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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法律人的世界 梁启超对卢梭《民约论》的接触、认知及所受影响[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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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泽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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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作为清末新学界之翘楚，梁启超对诸多西洋政理的传入皆有亲历，见证了其从无到有的过程。梁的译述活动，对国人影响颇深，而其知识摄取，某种意义上也体现着当时思想界对西学的容受。梁氏东渡日本后，对卢梭学说有不少讨论，因广泛接触各类政学书籍，于《民约论》之价值、缺陷亦多有了解。本文试从梁启超的知识经验入手，重建其接触、认知卢梭学说之相关史实，借此中心人物的涉猎，考察时人所译西方、日本法政著述，梳理其中关于“民约论”的评述，以对清末学界相应的认知有更深入、周全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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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梁启超 卢梭 《民约论》 东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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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戊戌政变后东渡流亡，借助明治日本的知识氛围，梁启超广泛接触各类新说，由其译述、撰写的文章，也通过各类报刊散播国内，国内人士得以对西洋学理略有所知，多受惠于梁氏等人的译介活动。正如论者所言，梁启超“为二十世纪初论及卢梭最多和最有影响的思想家”，[2]在为《清议报》与《新民丛报》撰写的30多篇相关文章中，梁启超对卢梭的提及便有200次之多。[3]梁启超的思想历为学界所关注，其与卢梭之纠葛也屡被论及。[4]先行研究虽已不同程度地揭示了相关情况，然在史实方面，仍有不少遗缺。近代国人所译卢梭《社会契约论》，以1900年杨廷栋的《民约论》与1918年马君武的《足本卢骚民约论》较为知名，此外还有1935年徐百齐、丘瑾璋的《社约论》与1944年卫惠林的《民约论》数种。梁氏在近代史上声名显赫，其对卢梭著作的译介却鲜为人知。《新民丛报》曾载“上海广智书局已译书目”的广告，即登有“饮冰室主人”所译卢梭《民约论》，并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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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约论之名久轰于我学界，然其书至今未出现，读者憾焉。《译书汇编》旧有译本，尚未及半，而其中讹谬殊多，往往失著者之本意。今饮冰室主人悉心校译，并多加注解及案语，卷首复著卢梭详传及学案凡数千言，详述其哲学学说教育学说，卷末复取近儒驳正卢说者条列之以资考证。诚译界中不可多得之本也，现已成书，不日付印。[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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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民约论》全书重做校译，并详加注解与按语，体现的是梁氏治学的专注，更反映其对卢梭学说之重视。梁对旧译“讹谬殊多，往往失著者之本意”的批评，也与马君武后来的判断甚为一致。[6]《饮冰室合集》的“残稿存目”中记有“译卢梭民约论 四十六页”，或即其底稿。[7]该书最终是否出版，笔者未曾得见，相关研究论述亦阙论于此。[8]基于上述情形，本文试对前后史料试加以钩稽，围绕梁氏本人的知识摄取，重新探究其与卢梭之间的思想关联。鉴于梁在清末新学界的地位，由此中心人物的相关经验，时人相应的认知程度，即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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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东渡前的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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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最受瞩目的学术经历，是在其旅日时期。