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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道隣法政文集 周室的仁政[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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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的哲学思想，以“仁”为中心，政治学说，以“周”为理想，本是儒门内的老生常谈。这两者虽然在逻辑上没有其必然的关联性，但是以“周室”代表“仁政”，在中国人的论著中，两千多年来，似乎是一直如此。可是，最近一连出了两篇翻案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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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公权先生在他的《中国政治思想史》1954年版中，说“周政”有“法令滋彰”的倾向。因为“周礼六官，定制綦详。大司寇县法象魏，事近任法。观礼记仪礼所记之节文，诚有礼烦之感。读尚书大诰，统制多士，多方，康诰酒诰诸篇，更觉周人开国气象之中，肃杀之威，多于宽厚之德。”因之“周人殷民”，“以征服者压制亡国遗民之通例推之”，则其“实行‘刑新国，用重典’之政策”，大有可能。（63、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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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刚伯先生《法家的渊源、演变及其影响》一文（自由中国第十七卷七期，民国四十六年十月中），说“周人是一个纪律严，赏罚明，效率高，武力强的民族；而用严刑峻法来部勒全民，使其过一种集团生活，便是姬周开国的大政方针。”（1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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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论证，大约可分为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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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公在《康诰》里，指示康叔治卫的方针，不外“敬明乃罚”，在《酒诰》里，以死刑禁酒，更是“千古少有的酷刑”。康叔后来回中央做司寇，可知“卫自始便是用康诰，酒诰的教训为施政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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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孔子说过，“夫晋国将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经纬其民，卿大夫以序守之，民是以能尊其贵，贵是以能守其业”，可见“唐叔所受于周而行于晋的法度，该是何等的严密苛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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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毛诗唐风仅十二首，却是忧怨之什，几达半数。季札一听，便叹其“思深哉！何忧之远也！”、“晋国强盛，而一般平民竟会思深忧远，则其身所受，非极权统治而何？”（以上皆见1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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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沈二君之说，我皆未敢赞同。现在分几点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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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古代实际的政治情形，第一应当注意的，自然还是正史。照史记的记载，周先的公刘和太王，都是“积德行义”之君，太王以不忍“杀人父子而君之”，才迁国歧下。文王更是“笃仁，敬老慈少，礼下贤者”，曾献洛西之地于纣，以请去炮烙之刑。国内“耕皆让畔，民俗皆让长”，使前来争讼的虞芮之人，自惭而去。武王“修文王绪业”，伐纣克商。“释箕子之囚，表商容之闾，散鹿台之财，发钜桥之粟。纵马于华山之阳，牧牛于桃林之野，振兵释旅，示天下不复用。”成王绌殷命，袭淮夷，“民和睦，颂声兴”。康王得召公毕公之辅，知王业之不易。“成康之际，天下安宁，刑错四十余年不用”。（以上皆见《周本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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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武成康，四代都是仁德之君，不但史记上的记载是如此，其他周秦两汉时代的书籍，所记载的似乎也莫不如此。诗书论孟，固不必说，此外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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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墨子引《泰誓》上文王若日若月之言，以赞文王之兼爱天下之博大（兼爱下）；称文王举闳夭泰颠于置罔之中（尚贤上）；说武王染于太公周公，而为天下仁义显人之所必称（所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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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庄子称文王迎臧大人而授之政（田子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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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荀子称文王载百里地而天下一（仲尼）；武王以百里之地义立而王（王霸）；禹汤文武为仁义之兵（议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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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吕氏春秋赞文王辞千里之地，以请去炮烙之刑（