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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地方，大论题：社会文化人类学导论 [:1702503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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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地方，大论题：社会文化人类学导论 第四章 社会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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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是一种会成长的东西；它不是一出生就有的，而是在社会经历和活动的过程中产生的，也就是说，某个个体与作为整体的社会过程发生联系，以及在这个过程中与他人之间发生联系，其结果是自我在某个个体中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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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治·赫伯特·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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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社会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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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有时会报道一些“丛林孩子”的故事，也就是那些声称在森林或其他类似的野外环境中与世隔绝地生活多年而后被发现的孩子。根据这些故事——基普林关于毛克利（Mowgli）的小说《森林小王子》（The Jungle Book）是最著名的一个（也是少数没有声明真实性的故事之一）——这些孩子被野兽往往是猴子抚养，因而他们不能与人类交流。通常，“丛林孩子”被认为是揭示了一种类似于动物行为的模式：他们咆哮、害怕人类、不懂人类语言、缺乏餐桌礼仪及其他使人们具有文化规范性的能力。很可能，这种故事是虚构的，但它们是一种人类学的重要洞察力的有用例证，即证明了人类是社会产物的事实，如卡里瑟斯所说，“从幼年开始，人类就把其他人的存在当做是他们环境中的重要特征”（Carrithers 1992，p．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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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所认为的人性其实并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通过学习获得的。像人类学家所观察到的那样，真实的人性起初是通过人类与社会文化世界的斗争而被创造出来的，既不是个体专有的，也不是天赋的。所有的行为都具有社会起源：我们怎么穿（就此而言，起码的事实是我们穿了衣服），我们如何通过语言、手势和脸部表情而交流，我们吃什么以及怎么吃……，所有这些能力如此不证自明以至于我们都认为它们是天生就有的，尽管事实上它们都是后天习得的。当然，人也是生物，毫无疑问有其自然需要（如营养和睡眠），但是要通过社会创造的方式，这些需要才能得到满足。人需要食物才能生长和生存，这是一个生物事实；另一方面，食物的准备和享用总是采用某种文化所决定的方式，且饮食习惯是多种多样的。在我看来很自然的烹饪、调味和成分搭配的方式可能会引起你的反感；食物禁忌几乎是普遍存在的，但是每个社会都有不同——这是一个引起人类学家极大兴趣的话题；高等级的印度教徒从未想过吃肉，循规蹈矩的犹太人和穆斯林不吃猪肉，一些欧洲人拒绝吃马肉，等等。另一个生物事实是头发长在脑袋上，但是我们对待这个事实的方式是被社会和文化所影响的。我们是否让头发长着、剪去、剃掉、染色、弄卷、拉直、清洗、梳理，取决于我们社会中约定俗成的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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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人类整体的存在，人们依靠一些共同的社会习俗或行动的潜规则。比如，英国的普遍共识有：人们说英语而不是日语，上公共汽车之前先买票，不能赤身裸体地逛商场，进邻居家之前先按门铃，等等。这类社会习惯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所以常被当成是天然存在的。这样，我们可以通过研究其他社会而了解一些关于我们自己的事情，最好是研究那些约定俗成的习惯与我们完全不同的社会。这些研究会提醒我们：大量关于我们的事实或多或少被我们想当然为天生的，其实却是由社会创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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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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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描述了人类存在的一些重要维度。左下格代表了人是一个生物物种，透过这个镜头，通过发现他们共同的生物特点，智慧人（homo sapiens sapiens）的典型特征可能是其消化系统、平均身高和体重、生殖器官和大脑容量。所有人类共同的天生自然倾向，比如语言学习的能力，也属于这一部分。人类学家和其他深受生物学特别是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的影响的人认为，人类天生的特质和潜能的目录远比这长得多（Tooby and Cosmides 1992），持相同看法的还有结构主义者。