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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是如何形成的（增订版） 阅读中国市场经济中的秩序[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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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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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我能写一手不错的中文，但不了解中文语法；又假如我完全不懂英文，甚至没听说过；现在有人拿来一本据说是文笔不错的英文著作让我看，我会怎样？我会发现这些叫做字母的东西乱七八糟，不仅个头高低不一，组合也有长有短，零零落落，不像咱们的中国字，一个是一个，整整齐齐（但是，果真如此吗？请比较一下“一”、“卜”和“鬱”等字——尽管中文被称为“方块字”。因此维特根斯坦说，“不要想，只是看”）。我很难相信这些字母也有一种和中文相似的功能，其中也有秩序。也许反复观察之后，我渐渐发现这些字母拼写数量不一的词确有规律。英文中会不断出现“is”这样的组合，却从来也没有出现过——例如——“iz”的组合。我开始相信其中是有序的。这之后，在他人的指教下，我学会一些英文词的含义，开始背单词，懂得了简单的句子。我发现这些句子也可以有效表现我的感受，甚至表现了一些以前我用中文无法表述的特殊感受。这完全可能，按照语言哲学和语言人类学的研究，我们的感受在很多时候与我们的语言相联系，我们往往因为学习了一种新语言或多或少获得了某些新的感受。请想一想维特根斯坦的关于一种语言就是一种生活形式的论述。此后，我又学习了英语语法和文法，我发现英文中有非常严格的结构、规则，非常有序。不仅如此，由于学习了英文语法，我还发现中文也有类似的语法，尽管不能完全重合；我甚至发现某些中文没有严格的语法，或不合“语法”。但更进一步的学习使我理解了，中文语法或许就不可能与英文完全一致，“中文没有语法”的结论只是我由于试图把西文的文法套在中文上，而这是《马氏文通》以来的一个毛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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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大致是我学习英文以后对中文的感受。大约许多人学习英文也走过这样的历程，或仅仅走了前一部分历程。对英文的从无序到有序的感受转变，是一种切身的经验。然而严格说来，这种经验的改变完全不是由于那个所谓的“客观的”研究对象——中英文书籍——本身发生了什么变化，而是我们自身经历了一种蜕变。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我们经历了两个世界，但这两个经验世界都有（而并非“是”）我们的主观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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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是如何形成的（增订版）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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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天中国社会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发展的转型时期，我同样时常感到并抱怨中国社会中的“无序”，渴求建立一种有序。但我又时常怀疑，我今天感到的中国市场经济进程中的社会无序是否也是，或至少有一部分是，那种学习英文的经验的另一种表现？是在以心目中的某种秩序规则衡量着另一种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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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致说来，当代中国人头脑中至少已经有两种关于什么是社会秩序的“语法规则”。一种是先前的中国社会给予我们的，是长期的计划经济下的社会生活留给我们的；而另一套则可能是我们从阅读西方学者合理化、正当化西方社会秩序的著作，或通过其他途径（包括媒体、留学和出访等）而留在我们脑海中的关于市场经济社会秩序的语法规则。当然，更可能是这样两种印象混合产生的一种“理想的”语法规则。作为知识分子，我们也更可能用后一种关于秩序的规则来衡量中国。因此，我们有了如同当初遭遇英文时的感觉，这也不好，那也犯规，在我们的心目中是乱七八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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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我们感到的混乱仅仅是由于我们没有读懂中国市场经济发展中的有序一面。也许，随着我们对中国市场经济研究的深入，对中国社会理解的深入，我们会发现中国社会的今天其实也是有序的，至少不是那么无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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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曾批评过一些看不惯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人保守，批判他们没有“换脑筋”；我们今天也可能犯同样的错误。上帝并没有因为我们曾指出过他人的错误，或者因为我们在理论上懂得主观对客观秩序的塑造力，而豁免我们犯类似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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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是如何形成的（增订版）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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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只是以我自己的感受为标准，如果说中国目前的市场经济发展并不是如同我们想象的那样无序，如果说它还是一本有语法规则的读本，那么什么是衡量它有无规则的标准呢？