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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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淮南子述武王之伐纣及周公之服四夷（皆见泰族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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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管子称殷民举首而望文王，愿为文王臣（形势解），以及武王之有臣三千而一心（法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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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晏子春秋称文王修德而不以要利（内篇问上第二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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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书籍，对于周初的君王，无不是赞扬其仁德，甚至于偶尔可能还有点过实之处，例如淮南子说成康二王，“继文武之业……非道不言，非义不行，言不苟出，行不苟为，择善而后从事”（主术训），但从来没有哪个人说过他们是刻薄寡恩。所以“周室”和“仁政”两词，在古人字汇中，几乎成了同义字。汉宣帝回答他太子之谏，说：“汉室自有制度……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汉书元帝纪）。唐武后时，周矩上书，说：“周用仁而昌，秦用刑而亡”（新唐书·刑法志），这些话，都很明显的说明了过去人对于周朝政治的一般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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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要谈周室初期的政治，自然一切要看开国时的几位君臣。现在我们把文武周召四人，就古书中所记载的，观察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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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文王是以“小心翼翼”（大雅·文王之什，大明）、“慈和”（祭公谋父语，史记·周本纪）、“惠和”（司马侯语，左传·昭公四年）等见称的。他“视民如伤”（孟子·离娄下），当时人称“文王之民，无冻馁之老者”（尽心上）。所以伯夷和太公，这两位“天下之大老”，先后闻而归之（尽心上）。他后来“三分天下有其二”（论语·泰伯），但仍然“帅殷之叛国以事纣”（左传·襄公三十一年）。孔子对之，十分赞叹，说“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矣”（论语·泰伯）。他曾告诉过武王说，他一生所服膺的，是“厚德广惠，忠信爱人……不为骄侈，不为靡泰，”（汲冢周书，文傅解）。在他死过了六百多年之后，人们还一直在说“文王之功，天下诵而歌舞之……文王之行，至今为法”（北宫文子语，左传·襄公三十一年）。所以无论如何，文王应该不会是提倡严刑峻法的第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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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武王也是一个“有盛德”之人，（诗经·大雅，下武序）他“纉太王王季文之绪”（论语·中庸），而“能广文王之声”（诗经·大雅文之声序），看他事父之道，就依文王之事王季，“帅而行之，不敢有加”（礼记·文王世子）。周书泰誓里，记载他的许多话，如同“予小子夙夜只懼”，“吉人为善，惟日不足”，“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百姓有过，在予一人”，“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无罪；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无良”，他伐纣到了殷郊之时，袜系自解，他左释白羽，右释黄钺，勉自为系（吕氏春秋）不苟。克殷之后的许多善政，前面已经略述。践阼三天，太公授以丹书之训，他“惕若恐懼”，退而为铭于各种器物及起居坐卧之处，以自警戒（大戴礼，武王践阼）。还镐之后，他“忧未定天之保安”，彻夜不寐，和周公讲了许多戒慈恐懼之词（史记·周本纪）。孟子曾以“至仁”许之“以至仁伐至不仁”。（尽心下）所以他也不像是一个提倡严刑峻法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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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周公无疑是周室初建时最重要的人物。他在武王病重的时候，曾经向太王王季文王祷告，愿以身代武王（尚书·金滕）。武王死后，他行天子之政七年，“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起以待士，犹恐失天下之贤人”（史记·鲁世家）。成王长大，他反政成王，北面就群臣之位（史记·周本纪）。尚书《无逸》记载他的话，有“乱罚无罪，杀无辜，怨有同，是丛于厥身”几句，这岂是主张严刑峻法的人所能说出来的？孔子对于周公，最为倾倒，曾有“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之叹（论语·述而）。孔子是殷人之后，一生提倡仁心仁政之人。如若周公曾经用重典以压制亡国遗民，而孔子只为了要作“周之顺民”，（萧君思想史，57页）就不惜故意对之诵扬如此，又何以为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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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召公在周室的地位，是仅次于周公的。（乱臣十人，以周召为首：尚书，秦誓，孔氏传）他是文武成康的四朝元老。他曾以文王之教，治理南国，而风化大行，看毛诗召南里的几首诗歌，真是太平盛世，而《甘棠》三章，充分说明了他的遗爱在民，尤为千古美谈。只就此一端而论，他就不会是一个主张严刑峻法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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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朝开国时的四位君相，文武周召，都不会是主张严刑峻法的人，那么，周人严刑峻法之说，就非常缺少根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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