20世纪社会文化人类学的大趋向却突出“教养的”多过“天生的”，强调的是，在不同的环境下，通过我们共同的天生器官所创造的千变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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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 人类存在的4个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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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下格描述的是可从生物性角度进行区分的人种之间的差异。直到1930年代或1940年代，人们才普遍认识到在不同人群之间存在着重要的基因差别，即“人种差别”，这可以用来解释某些文化变化。但是，有资料表明，世界上的基因差异只有很微小的比例与我们习惯上认为的人种差别有关（Cavalli-Sforza et al. 1994）。首先，所有人大约有99.8％的基因是相同的，剩下的0.2％中，有85％可以在任何同种同文化的族群内部找到，而“人种的”差别只占这0.2％中的9％，也就是说，在基因物质中还有0.012％的差别。最后，这个“人种的”差别中相当多的一部分与物理性质是无关的。比如，许多人类群体在成年以后缺乏乳糖酶，这是消化牛奶所必需的一种酶。根据这个标准，北欧人应该和阿拉伯人以及一些西非人归为一类，比如富拉尼人；而南欧人属于大多数非洲人和东亚人那一边。按照物理性质，将人类区分为不同种族是武断的，从科学上说也是无趣的，因而对人种的研究属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人类学，而不是文化差异的范围。需要补充的是，许多具有生物学倾向的人类学家现在打着“进化心理学”的旗号（Barkow et al. 1992），他们更容易被人类群体之间的共同点而不是不同点所打动。换句话说，达尔文的社会科学并不等价于种族主义者的社会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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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的左上格指的是人类被教化的共同的社会维度，也就是，通过人类在社会中的生活而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共同特征。同时，右上格代表的是文化变化。放到一起，这两个维度就构成了人类学研究的核心。通过展示由不同社会创造的人类品质之间的差别，人类学家常常力图说明：人类存在中有很大的部分是不能完全用生物学解释的，因为不同人群中天生的基因差别是不能解释世界上巨大的文化差异的（Harris 1979）——另一方面，必须谨记的是后一种差异可能会在一个很深的层次上保持隐蔽的统一性（Brown 1991）。关于人类的潜能有明显的生物学的限度：比如，可能没有社会教育其成员如何飞翔或长生不老，可能也没有社会已经免除了吃喝的需要。此外，人类潜能也有生态学的限度。人类学一般不把解释这些限度看做自己的任务，而是更加关注社会和文化的维度，努力阐明人类生活的分散形式中的一致之处和差异之处。尽管如此，人类学和生物学对人类的不同解释之间的关系却是展开辩论的好主题。一些生物学家兼人类学家、那些社会生物学家，认为人类生活的一些重要方面从根本上总是有其基因的起源的。另一些人，包括大部分人类学家，宁愿相信：人类存在的一些看上去天生就有的维度，比如性别差异，甚至侵略性和其他被普遍认为是基因决定的情绪情感，都应该被理解为是社会和文化的产物。这方面的证据通常包括对那些似乎缺少攻击性的人民的有力解释（如Howell 1989），或者，更加普遍些，是对那些情感表现与人类学家自己的社会从根本上不同的人民进行令人心悦诚服的解释（Rosaldo 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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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雷戈里·贝特森（Gregory Bateson，1904－1980），他的父亲是英国的一位著名的遗传学者，因此他本来是想成为一名生物学家的，但后来却成了一名人类学家（当他在一辆从伦敦开往剑桥的火车上与艾尔弗雷德·哈登会面以后），不过他一生中都保持着对生物学的兴趣。贝特森的第一部人类学专论《纳文》（Naven，1958[1936]）是一本非正统著作，谈到关于新几内亚的艾特玛男人通过角色扮演，假装自己是同性恋的一种仪式。后来，贝特森主要写一些短篇论文，涉及各种话题，但是他写的任何东西都有一个特点，就是力求去理解各种想法和背景之间的过程、交流和关系。通过精神分裂症的“双重束缚理论”，贝特森对当代心理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研究了海豚和精神医院的同住者的交流，他还是控制论的创立者之一。他对人类学在理论和认识论（知识的理论）层次上的影响也相当大。他在认识论方面的主要著作《心智与自然》（Mind and Nature，1979），是对综合人文思想和自然科学的综合思考的高独创性的尝试。贝特森的许多重要论文被收录在《走近精神生态学》（Steps to an Ecology of Mind，1972），许多短文也被收录于他死后出版的《神圣的团结》（A sacred Unity，1991）一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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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把人类当成一个整体，我们可以同时从人们之间的共同点和不同点着手研究。大多数生物学家关心共同点。在把人当做文化产物进行研究的时候，情况会更加复杂。当然，人类学家必然会考虑那些所有人都有的共同点，因为我们已达成共识，所有人都是文化生物以及都与社会习俗有所联系。