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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是如何形成的（增订版） 社会转型中的中国学术[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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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瑟秋风今又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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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了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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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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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1/4个世纪里，放眼看来，实际是过去的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已经发生了一些根本性的变化，并且这些变化如今变得越来越明显。我在其他地方曾经说过，如果从历史上看，当代中国的变化可能是中国自春秋战国之后最大的变化；这也就是李鸿章在140多年前说的，是“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3]李当年说此话时，人们也许会感到有点夸张；但历史的变迁证明了他是真有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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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巨变中，一个重大组件是中国学术的变迁。传统中国社会并非一个“停滞的帝国”，但一直是一个农业社会，社会、政治、经济发展都很缓慢，社会结构则没有什么根本性的变化，甚至看不出有什么变化的可能。在这样的社会中，“三年无改父道”是正常的。处于巨变的春秋战国时代的中国思想家们提出了各种主张，在经历了数百年的各类政治实践之后，到了汉武帝时期，终于形成了表面“独尊儒术”其实儒法并用的政治和文化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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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学术（以文史哲为代表）可以说基本没有越出这种社会背景和学术传统，也大致适应了当时社会的需要。例如，“忠”和“孝”在传统中国更多是作为哲学、道德、伦理学问题讨论的；但从其社会功能来看，则是传统中国社会的政治意识形态，是当时整个政治社会制度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忠”更多是作为政治的社会控制机制；“孝”主要是民间的社会控制之一，间接地也有政治治理的功能；两者合作维系了社会的正常运转。由于当时社会的经济生产方式和社会组织方式基本不变，因此，也必然形成一种“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学术思想和传统。在这种社会制度下，虽不能说不可能产生近代意义上的那种注重社会科学的思想和学术，但确实很难兼容，因为社会需求不大，形成不了规模性的消费，就不可能形成一种学术传统。这种情况在欧洲中世纪也有，只不过当时的学术主流是经院哲学，是对圣经以及其他经典文本的注释和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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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种状况开始变化了。社会的变化引发了学术传统的变化，无论是内容还是风格。最典型的是西学的引入，其中最突出的则是社会科学的引入。作为经验研究的社会科学传统，应当说，主要是在市场经济社会中，在社会变迁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其特点是试图发现社会运作的因果律，目的是预见、控制和改造社会，是知识的发现，而不再是对经典的解释。无怪乎，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学等都是在这一时期进入了中国。[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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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带来了中国学术传统的变迁，也带来了学术传统的某种程度的冲突，特别是对那些介于其间又同时理解这两个传统的一些学者。如果说当年的王国维说“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知其可信而不能爱，觉其可爱而不能信”，[5]最早流露出了传统知识分子在中国现代学术变迁中的困惑，那么到了“五四”运动之后，这种变化就格外明显了。“少读或不读中国书”[6]至少在当时一部分知识分子中成为一种口号。这些口号是激进的。尽管之后常被作政治性解说，但在这背后，不无可能，确实也反映出，许多接触了新学或西学的中国学人已经感到传统学术不能适应现代中国社会变迁的需要。若是从这一角度来看，这个激进的文化口号反映了两种知识类型的冲突，而不完全是激进思想的产物，进而它还反映了社会需求的知识类型已经发生了变化，尽管当时大多数甚或是那些最激进的学人都更熟悉传统中国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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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冲突在一些政治领导人身上也反映出来了。最突出的可能是毛泽东。毛泽东本人非常喜欢旧体诗词，对新诗甚至称“给我三百大洋，也不看”，[7]但他一生不提倡旧体诗，[8]更多作为一种私人喜好。这也可以算是文化的公私领域之划分。但问题是为什么？