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2725044
三、少杀政策之复苏
1702725045
1702725046
1997年3月14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修订了1979年《刑法》,颁布了我国第二部刑法典——1997年《刑法》。1997年《刑法》对原有的死刑规定,做了一些修改和调整。这些修改、调整反映出立法者在死刑政策上的犹豫、徘徊。这一方面表现为死刑适用范围有某些缩小,另一方面又维持现行死刑政策不变。
1702725047
1702725048
1997年《刑法》在总则中对死刑的修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修改了死刑适用的基本条件,将1979年《刑法》的“罪大恶极”修改为“罪行极其严重”(1997年《刑法》第48条)。(2)缩小了死刑适用对象的范围,即删除了1979年《刑法》“已满16岁不满18岁的,如果所犯罪行特别严重,可以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规定,将不满18周岁的犯罪人完全排除在死刑适用范围之外(1997年《刑法》第49条)。(3)放宽了死缓减为无期徒刑或者有期徒刑的条件、严格了死缓犯执行死刑的条件:将死缓减刑条件由1979年《刑法》的确有悔改或者确有悔改并有立功表现,降低为没有“故意犯罪”;将死缓期满立即执行死刑的条件由“抗拒改造情节恶劣、查证属实”,修改为“故意犯罪”(1997年《刑法》第50条)。
1702725049
1702725050
通过以上修改,1997年《刑法》做到了对未成年人不适用死刑,提高了死缓减为无期徒刑或者有期徒刑的可能性,从而缩小了死刑的适用范围,降低了死缓犯被实际执行死刑的数量。并且在程序上,1997年《刑法》重申了1979年《刑法》关于死刑核准权的规定。对总则的这些修改体现出立法者努力限制死刑适用的旨趣。
1702725051
1702725052
在刑法分则中,1997年《刑法》削减了盗运珍贵文物出口罪、流氓罪、破坏武器装备军事设施罪等少数几个死刑罪名。更为重要的是,调整了死刑罪名适用死刑的条件,主要表现为:(1)提高某些犯罪的死刑适用标准,如贪污罪、受贿罪【8】。(2)明确某些犯罪判处死刑的标准,如盗窃罪、抢劫罪、强奸罪等【9】。另外,1997年《刑法》还将战时残害居民、掠夺居民财物罪(第446条)的犯罪构成要件修改为仅限于战时,并且在该罪的法定刑中增加了10年以上有期徒刑的量刑幅度。经过以上调整,1997年《刑法》中的死刑罪名最终定格在68个,占罪名总数的16.5%,较之1979年《刑法》的22%与1997年《刑法》修订前的31%的比例,是20年以来最低的。
1702725053
1702725054
另一方面,1997年《刑法》中的死刑罪名又广泛分布在渎职罪之外的其他9章犯罪中,死刑类罪高达90%。至于死刑罪名的个数,尽管从数量上看有所下降,但是1997年《刑法》的死刑罪名与原有的死刑罪名(80个左右)在实质上并没有大的变化,数量上的减少主要是立法技术所致。正如主持这次刑法修改的王汉斌(时任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在八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订草案)的说明》中所说,“这次修订,对现行法律规定的死刑,原则上不减少也不增加”。
1702725055
1702725056
从上述可见,1997年《刑法》对死刑罪名的调整,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刑法广泛适用死刑的状况。那种认为1997年《刑法》较大幅度地削减了死刑罪名的说法【10】,是不能够成立的。至于对死刑罪名的死刑适用条件的修改,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限缩死刑的实际适用范围,但是,这种立法调整所带来的死刑适用范围的限缩是非常有限的,除盗窃罪之外【11】,其他的死刑罪名调整与其说是为了限制死刑适用,还不如说是对罪刑法定原则之明确性要求的体认,以及提高刑法操作性的努力。不过,也应当看到,虽然1997年《刑法》基本维持了既有的死刑规模,但是它并没有完全继承1981年以来的死刑立法现状,毕竟还是削减了几个死刑罪名。这种变化、尽管是微小的,却已经表明,1981年以来的死刑扩张适用的趋势在1997年《刑法》中戛然止步了!
