基本问题。如此，就形成了进化集合理论（Evolutionary Set Theory）。于是，关键的问题就变成了：在以集合为单位的群体中，我们如何去理解群体的进化动力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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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的图论研究成果假设了静态的群体结构。我们已知，人们会在各个集合中不断移动，而进化集合理论有能力捕捉到这种流动和变化所带来的影响。这样的思路可以为我们提供强大的洞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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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属多个集合的人更容易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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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人是一座孤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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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诗人 约翰·多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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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上述问题的第一份答卷，来自于科琳娜·塔尼塔。科琳娜是一位富有艺术气质的数学家，对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抱有真诚的兴趣和探索欲。人们通常会带有成见的认为，数学家都是不善交际的书呆子，而她则是一个活生生的反例。人们也会认为，数学领域最优秀的学者，都是年轻而富有激情的，而她的存在也恰恰印证了这一点。一开始，她从纯数学研究起步，对深奥的数学理论进行钻研，并找到了对这些理论的新鲜的数学理解。其研究的动力源于这些数学理论从美学角度来看所拥有的丰富美感，并不是因为其中存在实际应用价值。她热情投入到集合领域的研究工作，在数学的柏拉图世界与人类社会的生动结构之间建起了一座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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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琳娜生于罗马尼亚西南部的克拉约瓦城。从小，她就接受了各种测试和挑战。她的母亲是一位物理与材料学教授。从她三岁开始，母亲就为她准备了一个又一个谜题。“每道题都与数学有关。”科琳娜回忆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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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琳娜是个神童，从12岁开始参加 全国数学奥赛。许多参赛者都觉得数学奥赛难于登天，但科琳娜却觉得“很好玩”。连续三年，她都在强手如云的激烈竞争中，夺取了国家比赛的第一名。18岁那年，这位奥赛冠军写完了自己第一本数学著作，开始帮助师弟师妹们来应对这场严酷的智力大比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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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科琳娜被哈佛大学数学系录取。能得到在哈佛大学求学的机会，本身就是一个令人瞩目的成果。而且，哈佛大学的数学系也拥有全世界的顶尖水平，是智者和著名数学家云集的地方。其中一位学者是丘成桐（Shing–Tung Yau）博士，他曾经读过科琳娜的本科毕业论文。丘博士成长于香港附近的贫困郊区，后来成为菲尔兹奖（Fields）[1]获得者。他发明的“卡拉比–丘”流形（Calabi-Yau manifolds）这种数学结构，对弦论非常重要。在他的祖国中国，他被誉为“数学界的凯撒大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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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数学系充满了令人激动而富有挑战的氛围，也有许多让人意想不到的规则。本科生毕业后，一般会被学校“驱逐”到其他大学继续深造。就连数学系的副教授也不能直接在本校升级成为正教授，同样要被“赶走”。哈佛大学的目标，一直是保持各学科的血管中能有新鲜的知识血液，从而保证新思想的稳定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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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科琳娜本科毕业时，哈佛却没有沿用这条规则。科琳娜在乔·哈里斯（Joe Harris）这位伟大的代数几何学家的指导之下，完成了本科毕业论文。哈里斯劝说她留在哈佛，并邀请她加入自己的团队。于是，科琳娜开始介入哈里斯的研究领域。“代数几何学”，顾名思义，就是将抽象的代数与几何问题相结合而形成的一门学科。在这一领域进行研究，只要有一个聪明的大脑，再加上一支笔一张纸就够了。就像数学的许多领域一样，入门往往是需要投入很多努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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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运总是在不经意时发生转弯。科琳娜是这样在命运的引领下，走进我的世界的：一天，她在图书馆浏览数学方面的书籍，无意间看到了《进化动力学》。打开我的这本著作看了几页之后，她渐渐产生了兴趣。科琳娜在史蒂芬·平克的讲座中了解过进化生物学，但却是头一次发现这种用数学形式表达进化思想的方式。我和科琳娜第一次见面时，发现她既具有过人的数学天赋，又对生物学充满兴趣。这样的组合，真是难能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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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决定从纯数学理论的象牙塔顶端走下来，深入复杂繁乱的生物学丛林。一开始，我建议她先和团队中其他成员多聊聊，以便掌握我们所使用的工具和技能。所有的科学领域都一样，都有自身独特的习惯、仪规和技能。于是，她用了整整3个小时，对大槻久进行了“审问”。大槻久的专长之一，就是用激光束一样精准的语言来表达复杂的思想，他非常高兴能有机会做科琳娜的“老师”。3个小时的长篇大论之后，大槻久请科琳娜第二天再来一趟，继续听他讲解。大槻久希望这位新成员能掌握他所知道的所有知识。科琳娜也和我们的匈牙利物理奇才蒂伯·安塔尔在一起讨论了很长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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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在动手尝试解决问题之前，总是要尽量多地吸收所有一切有价值的信息。这一点似乎是非常女性化的策略，让我觉得很有意思。男性的傲慢和自大总是让人想要先去解决问题，之后再提出问题。科琳娜和团队成员激烈讨论了一段时间之后，终于认为自己找到了兴趣点。于是，她拒绝了纽约一家对冲基金给出的丰厚待遇，告诉我，她愿意加入我的团队。我们之间的合作关系就这样确定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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