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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大学讲演录 中国近代个人观的改变——中国传统中的“个人”与“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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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英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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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英时，安徽潜山人，1930年生于天津。1950年至1955年就读于香港新亚书院及新亚研究所，师从钱穆先生。1956年至1961年就读于哈佛大学，师从杨联墅先生，获博士学位。曾任密歇根大学、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教授，香港新亚书院院长兼中文大学副校长，普林斯顿大学讲座教授。现居美国。著有《汉代中外经济交通》、《历史与思想》、《史学与传统》、《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文化评论与中国情怀》、《中国文化与现代变迁》、《历史人物与文化危机》、《士与中国文化》、《方以智晚节考》、《论戴震与章学诚》、《红楼梦的两个世界》、《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兼论他的学术精神与晚年心境》、《犹记风吹水上鳞——钱穆与现代中国学术》、《现代儒学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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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我想提出的问题，主要是关于自我（Self）的问题，也就是在中国近代思想的变化中，中国人对自我的态度、看法是否有所改变的问题。现在正式写出来的题目是“个人观”，所以我在下面也将略作调整，以免文不对题。好在“自我”与“个人”关系很密切，内容调整并不太困难。现代中国人主要的观念认为传统是压迫我们的、拘束我们的，这也就是鲁迅所谓“礼教吃人”的说法，许多三纲五常压迫我们，现代中国人首先便想要突破这一层礼教的束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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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破礼教束缚的这个问题，并不是从鲁迅才开始的，这种说法，至少可追溯至谭嗣同在《仁学》里所说的“冲决网罗”，可以说是他最早提出主张个人应突破传统文化对个人的拘束，希望使人解放并全面改变传统的文化。谭嗣同虽然没有用“解放”这个名词，不过他说的“冲决”那种突破性是很高的，在这一点上，五四时代的思想家也并没有超过他的思想境界。谭嗣同碰到的不全是政治或社会制度的问题，而是传统中个人如何变得更自由、更解放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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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嗣同的《仁学》与康有为的《大同书》，可以说是互为表里的。这两本书的主要目的是要建立一个全新的社会。那个社会基本上是以西方为模式，那是一个乌托邦，也是一个接近空想的社会。而《仁学》则以“仁”为中心观念，并赋予它以现代的解释和意义。谭嗣同用当时物理学中的以太来解释“仁”，认为“仁”表现中国人的主要精神。当时，中国的思想变化是非常快的，《仁学》写于戊戌政变以前，到“五四”不过二十年，只有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但“五四”时期已没有讲“仁”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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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五四”，真正的个人问题才出现。胡适所主张的个人主义其实是来自易卜生的，他讲个人解放，在沉船危难时应先救自己，为的是日后可以成为有用的人，贡献社会，而不只是为了自己而救自己。这个个人主义并不全是西方式的、孤零零的个人，也不是个人面对上帝时的个人，仍是在中国思想传统中讲个人，“小我”的存在仍以“大我”为依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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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在讲个人主义的同时，他本身的中国文化背景还是十分清楚。例如他提倡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并重视死而不朽的问题。他认为小我会死，大我（社会）不死，此即胡适的“社会不朽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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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虽然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当中最重自由、最强调个人主义的思想家，但仍然强调大我，此乃中国的传统观念：小我必须在有大我的前提下，才有意义。