1702725057
1702725058
纵观1997年《刑法》对死刑的修改与调整,可以看出,在总则中表现出了一定的限制死刑的趋向,而在分则中则基本上是“裹足不前”,致使整部法典在限制死刑问题上的步调并不一致,这反映了立法者在死刑政策上的犹豫。
1702725059
1702725060
值得注意的是,1997年《刑法》实施之后,我国又陆续颁布了五个刑法修正案,尽管个别规定提升了相关犯罪的法定刑,但是尚未出现增加死刑罪名的情况。这与1979年《刑法》生效之后大幅度增加死刑罪名的情况相比,无疑是一个可喜的信号。尤其是在某些司法解释中,还出现了限制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规定。这些变化表明,我国建国初期实行的行之有效的少杀政策出现了复苏迹象。
1702725061
1702725063
四、少杀政策蜕变之原因
1702725064
1702725065
综上所述,我国建国以来的死刑政策及其变化,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1702725066
1702725067
第一,不废除死刑。这是迄今为止我国死刑政策的基点,或者说是我国在死刑问题上的基本立场。
1702725068
1702725069
第二,少杀政策曾经一度被死刑扩张适用的多杀政策所取代。在1979年《刑法》生效之后至1997年《刑法》颁布之前,我国的一系列刑事立法例使死刑罪名大量增加、死刑核准程序弱化,事实上已经脱离了1979年《刑法》所体现的少杀政策。
1702725070
1702725071
第三,1997年《刑法》止住了死刑扩张的势头。1997年《刑法》对死刑的原则上的限制、具体规定上的维持死刑罪名规模,以及1997年之后的种种举措,如加入联合国《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新的立法例未增加死刑罪名、决定最高人民法院收回下放的死刑复核权等,均表明死刑扩张的趋势已经停止。目前,我国的死刑政策正处于调整期:一方面,还维持着现有的死刑立法不变;另一方面又表现出力图回归少杀政策的倾向。因此,是沿着1979年《刑法》之后的死刑扩大化的道路继续前进,还是重新回到严格限制死刑的少杀政策,以至逐步废除死刑,是当前我国死刑政策面临的重大抉择。
1702725072
1702725073
上述我国死刑政策变化的原因,可以从死刑的扩张适用与停止扩张两个不同的角度去分析。
1702725074
1702725075
(一)死刑适用扩张的主要原因
1702725076
1702725077
(1)犯罪率居高不下的态势。从严格限制死刑的少杀政策到扩张死刑适用的政策的演变,其现实根源是犯罪的变化。从20世纪50年代的百废待兴、经过十年动乱,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的犯罪状况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尤其是1979年《刑法》颁布后,改革开放大幕的拉开,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发生了重大变化,伴随着国家体制转轨、社会转型,犯罪、尤其是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刑事犯罪和严重破坏经济秩序的犯罪大量增加,犯罪率持续上升,社会治安状况恶化。来势汹涌的犯罪浪潮,一方面迫使决策者在没有其他有效的犯罪控制策略可以选择时倚重“严打”,这直接导致了死刑的扩大使用;另一方面,居高不下的犯罪率也使决策者难以下决心大幅度削减死刑罪名【12】,这是我国现阶段刑事立法维持即有死刑规模的直接原因。
1702725078
1702725079
(2)“治乱世用重典”的重刑观念。“刑罚世轻世重”,“刑新国,用轻典;刑平国,用中典;刑乱国,用重典”(亦被称为“三国三典”)是我国历史上非常有影响力的刑罚思想。其渊源可以追溯至西周奴隶制时期,其核心内容是强调刑罚的轻重应随形势的变化而变化。“三国三典”的理论和实践,被融入中国传统政治理论中,成为中国传统政治智慧的一部分,对后世各朝各代用法有很大的影响。特别是“重典治乱世”的理论,多次成为实施严刑峻法的理论依据。【13】历史上的治国理念,在当代中国仍然有生命力。面对犯罪率居高不下、社会治安状况恶化的“乱世”,决策者选择加重刑罚、扩大死刑适用的策略,便是“治乱世用重典”思想的生动体现。