另一方面，许多人类学家也致力于解释个体差异和那些具有唯一性的独特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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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棘手的文化概念，它永远是指某种共同的东西，但这里有两种方式对此进行说明。首先，文化可以指某些普遍共享的东西——所有人类都是经文化教化的这一事实是他们的一种共同品质（图4.1的左上格）。其次，文化也被用来表明是“一”个文化的意思（因此区别于其他文化，这里的文化一词可以变成复数；图4.1的右上格）。从这个角度看，文化是群体差别的一个标记（在那些有文化差别的群体中，可以说），而不是人类共同点的一个标记。文化的这两个含义都是常被使用的——而有时候会有所混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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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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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寒威廉·伯勒斯（William Burroughs）有过一句名言：“语言，是来自外太空的一种病毒。”生物学家声称，尽管伯勒斯的话可能是错的，但是人类语言能力的某些成分与人类和其他物种共享的一些其他进化特征相关。那些被教授过有限数目的单词意义的黑猩猩似乎能够建立一些代表现象分类的抽象概念，比如“小轿车”，而不是仅仅指向某些具体的客体（Lieberman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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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人类与生物学上的相关物种尤其是类人猿具有一些共同点，但语言文字常常被看做是人类与它们区别开来的主要标志。没有其他物种能近似人类这样用这么多种方式使用有意义的声音，没有其他物种能真正地说话。在人类社会，物体都是经过命名和分类的，人类的行为也是经过命名的，抽象实体比如精神和神灵也是经过命名的。通过语言交流，每个现象的象征意义和语言形式都被长久地固定下来，概念和符号之间的互动构成了人们进行思想和行动的一个特殊的文化宇宙，这使语言成为一种文化共相。在语言学和进化论的理论中，一个重要的争论焦点是关于语言之可能的进化基础。达尔文主义语言学者史蒂文·平克（Steven Pinker）有力地辩论道，语言在原始人类社会时期应该是经过了一段适应的过程（Pinker 1993；也可参见Dunbar 1999），而世界上最著名的语言学家乔姆斯基却认为这个观点是纯粹的猜测——他把这个问题当成是一个“秘密（mystery）”而不是一个“谜题（puzzle）”。无论如何，事实可能是：语言是普遍存在的，但同时世界上不同地方的人显然说着不同的语言，从这种意义上说，语言（作为“一种”语言的意思）像文化一样，可被看做是一个描述不同人群之间的差异性而不是共同性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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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正如世界上大多数的基因差别可以在任何一个群体中找到，群体内部也存在大量的语言和文化差异。现在常常被批评为过分强调群体内部的文化和语言的同一性的早期人类学家，倾向于强调传统社会的整合和同一性，认为一个民族的所有成员享有共同的知识和世界观的基本技能，因此具有相同的语言能力。尽管如此，却有一些资料很好地记录了在一些规模很小的群体中，人们在文化项目、技能和实际的世界观上所存在的重要差别，即使他们共享了重要的文化特征比如母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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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与生态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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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人类学家现在很少因为某些人民的科技不发达就认为他们比其他人“更接近自然”。现代社会文化人类学的信条之一是：文化是人类基本的发音符号，由全人类共享，而宣称某些人比其他人“更有文化”则是一派胡言。尽管存在不同的方式，所有社会的全体人民在文化上都是平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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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现代社会一个相当常见的观点认为，科技不发达的人们对自然过程具有一种直觉的理解，因为他们比我们的生活方式“更接近自然”。从我们这方面来说，通过在我们自己和大自然之间放置厚厚的隔离过滤层——电脑、水泥建筑、高速公路和书籍，现代人已经“使我们自己离开了自然”。让我们看一个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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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天刚果的东北部，伊图里（Ituri）森林的“穆布提”（Mbuti）俾格米人是科技不发达的狩猎采集者，以性别、年龄和个人品质为基础形成社会差异（Turnbull 1979[1961]，1983）。他们用两种不同的方式狩猎：一个人时，就用弓箭，很多人时，就用网。妇女和儿童采集可食用的各种东西，他们的选择很多。在他们看来，食物短缺要归因于懒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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