胡适并以现代观念与西方说法融化到中国传统中来解释三不朽：立德（What We Are）、立功（What We Do）、立言（What We Say），这虽是现代中国人的个人观，却仍是在中国传统的脉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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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在论及国家与个人、集体与个人时，则显然偏向西方古典的个人主义。20世纪30年代初期，他在《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中写道：“个人若没自由，国家亦无自由；一个强大的国家不是由一群奴隶所能造成的。”他以西方自由主义中的契约观念（人与国家的关系）强调个人的自由为第一位，人若没有自由，那么人与国家之间的契约便失去了意义，他即是以这样的观念来对抗当时的集体主义的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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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所谈是为了说明：中国近代思想家或学者对于个人问题并没有很深入的探讨，尤其没有谈到“个人”或“自我”在中西文化传统中的异同问题。其实在中国传统的文化里，“个人”或“自我”的观念是很重要的，不论是儒家或道家，特别是道家如庄子，或是佛家的禅宗，皆讲个人精神自由。儒家所谓的“内圣外王”，是指个人先做好本身的修养，才有能力处理外在事务。即使儒家的“修齐治平”也是从个人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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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庄子而言，他的个人自由主张是中国最高的个人自由。萧公权的《中国政治思想史》上提及庄子主张的个人自由，萧先生认为甚至是超过西方个人主义的。这不只是萧先生个人的看法，早在严复翻译约翰·穆勒的《群己权界论》时因为找不到相应的中国观念和名词来翻译Liberty，最后用“群己权界论”来翻译On Liberty这本书的书名，这种在个人和群体的关系中强调自由的观念，其实从严复开始就有了。他在讨论《群己权界论》时还常引用庄子的个人主义思想，说庄子讲的自由，有一部分很像古典自由主义者讲的自由，从这里可以看出，中国的个人主义与西方个人主义的相同点是都向往个人自由和解放，不同点是划分群己权界的方式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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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社会或文化中并不是没有个人自由，但并不是个人主义社会，也不是绝对的集体主义社会，而是介乎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二者之间。以儒家为例，儒家并未忽略个人，例如孟子讲“人心不同各如其面”，亦是注重个性的问题，只是中国人并不以个人为主导。庄子的思想首开个人主义风气，至魏晋时代则是个人主义的高峰期，那时的激烈思想家甚至不要政治秩序。此乃相对于秦汉大一统时强调集体主义的一种反动。例如章炳麟、刘师培等人在日本提倡“无政府主义”，其实便是受魏晋时代“无君论”思想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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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以后，虽有人倡导“个人主义”，但却无人指出个人在社会中应有的位置为何。自清末中日甲午战争至民国以后的对日抗战，这期间中国人纷扰不安，大家关心的主要是救亡图存的问题，只考虑大我、无法顾及小我的问题，特别是小我精神境界的问题。这是五四时代思想的一种性格。传统有关“个人”或“自我”的观念因此没有得到深刻的重视和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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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中国早期接触到的西方是什么样子的西方？首先是船坚炮利。由于西方的科技强大，因此我们必须在科技上超越西方。向西方学习长处的观念，最早为同治时代的冯桂芬，到以后张之洞时代的“西学为体，中学为用”。冯桂芬甚至已经注意到西方的科技是以“算学”为基础。可惜这个思潮并未发展，因此被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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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到李鸿章“洋务时代”，主要工作亦是研究如何赶上西方科技，如：同建许多造船厂、翻译西方书籍。当时所重视的主要为科技及法律（国际法），不过并没有接触到西方文化本身的特质，特别是没有接触到西方的宗教，因为当时传教士到中国来传教，引起很大的反感，尤其是知识界非常反基督教，认为中国教徒是“吃教饭”，而士大夫则只想学西方的船坚炮利，然后才进步到学习西方的制度，例如法政制度，和主要以英国为榜样的君主立宪等。接下来是日本明治维新对中国的刺激。当时中国人介绍西方文化纯以科技为代表，而今日才了解到，科技只不过是西方17世纪以来的一个主流，并非西方文化的全部。中国人完全没有认识到宗教在西方文化中的地位，因此西方人的“自我”或“个人”的意识我们便无从了解。影响所及，我们也没有机会检讨自己传统中的相关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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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个人主义起源于14—15世纪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及人文主义；演变至马丁·路德时，他主张个人与上帝直接沟通，到了卡尔文教派，即所谓的“清教徒”，把个人地位提得更高。