1702725080
1702725081
(3)“杀一儆百”的奢望。面对“乱世”选择“重典”,深层原因是对死刑威慑功能的夸大与迷信。所谓“杀一儆百”,实际上是对死刑威慑功能的形象描述。对“杀一儆百”问题的思考,必然引出死刑是否具有威慑功能以及具有多大的威慑功能的问题。现在一般承认,死刑是具有威慑力的;但是,“杀一能否儆百”,即死刑是否具有最大的威慑力,则是一个难以用科学方法证明的问题。在没有证明死刑具有最大威慑力的情况下,寄希望于死刑的威慑功能、以期收到“杀一儆百”的预防犯罪的效果,便带有一定的迷信色彩。中国在过去二十年间对死刑的扩张适用,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对死刑威慑力的迷信所致。
1702725082
1702725083
(4)对“平民愤”、“得民心”的倚重。以死刑平民愤、以死刑得民心,是中国刑法保留死刑与扩张死刑适用的一个重要原因。早在1951年,毛泽东就曾经指出:“对于有血债或其他最严重的罪行非杀不足以平民愤者和最严重地损害国家利益者,必须坚决地判处死刑,并迅即执行。对于没有血债、民愤不大和虽然严重地损害国家利益但尚未达到最严重的程度、而又罪该处死者,应当采取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强迫劳动,以观后效的政策。”【14】邓小平1983年也指出:“刑事案件、恶性案件大幅度增加,这种情况很不得人心。”【15】“现在是非常状态,必须依法从重从快集中打击,严才能治住。搞得不疼不痒,不得人心。”【16】在两位领导人的论述中,平民愤、得人心是适用死刑的重要考量因素。
1702725084
1702725085
(二)死刑适用停止扩张的主要原因
1702725086
1702725087
(1)重刑实践的失败。恰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况且历史和统计科学非常清楚的证明,从该隐以来,利用刑罚来感化或恫吓世界就从来没有成功过。适得其反!”【17】如上文所述,渴望用重刑将犯罪打下去、渴望用杀一儆百来控制犯罪,是死刑扩张适用的重要原因,但是,残酷的现实证明这种努力是失败的。多年的重刑实践并没有使犯罪率降低,相反,从整体上看,中国的发案率始终是处于上升之中。并且,死刑这种以国家法律名义实施的杀人,对于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并不是一件很光彩的事情,它除了给我们国家带来国际社会上的谴责和压力之外,不会为我们带来更多的实际效益。重刑实践的失败以及其高昂的社会代价,迫使决策者进行反思。
1702725088
1702725089
(2)香港、澳门的启示。香港和澳门在回归祖国之前,均已废除了死刑【18】,但是社会治安并没有因此而恶化,这两个地区依然保持着经济的繁荣与社会的稳定。香港和澳门对死刑的态度与实践,对于倚重重刑、死刑控制犯罪、维持社会秩序的大陆来说,既是冲击又是启发,即死刑的废除并不会引起社会治安的恶化,死刑对于控制犯罪并不是那么的不可或缺!并且,尽管中国的法律已经进入了以“一国两制”为特征的法律制度多元化的时期,但是在死刑问题上大陆与特区截然不同的立场与实践,不仅具有强烈的理念上的冲击力,而且在实践中可能加剧港澳地区与祖国大陆刑法的冲突,为区际刑事司法协助增加难度。这也会迫使祖国大陆对过往的死刑政策进行反思。
1702725090
1702725091
(3)国际社会废除死刑的发展趋势的影响。废除死刑已经成为世界范围内一股强大的潮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始终以积极的姿态出现在国际舞台上,对于国际惯例、国际发展潮流始终保持高度敏感,与国际接轨几近成为一种思维定式。国际范围内废除死刑的运动,尤其是我国签署了有关死刑的国际公约,都必然对我国的死刑政策产生影响。1997年《刑法》以及1997年之后的立法没有继续扩张死刑的立法例,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受国际上废除死刑运动的影响。
1702725092
[
上一页 ]
[ :1.702725043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