然早在戊戌之前，康、梁诸人便对“东学”有所接触，卢梭学说进入其视野，亦始于此时。康有为在“自编年谱”中，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条下记述道：“自丙戌年编《日本变政记》，披罗事迹，至今十年。至是年所得日本书甚多，乃令长女同薇译之，稿乃具。又撰《日本书目志》。”[9]1897年，大同译书局在上海创设，梁启超即“托其友韩云台往日本调查采访应译之书，并请深通汉文之日人襄助译事”。[10]虽有学者指出，《日本书目志》并非康氏据所购求的日籍编成，而是出自1893年日本的一份书肆联合目录（即《东京书籍出版营业者组合员书籍总目录》），[11]但不可否认的是，正是通过对东学书籍的涉猎，康、梁的眼界得以开拓。《日本书目志》卷五“政治门”，便录有原田潜的日译本《民约论覆义》。[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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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崎滔天（1871-1922）在其书信中，曾提及康有为及其门人对《民约论》等译著的接触，谓：“康（有为）蛰居于广东万木草堂的家塾教育子弟时，他宛然有如一个小卢梭。他作为理想向弟子们鼓吹的是美国、法国的自由共和政体。他尊重并向弟子们推荐阅读的是中江笃介（兆民）的汉译《民约论》以及《法国独立史》乃至《万国公法》。他视为理想的人物是美国的华盛顿，有时以有见识之吉田松阴自居。他为了鼓舞弟子们的志气，甚至时常将《日本之变法由游侠浮浪之义愤考》作为教材放在案头。总之，当时的康有为实不愧为支那革命界之革命王之人物。”[13]这一说法难以考实，而由相关史料看来，梁启超对卢梭思想的接触，可追溯到时务报馆时期。创办于1896年的《时务报》，为当时新派人士的舆论阵地，梁氏在该报发表《变法通议》等文，也奠定其在言论界的地位。时务报馆聘有译员，广泛采编各国报章，在主笔《时务报》时期，梁即对“世界知识”有所涉猎。[14]其中与《民约论》有关的，是同人所译的《政治泛论》一书，译稿当时并未刊出，唯《新民丛报》后来登载的新书广告，补述了这段旧事——1903年上海广智书局出版麦鼎华翻译的《政治泛论》，《新民丛报》刊登两则广告加以介绍，一则提到：“原著者为美国普连士顿大学政治学教授文学博士域鲁威尔逊，美国新派学者中之泰斗也。”[15]另一则指出：“此书当十年前，上海时务报馆已译成过半，后以事中辍，而其译稿亦复散佚。更阅七八年，尚未得输入我祖国，实遗憾之极也。而至今日本出版之政治书，汗牛充栋，究无能出其右者（就适用于中国学界论）。近两年来，译事盛行，而以本书篇帙之太浩繁也，莫肯从事，蒙滋憾焉。今见此书之出版，不禁为我学界前途酌酒相庆也。”[16]据其所言，时务报馆的译稿既已散佚，然此书“译成过半”，报馆同人得以阅览，当为事实。威尔逊（Thomas Woodrow Wilson，1856-1924）在书中对契约学说多有言及，通过该书的译稿，梁启超在当时已能接触到卢梭的相关观点，并了解到政治学者对他的不同评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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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鼎华所译《政治泛论》，其底本为高田早苗的日文译本。1895年，时任东京专门学校教员的高田早苗将威尔逊著作译出，名为《政治泛论》。[17]威尔逊强调“实事求是，信而有征”的历史本位方法论，[18]反对以先入为主的观念来衡量古昔。基于此点，该著开篇论述“政治之起原”时，即列举了霍布斯、洛克等各家之“原人社会契约之说”，并对之提出辩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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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知上古社会之状态，则契约说亦不得不谓为谬误。上古社会，各人之地位实与生俱来，不可变易，即至今日政治幼稚、未解变通之国，亦不乏此例。此等习惯，无以名之，名之为分限法。其法，僧之子当为僧，工之子当为工，奴之子当为奴，虽有才能卓绝者，断不能超出所生之地位，随所欲为。若欲舍其本来之阶级，而自越分限，则平生之名誉及法律之保护，殆皆失坠。不观幼稚之社会乎，其子虽天才宏富，父虽庸碌无能，于法律上万不能擅违父命，而独行其志，并不能背生平于家族上所遵守之常例及其义务，而擅亲他族。是各人一生之运命，已定于生前，父祖之血肉，即为此人之运命。