美国是清教徒社会，以康涅狄格（Connection）州为例，小孩很早便离家外出闯天下，成人后才回家与父母重新建立关系，以此来证明自己是上帝的选民。这在中国人来说，是很难理解的。而西方人认为人是上帝创造的，人对上帝须绝对的服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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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则以为生命是父母给的，虽然有“天地大德曰生”的说法，但是，“天”的意义太含混，生命的直接来源还是父母，所以中国人讲“孝道”，以家为本位，因此无法发展出西方那种孤立的个人主义——每个人必须直接地面对上帝。所以东西方发展出各自不同的个人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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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如果“孝道”发展到极端，那也是为害很大的。以汉末的孝廉制为例，“孝”成为社会上一种绝对的道德范畴，选人做官的标准不是行政上的能力，而是“孝”这项道德标准。“孝”一旦制度化便趋向虚伪，有的人守孝一守就是二三十年，为的是博取名声，这就违背人性，并不是真性情了，只是一种“假孝”。因此当东汉末年集体主义的名教发展至高峰的时候，另一股反抗的潮流——个人主义因而形成，此即为魏晋时期个人主义兴起的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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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时代反对名教、礼教，讲求自然、个人，人与人之间讲求亲密和谐。例如竹林七贤的阮籍，母丧仍继续下围棋，局毕吐血数升；他也不规避当时叔嫂不语的忌讳，仍与嫂嫂说话告别。由此可看出，个人主义之所以反礼教，是因为礼教已形式化、僵硬化、庸俗化，使人不能呼吸，窒息人的真性情。鲁迅不但欣赏魏晋文章，而且也欣赏魏晋文人的风格。清末民初的名教仍盛行，而形成五四时代主张回到个人、反抗礼教的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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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反抗名教，必须回到个人，讲到个人，必回到老庄，也回到王阳明讲的“良知”，亦即注重个人发展。朱子注重集体社会如何维持，王阳明则着眼于个人良知如何表现。王阳明认为“满街皆圣人”，此即圣人观念的世俗化与淡化，导致晚明以后发生个性解放的思潮，特别是李卓吾一派的“左派王门”。当时阳明学说虽可算是表现现代思潮的一种学说，可惜却未发展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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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五四”受了西方刺激，阳明学说又开始受到注意。梁启超得自康有为在陆王心学方面的启发，十分推崇王阳明，他认为阳明学说是一种具有现代性格的儒家思想。更激烈的人则提倡李贽、何心隐等人的左派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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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嗣同、梁启超这一代深受理学家影响，还十分注重个人修身的问题，甚至胡适在留学时代也还用理学来约束自己。但是修身的观念至“五四”以后则不复见，新文化中多数人物都已认为是古董，不加以理解和注重。而西方宗教传统是靠具有组织的教会得以传衍，教会与政治权威是并行的，宗教再怎么改革，教会是一直存在的，牧师也是专业性的。这些在中国都没有，所以现代中国人的自我失落感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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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的基本经典是四书五经。如朱子的四书，也可算是官书的一种；就连《诗经》亦非全是民间诗歌，大体上是经过采诗官雅化的过程。有人甚至认为五经在汉代相当于今日的宪法，这句话的意义是指它的内容是皇帝都必须遵行的。由于儒家不是独立的有组织的“教会”，经典的传播要靠政府的力量，这就造成了一种特殊的困难，使它在现代世界找不到立足点。“五四”以后中国知识分子很少能平心静气在儒家传统中觅取有关“个人”或“自我”的本土资源，正是因为他们把儒家经典完全看成了代表政府的政治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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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儒家思想史上，“四书”代“五经”而起是一件大事，这是宋代的新发展。宋以后，中国政治社会发生极大的变化，已无世袭封建、亦无大世家门第的观念，社会已走向平等，只有一些地方性的世家，因此，儒家学者必须靠科举考试才能参政，例如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等。天下只有皇帝一家是世袭，宗室已无重要性，宋代宗室中人已多落魄，皆需经考试才能做官，因此产生了士大夫阶级。这个阶级以负起对天下的责任自许。中国也是至宋代开始，士大夫才发展出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范仲淹主张“士大夫”要以天下为己任，必须先自我训练，此即受佛家的影响。这是“四书”兴起的历史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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