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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结构的政治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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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投票人和政治家，说客和社会活动家也生活在社会网络上，并深受网络的影响。众所周知，说客总是跟拥有相同政策偏好的议员在一起，我们特别想知道说客究竟怎样履行自己的使命。不管怎么说，哈利伯顿（Haliburton）的说客丝毫不会改变迪克·切尼（Dick Cheney）的观点，就像塞拉俱乐部（Sierra Club）的人不会改变阿尔·戈尔（Al Gore）的观点一样。这就像对唱诗班布道。在一般人的印象中，说客的使命就是感化他人，但实际上，他们将大部分精力都放在“同类相聚”上，正所谓：物以类聚，鸟以群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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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学家丹·卡彭特（Dan Carpenter）、凯文·埃斯特林（Kevin Esterling）和大卫·拉泽（David Lazer）细心研究了能源、卫生保健方面说客的社会网络，并发现了一个非常特别的现象。尽管说客通常与政府中有相同思想意识并且地位也差不多的人建立了强连接关系，但是，他们的成功离不开网络整体的影响。例如，由第三方介绍而认识的说客更可能相互沟通。而且，如果说客与某个已跟政府里的关键人物搭上关系的人建立了连接关系，那么，说客更应该能跟这些关键人物搭上关系。因此，他们拥有的与政府里的人已经搭上了关系的朋友的数量越多越好。这就是说，最成功的说客，是那些拥有最多弱连接关系的人，即：朋友的朋友最多，而且朋友的朋友都在权力机关供职。强连接关系的作用当然很大，但是，弱连接关系的作用更大，因为，它们大大增加了潜在连接关系的总数。实际上，卡彭特和他的同事们发现，对于一个说客能否跟某个政府里的人搭上关系来说，强连接关系的数量几乎没有帮助。由于每个新的弱连接都能导致更多的弱连接，所以这会启动一个“富者更富”的动态过程，造就很多像杰克·阿布拉莫夫这样的新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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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说客牢固地镶嵌在政治体制中，但社会活动家的情况并不总是如此。艾比·霍夫曼是“芝加哥七君子”成员，也是20世纪60年代被社会活动家群体称为“青年国际党”（“雅皮士”）的共同创始人。霍夫曼鼓动他的追随者们开展反体制斗争，并告诉他们如何种植大麻、偷信用卡和制造炸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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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社会运动通常可按体制内变革和体制外变革明确地划分为两类。政治学家迈克尔·希尼（Michael Heaney）和法比奥·罗哈斯（Fabio Rojas）很想知道为什么有些运动在体制内进行，而另外一些运动却在体制外进行？毫不意外，他们发现是社会网络发挥着关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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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2005年，反伊拉克战争运动蓬勃发展，希尼和罗哈斯收集了若干事件中2529位社会活动家的信息，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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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年8月29日纽约共和党全国大会外的50万人抗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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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年1月20日华盛顿小布什第二次就任总统仪式上的抗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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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年3月19日为纪念伊拉克战争两周年而在纽约、华盛顿、北卡费耶特维尔、印第安纳波利斯、芝加哥、圣地亚哥、旧金山等地举行的反战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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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年5月1日在纽约举行的五一国际劳动节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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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年9月24日在华盛顿举行的30万人参加的反战抗议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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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位社会活动家都提供了自己抗议的原因，并说出了是哪些组织跟他们联系并邀请他们参加集会的。研究人员画出了描述整个互动网络的最完整的网络图，并据此得出两个重要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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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不论社会活动家承认与否，不同党派的态度对他们的行为有重大影响，因为他们愿意与那些党派性质相同的组织联合在一起。“街道党”可能会认为自己跟那些负责政府运转的正规党派几乎没有什么连接关系，但结果却把全部拥有相同党派思想意识的人都吸引了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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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毫不意外的是，处于政治群体网络上靠近中心位置的社会活动家更有可能致力于在体制内解决问题，他们会放弃继续对抗而接受公共机构的灵活处理，如游说等。