故斯时社会中苟有一人，越本来之分限者，非独犯社会之义务，且破宗教之义务，而受神人之谴罚。则原人社会非成于契约，而成于分限，固甚明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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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约论之所短，一言以蔽之，曰：“斯说也毫不有历史之根据。”夫太古社会，以分限为基础，何得有个人之势力，既无个人之势力，何由互结契约。彼以契约为社会结合之始，其谬固无待言。且民约论又谓，众人非有尊敬法律之心，以保守契约，则不能成立。不知尊重法律之心，始于近世，政治初起时，必无今日之所谓法律思想，固可决也。上古之所以约束人心者，唯彼此本为亲族，彼此同其祖宗一事，祗知社会全体，不知有个人，个人者即埋没于社会之范围。故苟无所谓亲族之关系，即无协同，又无义务。上古人类之得以结成大群，创立国家者，实非出于调和人权之结果，乃联合血族之结果。即其所以能结合之故，亦由天性习惯，以尊重统治权，亦非由了解道理，而尊重法律也。[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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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威尔逊在正文中未正面提及卢梭，实则卢梭学说亦在其所针对的行列。麦鼎华译本省略了原著所列之参考书目，高田早苗则完整地译出了此项。关于契约说，威尔逊列有ホツブス（霍布斯）、ジョン·ロック（洛克）与ジャン·ジャック·ルウソオ（卢梭）的著作，高田早苗将卢梭所著之书名译为《社会契约论》，[20]已与现行译法一致。威尔逊认为政治起源于家族，说道：“就历史上观之，今日之所谓国者，不外一家之扩张。故曰国者大书家族二字者也。”[21]而国家由家族扩大之说，恰是《民约论》所反对的。[22]梁启超对契约论的接触，最先乃通过不同意见者的论述，在其对卢梭学说的认知中，这种错位也贯穿始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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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甲午到戊戌年间，通过当时国内各类西书译本，梁启超对于天赋人权、自由平等诸义，已有相应认识。[23]而其实质性地接触到卢梭著作，则要到1898年春。是时大同译书局将中江兆民的《民约译解》改名为《民约通义》，与《日本书目志》等书同时发行。[24]《民约译解》以汉文译注，其单行本发行于1882年，仅译出原著四卷中的第一卷。[25]《民约通义》传达了卢梭思想的诸多旨趣，如提到邦国“本于民之相共为约也”，“自由权，天之所以与我，俾得自立也”。[26]另如书中所述，卢梭否定强权政治，认为：“力不可以为权，屈不可以为义，而帝云王云，其权苟不合于道，无须听从也。”强调合法权力“非相共为约，复无别法可求”，而“相共为约”的前提，则是“人咸相等，无有贵贱”。[27]又指出在民约既成之后，皆当以“众意”为依归，“公意之所在，君之所存也”，“若有人不肯循法令，众公出力，必使循而后止”。[28]《民约通义》出版后不久，戊戌政变发生，康、梁等人皆被通缉，大同译书局亦受牵连，[29]其《民约通义》在当时的流传情况难以判断，[30]但当时正对新学孜孜以求的梁启超，对该书理应不会毫无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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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在《饮冰室自由书》中又曾转录深山虎太郎的《草茅危言》，并提到：“曩读《亚东时报》，有题《草茅危言》者，日本深山虎太郎君所撰，为篇凡三，曰民权，曰共治，曰君权，皆源本泰西硕儒政体之论，切中中国时病。”[31]深山虎太郎本名山根立庵（虎之助），于1898年来华，任《亚东时报》主笔，[32]与大同译书局诸人亦有交往。[33]《草茅危言》登载于《亚东时报》第三期，其“民权”篇即论述了天赋人权、权力出自于民的政理，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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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受生于天，天赋之以能力，使之博硕丰大，以遂厥生，于是有民权焉。民权者，君不能夺之臣，父不能夺之子，兄不能夺之弟，夫不能夺之妇，是犹水之于鱼，养气之于鸟兽，土壤之于草木。故其在一人，保斯权而不失，是为全天；其在国家，重斯权而不侵，是为顺天。勿能保，于天则为弃；疾视而侵之，于天则为背。全顺者受其福，而背弃者集其殃。