一种解释可以是，毛泽东看到了这一知识类型变迁的必然性和必要性。这一点在极左的“文革”时期也能看到。1968年毛的“721指示”[9]曾很受重视，但也忽视了其中颇为重要的一点：“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这个说法很有意思。人们可以批评毛泽东重理轻文，有知识偏见；若是同毛泽东发动的“文革”联系起来，也可以理解为一种统一政治意识形态的努力。这是一种理解。但也并非不能从文化上或知识类型上理解。一旦放在中国的社会变迁中来，并结合毛本人对传统文化的熟知和喜好，不无可能，毛认为只有那些强调经验因果律的知识类型才是中国社会变迁、转型和发展最需要的；而这种知识最典型的是理工科的知识。事实上，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受冲击最大的还是文科知识分子群体（当时还没有今天习以为常的人文和社科之区分，严格意义的社科知识分子也很少），理工知识分子群体受到的冲击要小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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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管毛泽东意图如何，他的努力却是不成功的；甚至他的努力还以某种方式构建了一个吊诡现象。在毛泽东时代，尽管受到政治的压制和各个运动的冲击，实际上作家和人文学者的社会地位、生活待遇都颇高，也颇受社会尊重。当时流行的一个比喻是知识分子是臭豆腐——“闻起来臭，吃起来香”。即使受全国性批判，也表明或者是因为这种知识和人在社会中占据了重要位置，令人瞩目；一些学者在“文革”期间和之前的某些悲惨遭遇，其实并不仅仅是政治因素，与社会下层平民的“嫉妒”多少也有关。[10]当时的这种尊重甚至延及今天被划出知识界而称之为演艺界或娱乐圈的人士，例如许多著名演员。即使“文革”期间，这种格局也没有变化——当时文学青年可谓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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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去世之后，知识分子的春天来了；但就1970年代末80年代初而言，甚至一直持续到1980年代中后期，至少就社会能见度看，那个春天更多是，尽管不仅仅是，文科特别是人文知识分子的春天。1970年代末80年代初，文学的滥觞，乃至王蒙大声疾呼青年别都挤在文学的小道上；“文革”后恢复高考，最早几届考分最高的文科学生大都进入了文史哲系，可能有诸多因素，却还是在一个没有就业市场的年代以特定方式表现了人文学科的市场召唤力；以及1980年代中后期的中国式的“文化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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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春天没能持久，而且很可能是中国传统学术（以人文为主）的最后一个春天。到1980年代中期之后，就业市场就开始影响一代大学生的高考专业选择了，文史哲的热潮开始降落；文学失却了轰动效应，“国家正在发生巨大的、历史的变化。社会心态也在变，这种变化必然会反映到文学领域”；[11]尽管这一时期还是出现了“文化热”，但参加者主要还是人文——尽管已经变迁了的——学术传统中的人。就整体而言，知识类型的彻底转变始于1990年代初。标志性事件就是有关人文精神之失落的讨论[12]，这一讨论仍然主要集中在人文知识分子之中。这一次可以说是中国学界作为一个群体的人文知识分子真正感到了社会变迁给传统学术带来了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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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从近代来看，可能没有哪一个时期，作家和诗人，历史学家和哲学家，像1990年代中期以来这么在社会中被边缘化。1920 – 1940年代的文化人何等风光，无论是鲁迅，胡适、郭沫若，还是丁玲、巴金、胡风；其中许多人被当作知识分子的楷模。相比之下，当时的社会科学知识人则较为边缘化。而自1990年代中期以来，可能只有余秋雨除外——但在多大程度上是因为他的学术，或是因为他的其他社会活动，至少是一个疑问。印证作家和传统人文学者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力下降的最重要参照系，是1990年代以来社会科学研究的影响力在中国上升，以及社会科学学者的影响力和社会地位在中国的上升。比较一下1980年代之前中国最有影响的广义文科（包括人文和社科）知识分子和1990年代之后的广义文科知识分子的变化，就可以看出这一点。1980年之前，中国社会中有影响的广义文科学者大都是人文学者，而如今基本是社会科学以及通常被划为社会科学（例如法学和商学）的学者。翻译著作出版中也可以看出这一点；1980年代之前，中国的广义文科翻译基本以人文著作和文学作品为主，而1990年代之后基本以社会科学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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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将这一变迁仅仅看成是学术风气的一时流变，是“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的风水轮回。这一转变与中国社会的转变无法分开，与整个社会的治理分不开，[13]是社会需求带来了这一变化。我们当然可以说社会需求不理性；但是这么长期的不理性，在我看来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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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细致看一看，会发现，即使在社会科学内部也发生了一些学科之外的人看不出来的变化。例如在经济学学科中，经济史就明显衰落了，政治经济学也相对衰落了，至少不那么引人关注了；更为技术化、更为实证、更为经验的微观和宏观经济学发展起来了，还有更为实际的经济政策和产业政策研究发展起来了。法学和政治学的研究也少了一些宏大话语，对学术史的关注同样降低了，学者们更多开始关心技术性或制度细节问题，民主自由问题的讨论也都开始有了更具体、实证和经验的语境。这些变化固然有学术研究增加的原因，但我认为更主要是中国社会本身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学者们或多或少地都遇到了这些问题，因此导致了这些社会科学学科的内部演变，尽管学科之外的人还无法感觉这些。