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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碎黄金枷——张爱玲《金锁记》《怨女》比较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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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张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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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张爱玲的小说《怨女》[1] ，我已经写了一篇文章《张爱玲的怨念——从〈金锁记〉到〈怨女〉》，其中罗列了张爱玲写作《怨女》的动机，以及她几番英译中，中译英，持续改写十一年所经历的种种磨难，也略微谈到了我所认为的《怨女》的价值和文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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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避免像只是泛泛而谈，下面不妨就这个话题继续深入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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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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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9月4日，张爱玲在致好友邝文美、宋淇的信中说：“中国人的小说观，我觉得都坏在百廿回《红楼梦》太普及，以至于经过五四迄今，中国人最理想的小说是传奇化（续书的）的情节加上有真实感（原著的）的细节，大陆内外一致（官方的干扰不算）。”[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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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奇化的情节”，“真实感的细节”——这些话不得不令我想到张爱玲早年的个别作品，尤其是《金锁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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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锁记》发表于1943年10月，那年张爱玲23岁。小说登在《杂志》月刊第12卷第2期和第3期。这一年也是张爱玲多产的第一年。《金锁记》之前，其实张爱玲已经发表了《沉香屑——第一炉香》《沉香屑——第二炉香》《茉莉香片》《心经》《封锁》《倾城之恋》《琉璃瓦》及多篇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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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5月，傅雷以笔名“迅雨”写《论张爱玲的小说》，他用张爱玲在其他作品如《倾城之恋》《琉璃瓦》《连环套》中的缺点（他认为的）来反衬《金锁记》所达到的艺术成就，并说：“它（《金锁记》）是一个最圆满肯定的答复……是张女士截至目前的最完满之作，颇有《狂人日记》中某些故事的风味。至少也该列为我们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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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夏志清先生在他堪称欧美英文评论界里“中国现代小说评论”拓荒作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中，给出更高的评价：“张爱玲该是今日中国最优秀最重要的作家。仅以短篇小说而论，它的成就堪与英美现代女文豪如曼殊菲儿（Katherine Mansfield）、泡特（Katherine Anne Porter）、韦尔蒂（Eudora Welty）、麦克勒斯（Carson McCullers）之流相比，有些地方，她恐怕还要高明一筹。”[4] 《金锁记》更被他认为是“中国从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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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锁记》的确是一部极为优秀的小说，在人物的刻画上，曹七巧是可以不朽的文学艺术形象。自己戴上了黄金枷锁，也“用那沉重的枷角劈杀了几个人，没死的也送了半条命”。像她这样变态、极端、阴森的女性——仿佛是在不绝的地狱之火的灼烧中始终哀号不散的冤魂——也几乎为此前的中文作品所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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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本身文学技巧的新鲜讲究，语言表达的丰富灵动，形象塑造的透彻细腻，诸多桥段的深沉与震撼，几十年来也使它逐渐成了被主流文学和普通读者都全面承认的中国最好的几部中篇小说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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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的开头——“三十年前的上海，一个有月亮的晚上……我们也许没赶上看见三十年前的月亮。年轻人想着三十年前的月亮该是铜钱大的一个红黄的湿晕，像朵云轩信笺上落了一滴泪珠，陈旧而迷糊。