何者，民与权俱起，其源在乎政府以前，彼宪法云、律令云，特所以维持之，使无失坠，非有宪法律令，而后有民权也，故国人皆曰政府可设，而后政府设；国人皆曰政府可废，而后政府废；国人皆曰宪法律令可行，而后宪法律令行；国人皆曰宪法律令可革，而后宪法律令革。国家大事措施得失，阖四境之民平议而行其权，盛矣。唯人心之不同，利害交错，莫能画一，且各有生产作业，不能亲政，为古今通患，于是立资（贤）者，以为之王，以为之辅相，借之以柄，以齐整天下，故君相之权，固假之万民，非自有其权也。柳宗元曰，吏于上者，民之役而非以役民而已。西人之谚曰，官吏者天下之公仆也。若以民之役役民，以奴仆鞭棰其主人，则不伦孰大于是。[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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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所表述的理念，皆有着西洋民主学说的思想渊源，《亚东时报》编者在文末的附识中即谓该文“民权一章，似专祖述泰西民约论”。随着东学知识的传入，“民约”一词也渐出现于国内报刊，并进入汉语词汇之中。上文所举的诸种文献，或不足证明梁氏当时受到“民约论”的影响，但就增进对其知识经验的相关了解而言，则不无裨益。梁启超对卢梭学说更为集中的论述，仍要待到其旅居日本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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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东学背景下的卢梭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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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传播的卢梭学说，明治日本是其主要的知识来源。首届驻日使节何如璋、黄遵宪诸人，即已通过日本学者及其相关著述，接触到卢梭的民权思想。[35]梁启超曾论述“东学”之于近代中国的意义，谓：“日本庆应至明治初元，仅数年间，而泰西新学，披靡全国。……戊戌、庚子以还，日本江户，为懋迁新思想之一孔道，逾海负笈，月以百计，学生阗黉塾，译本如鲫鱼，言论惊老宿，声势慑政府，自今以往，思想界之革命，沛乎莫之能御也。”[36]梁氏流亡日本后，也参与此潮流之中。旅日生涯带给梁启超的最大变化，即为知识视野的扩充，如梁氏所言：“日本自维新三十年来，广求智识于寰宇，其所译所著有用之书，不下数千种，而详于政治学、资生学、智学、群学等，皆开民智、强国基之急务也。”他自称“既旅日本数月，肄日本之文，读日本之书，畴昔所未见之籍，纷触于目，畴昔所未穷之理，腾跃于脑，如幽室见日，枯腹得酒，沾沾自喜”。[37]梁启超曾对国内译界深表不满，对明治新学则颇景仰，提到：“今日本书会，凡西人致用之籍，靡不有译本，故其变法，灼见本原，一发即中，遂成雄国。”[38]如今亲临其地，两相对比，其振奋之感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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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及抵日后的相关活动，梁氏自称“其经手所办之事，曰《清议报》，曰高等学校”。[39]所谓“高等学校”，即创于“己亥七月”（1899年）的东京大同高等学校。[40]就宗旨而言，该校实际为湖南时务学堂的延续，唯在新学资源方面，条件远为优越。[41]梁启超撰有《日本横滨中国大同学校缘起》，谓“斯学之设，非徒教旅日后来之秀，亦以备西学东道之供”，认为明治日本国势渐强，“皆在遍译西书，广厉学官之故”，应为中国所取法。[42]借着日本的开国风气，学校诸生得以广泛接触新学，梁氏勉励其“集寰宇之智识，拯宗国之危阽”；[43]校长犬养毅亦嘱咐诸生：“务须进而求通欧人各种学问。”[44]因其办学成效显著，各地多效仿增设。在梁启超等人的倡导下，神户、东京也开办了大同高等学校。[45]东京大同高等学校的《公启》指出：“日本为东洋先进之国，泰西之新思想新智识，普遍旁塞于国中。学日本之学，虽未敢谓能尽泰西之学，而取之以强我中国，则有余裕。”[46]从该校所拟刊行的讲义录中，亦可见其知识视野之开拓，以及新学氛围之浓重，讲义录包括世界文明史、人群发达史、政治学、泰西学案、论理、日本语言文字、日本各学校讲义，以及中外哲学、中外近事及诸生札记。[47]康有为也向诸弟子提到“卓如创翻译学堂于日东京”，并称：“日本自维新以来，东西新学，皆有译本，读之极易。学堂又有东西文教习，听人审择，其京师学生十万，又可与其人士相上下议论。睹其国俗，可望开人瞀议，发扬朝气。”[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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