社会学、人类学、国际政治的研究也都有类似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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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一些原先研究文史哲的学者也或多或少地转向了或借助了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或开始谈论社会科学的问题。一部《万历十五年》之所以在1980年代中期之后一直受到许多中青年人文学者的关注，就是一个突出的象征。[14]李泽厚在一封信中概括中国学界1990年代以来“思想家淡出，学术家凸显”的现象，也以另一方式表达了这种转变。[15]作为总体的中国学术正发生一种知识类型的根本转变，不仅在基本格局上，而且在各学科的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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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发这些变化的最根本原因，是整个社会对社会科学的知识需求大大增加了。一些变化是根本性的，无法以依赖传统的人文知识应对由此发生的生活中的问题，这些问题也大都不可能仅仅依靠个人的修身养性或文史哲知识来对付了。那种“天不变道亦不变”的知识品质也已经跟不上社会的急剧变化，“与时俱进”的问题就出来了。笼而统之的知识传统也无法适应劳动分工日益细致的专业人士需要，后者更需要实证的、经验的知识。分工和分层导致的价值多元和共识破碎，还要求更多为之正当化的话语系统，而传统大一统的人文学科知识很难为不同社会利益群体提供足够的话语和意识形态正当性。这些都引发了社会科学的发展，也造就了传统人文科学相对于社会科学的无力和疲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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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认为，中国社会的文科目前处在一个自先秦以来最大的转变。这种变迁对中国学界提出了重大挑战。首先是必须更大力度地促进社会科学的发展，这毫无疑问。其次，人文学科也必须适当调整，不能仅仅重复传统。传统的文史哲其实都很有针对性，往往是经世致用之学，无论是儒家还是法家、兵家，甚至道家、墨家，无论是先秦还是后世的学术。但因为某种“学术”的遮蔽，我们往往不理解这一点。必须强调这种转变也是可能的；但要注意的是，不能迎合时尚，用一些流行的术语来包装人文研究，必须有一个脱胎换骨的转变。第三，就是要实证，人文学科中其实本来就有这一传统，但更要注意现代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包括统计和博弈论。不能总是从宏观上讨论，提一点大概念，一些新词，必须要有验证；但也不能仅仅限于考证。必须将宏观与微观，理论与经验或“史”与“论”结合起来。这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会令我们许多人非常痛苦，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但在我看来，这是社会发展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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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是否认学术对于学术个体的意义。我完全承认这种意义。但是对于学术个体的这种意义最终还是要在社会中接受检验；学术兴衰并不完全是个人才华或追求能够决定的，只要看看神学在近代的总体衰落就可以看出。总体看来，任何特定类型知识的学术，最终说来不可能完全独立于人类之需要，如果它能存活下来或发展起来，一定是因为它在某种程度上或某个层面上反映了人的某种需要，对于人们有某种功用，所有的知识类型都只有在这个意义上并且相对于人才有价值。即使基督教神学也是如此。在这个意义上，仅仅对某个人有价值而无法为他人分享的学术只是一种“私人语言”，而私人语言不可能存在；或者说，说它存在或不存在是一个没有意义的问题。[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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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整个中国的学术发展来说，这种知识的转变和社会科学的兴起也才可能参与真正的世界性学术竞争，因为这是相对说来具有更大可比性的知识类型。而另一方面，这一点也是中国文明重新崛起的需要和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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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这一大背景下，我们编辑了《法律与社会科学》。我们希望以此来加入中国学术的历史转型，更具体地推动法学研究在知识类型上的历史转型。我们将努力推动法学的经验研究和实证研究，推动法学与其他诸多社会科学的教学研究，以及推动以中国问题为中心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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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是漫长的；但，该上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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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6月6日初稿，2006年2月21日定稿于北大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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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原载于《法律与社会科学》卷1，法律出版社，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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