老年人回忆中的三十年前的月亮是欢愉的，比眼前的月亮大、圆、白；然而隔着三十年辛苦路回看，再好的月色也不免带点凄凉”[5] ——现代派又有意境，与诸多优秀国内外名家名篇的开头相比毫不逊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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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简·奥斯丁的杰作《奥斯菲尔德庄园》这个同样是以“三十年前”起笔的名著的开头，“大约三十年前，亨廷登的玛丽亚·沃德小姐可算是交了好运”[6] 放在一起，气质虽不同，但也不落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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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至今日，我们一般“正统”的文学家和评论家，虽然他们中还有一些人不愿意接受或承认张爱玲的文学地位和她的小说，但如果非要他们说出一篇他认为写得“较好的”张爱玲小说，多半他们也会举出《金锁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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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城之恋》《红玫瑰与白玫瑰》《第一炉香》之类，在一些专家眼里可能会觉得“太轻佻”，如傅雷评论《倾城之恋》所言：“几乎占到二分之一篇幅的调情，尽是些玩世不恭的享乐主义者的精神游戏。尽管那么机巧、文雅、风趣，终究是精炼到近乎病态的社会的产物。好似六朝的骈体，虽然珠光宝气，内里却空空洞洞，既没有真正的欢畅，也没有刻骨的悲哀”；《色，戒》《秧歌》，一个因爱而牺牲了立场，一个因立场而牺牲了爱，政治上“有瑕疵”；《怨女》《半生缘》，很多人知道是《金锁记》和《十八春》的改写，在向来“重故事”而不大“重人物”的中国传统文艺观念那里，也就不值得重视了；张爱玲的人生三书《雷峰塔》《易经》《小团圆》，那是很多人眼里几本专供张爱玲的粉丝们所用的正月十五的猜灯谜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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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锁记》——似乎也只有《金锁记》——才全面符合专家心目中“小说最该有的样子”（不限于五四时期）。旧时代的腐败，吃人的礼教，人被摧残或异化。下笔强有力，场景震撼，文字精彩，饱含着对旧社会的控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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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锁记》像鲁迅小说《狂人日记》《祝福》，像老舍的《骆驼祥子》，也有点儿像《儒林外史》中的某些故事。它围绕一个不幸被命运控制的人书写，看他（她）在围剿或冷眼旁观他（她）的时代游戏中，是怎么终于变成一个令人可叹的悲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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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部小说里，张爱玲也自觉或不自觉地和新文学的正统融合了，写出了一个很能被人接受的、非常彻底地被旧社会和旧式家庭异化的人——曹七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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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王德威所言：“鲁迅的狂人（《狂人日记》）以次，曹七巧大概是中国现代小说最著名的‘女’狂人了。礼教吃人的控诉在女性的身上演出，尤其令人触目惊心。”[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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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胡兰成曾写《张爱玲与左派》，强调张爱玲与左派文学着力于“阶级斗争与革命”不同，后来夏志清也说“她（张爱玲）诚然一点也没有受到中国左派小说的影响”，黄子平更评价张爱玲是“五四主流文学史无法安放的作家”。回顾张爱玲的整个写作版图，说张爱玲是最不为意识形态左右的作家，是一个最有独立文艺观的、最为杰出的异数，恰如其分。但若把张爱玲完全认为是一个自成体系的“真空世界”，那也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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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纳在《艺术哲学》中曾详细阐述一个作品与艺术家、与他所属的同类艺术家家族，以及与当时的风俗习惯和时代精神的关系，并说：“风俗习惯和时代精神对于群众和对于艺术家是相同的。艺术家不是孤立的人。我们隔了几世纪只听到艺术家的声音；但在传到我们耳边来的响亮的声音之下，还能辨别出群众的复杂而无穷无尽的歌声，像一大片低沉的嗡嗡声一样，在艺术家四周齐声合唱。只因为有了这一片和声，艺术家才成其为伟大。”[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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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锁记》写作时，五四运动已经过去了二十四年，新文化运动从1917年发起，更已经过了二十六年。此时的白话文，业已诞生过鲁迅的《狂人日记》《阿Q正传》，郁达夫的《沉沦》、丁玲的《莎菲女士日记》、沈从文的《边城》、巴金的《家》、茅盾的《子夜》、老舍的《骆驼祥子》、曹禺的《日出》、萧红的《呼兰河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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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在《谈音乐》中形容“五四”，把它形容成交响乐，这一段说得好：“大规模的交响乐自然又不同，那是浩浩荡荡五四运动一般地冲了来，把每一个人的声音都变了它的声音，前后左右呼啸嘁嚓的都是自己的声音，人一开口就震惊于自己的声音的深宏远大：又像在初睡醒的时候听见人向你说话，不大知道是自己说的还是人家说的，感到模糊的恐怖。”[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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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的女作家聚谈会上，张爱玲也提到过自己对冰心、丁玲作品的认知。她熟读的小说里，更提到老舍的《二马》《离婚》与曹禺的《日出》。她的母亲坐在马桶上读老舍的《二马》，也被她写进了散文《私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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