因此，将自己看做民主党的人可能会加入俱乐部，但是他们不太可能加入缺乏有效组织的群体，比如雅皮士，而这些群体虽然采用的方法不同，但追求的目标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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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类相聚与极化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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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研究投票模型的成果一发布，很多互联网上的社会活动家就对投票也能传染这一观点产生了强烈兴趣。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网站GROWdems.com很快就与我们联系，想把我们的研究成果放在他们的电子书里，以改善动员投票的效果。他们认为，志愿者一旦知道“拉来一张选票就会收到更多的选票”，就会对目标和效果有更明确的认识，这将引发更多的人支持他们的竞选工作。CircleVoting.com网站的一个在线群体也开始利用我们的研究成果，鼓动人们发展在线社会网络，达到让更多人参加投票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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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些努力不过是冰山一角。奥巴马竞选团队在竞选过程中对互联网和移动技术的应用，才显示出了在线社会网络的真正威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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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巴马竞选团队利用YouTube等社交媒体发布免费广告。互联网用户观看正式竞选的在线广告时长，达到了令人震惊的1450万小时！如果是做同样时长的电视广告，大约要花费4700万美元的广告费。他们还通过YouTube反击负面新闻。当奥巴马的前牧师耶利米·赖特（Jeremiah Wright）在他“上帝诅咒美国”的布道中散布一些对奥巴马不利的言论时，传统媒体对这种负面新闻很有兴趣，会连续报道很多天。但与此同时，支持者们建立了与奥巴马关于种族演讲的链接，这样人们就不会相信奥巴马跟赖特有相同的观点了。仅在初选期间，就有670万人在YouTube上观看了奥巴马的37分钟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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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候选人也试图在网上把他们的支持者组织起来，但鲜有成功。皮尤研究中心发表报告称，相对于克林顿，奥巴马的支持者更有可能通过互联网观看竞选演讲和竞选通告、竞选广告、与候选人对话、电视辩论等。他们也更有可能在线捐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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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各地的社会活动家也开始利用互联网组织大规模游行示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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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卡·莫拉莱斯是一位33岁的工程师，生活在哥伦比亚加勒比海海滨城市巴兰基亚。2008年1月，奥斯卡·莫拉莱斯利用自己的社会网络动员了数百万人。他跟五个朋友在社交网站Facebook上建立了一个社群，抗议军事组织“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扣留人质。莫拉莱斯的社群名为“不要”，在一个月内就发展了272578个网上会员。他们在互联网上到处传播参加实际游行的邀请，越演越烈的邀请活动持续了几周时间。到了2008年2月4日，世界各地的数百万人上街游行，抗议绑架和扣留人质。在哥伦比亚，总共有480万人参加了约400个抗议活动，参加抗议活动还有邻国委内瑞拉和更远的瑞典、西班牙、墨西哥、阿根廷、法国和美国等国的许许多多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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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伦比亚的示威游行彰显了在线社会网络的威力：它对输入其中的任何东西都有放大作用。一个人可以引发数百万人参与的竞选活动。不过，在奥巴马参加竞选和Facebook诞生的若干年前，就有在线激进主义的身影在活动。在互联网发展初期，格伦·巴里（Glen Barry）等人就开始利用这项新技术撰写网上日志，并推动政治问题解决。巴里的《盖亚森林保护集萃》是一个在线日记，评论的内容主要是与环境有关的时事，他早在1993年就敦促政府保护森林（现在网上还能找到这些内容）。此后不久，许许多多的人都通过网上日志或者博客推动各种问题的解决。博客圈（Blogos-phere）就此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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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信息很容易在互联网上传播，所以有些人认为博客圈将让人们在政治上更加团结。他们天真地以为，人们会以理想的杰斐逊民主交流形式纵论天下事。但是，密歇根大学的物理学家拉达·阿达梅克（Lada Adamic）已经为信息交流情况绘制了网络图，结果显示根本没有发生预想的改变。在彩图Ⅵ中，我们复制了他在2004年选举时绘制的左派和右派博主网络图，一些博客建在Daily Kos、Andrew Sullivan、Instapundit和 RealClearPolitics等知名网站。保守派的博客和链接为红色，自由派的博客和链接为蓝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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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一眼就能看出：自由派和保守派泾渭分明。如果我们希望这两个群体的人能借助互联网相互交流的话，博客社会网络告诉我们，这种希望是不切实际的。就像拉扎斯菲尔德、贝雷尔森以及后来的哈克菲德和斯普拉格所研究的现实世界的社会网络一样，在线社会网络明显也存在着“同类相聚”和极化现象。这就告诉我们，政治信息主要用于强化现存的观点，而不是为了不同观点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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