社会的接受无疑是最基本的标准。这就和语言文字一样，它不以符合某个先验的语法、章法或文法规则作为其有序或无序的标准，而是以其读者能否理解并接受为标准。在这个意义上，我想，也许我们不应当坚持认为市场经济社会有一种先验的、绝对的有序；只要人们接受它，懂得其含义，一个文本就具有了内在的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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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实话，当我写上面这些文字的时候，我并不很自信。细心的读者可能已经从我用“也许”、“可能”这样的助动词看到我惶惑的心迹。的确，在其他地方，我也曾写道，西方社会中与其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法律制度和社会秩序是“自然”生成的，而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政府推动的。在这个意义上，并且也仅仅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社会发展是不符合“规律”的，是不自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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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种说法，仔细推敲起来，仅仅是因为我们假定或接受了一个假定：社会发展是严格规律的，社会总是按照某种模式发展，必定向着某个特定目标前进。这些理论假定可以说是超越对错的，因为它们完全无法重复验证，甚至无法令人绝对信服地加以论证。但也正因此，我们也就不能把那些被我们冠为“规律”的命题过于当真。在我看来，中国的发展道路仅仅是不符合到目前为止的“常规”，而不是不符合“规律”。常规是对观察到的现象的简单归纳，固然可能反映规律，但不必定等于规律；甚或根本就没有规律，规律也许只是人们的一种概括、总结和抽象，因此是人的创造。而真正伟大的创造往往创造的是范本。一个伟大的作家往往为一个民族创造文法规则，而不是按照即成的文法规则来创造伟大的作品。请想一想路德用德文翻译《圣经》对德国文学的影响，请想一想普希金的作品对后代俄国文学的影响。在这个意义上，政府推动的中国市场经济也同样可以说是自然发展起来的，因此值得我们做的也许首先（但不是全部）是细细研读其中的秩序，而不是、至少不仅仅是用其他规则来评判它的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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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是如何形成的（增订版）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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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说，今日中国社会的有序并非仅仅如同前面所论述的是一个主观理解或解释的问题。我们有理由相信今日中国社会是基本有序的：中国的经济连年高速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就总体来看普遍提高，国力明显增强；尽管许多经济学家对中国的经济问题提出了种种批评和建议，然而他们的自信心，无论是对中国经济发展还是中国经济学发展的自信心，都溢于言表。我很难想象一个经济无序的社会中，或是整个社会无序的国度中，会出现近十几来的（随手借用林毅夫教授等人所著书名）“中国的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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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从经济学和社会学原理上看，在一个没有规则秩序的社会中，人们无法有效地合作生产；在一个缺乏有效规则秩序的社会中，人们也很难长期有效合作，从而创造出巨大的财富，即使短期可能。十多年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绝不可能仅仅是由于允许人们追求财富就自动发生了。韦伯关于资本主义发展所需要的伦理和法律的具体论证也许可以质疑，但他的关于经济发展依赖于规则秩序的洞见是值得保留的；制度经济学对生产的制度结构特别是非正式规则的强调同样应当给我们以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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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也许应当暂缓断言今日中国无序，而应当假定其有序；这是科学研究理解的必要前提，否则我们就会放弃任何理解的努力。我们应当在此基础上发现或解读那些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起了作用的语法规则，而暂且把我们个人的关于什么才是我所希望的偏好放一放（当然，从理论上说，完全放在一边也不可能）。也许我们会发现一些西方社会没有提供的、或者尚未形成理论的经验，进而获得自身观念的转变，改变关于中国社会有序或无序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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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总是认为，西方学者关于秩序的界定不可能已经穷尽了关于一切社会秩序的知识和理论，因为秩序总是具体的秩序。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中国学者有可能发现新东西，并作出自己的贡献。当然，这仅仅是一个假定，但是一个事关紧要的假定，它关系到我们的研究有无存在意义，因此在某种层面上，也就是事关中国学者生命意义的假定。如果西方人已经发现了一切，那么还要我和你干什么呢？因此，这个假定，对有志气的中国学者来说，也许应当成为牛顿理论中的那个“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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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是如何形成的（增订版）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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