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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的门前 第三节 大赌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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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某些人，律师是每天的必需品；而对另一些人，需要律师就像需要一次大手术，是巨大的恐怖。委托人雇请了一位律师，通常就觉得万事大吉了，其实，律师不仅必须为案件做好准备，而且还要使委托人鼓足勇气打持久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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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获知我将与怎样的人合作，我给自己的所有新客户一个简单的精神压力测试。首先，我让他们尽可能告诉我所有关于他们自己及其案件的事情，然后利用这些信息，劈头盖脸地侮辱、讽刺他们。一些人垮了，回家了，再也没回来，只有严肃认真善于论争的人留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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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判是两个律师之间的较量，看谁的神经更坚强，谁的当事人更有必胜的信念。人们相互控诉是为了施加痛苦，这是自然而然的。在某种程度上，审判意味着报复。然而，对当事人而言，诉讼不仅是一种复仇形式，它们已经成为发财致富的门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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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世纪前，正义是由我们自己去实现的。如果有人伤害你，你就伤害他。没有律师，没有法官，没有陪审团，一般说来，结果是迅速的、终局的。对公正的急不可待，还刺激着人们在法庭上打出个结果来，只是今天，人们才用较长的时间看到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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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延的原因之一在于法律过程本身，在美国，任何人都可能为任何有效的理由而起诉你；另一个原因是利害攸关的经济回报。法庭的一个主要职能就是通过重新分配财富将善与恶区分开来。如果某人伤害了别人，并且被裁定应当承担责任，那么他必须赔偿。如果一家公司的产品损害了某人，而且该公司有过错，那么它也必须赔偿。几乎每个去法院打官司的人都期望带着钱走出法院的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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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因为，一次诉讼就是法律经济中的一项投资。将某人诉至法院，并不是一种简单的敌对行为，它是律师及其委托人的一次复杂的资本冒险。只要浏览一下各大报纸，就不难发现打官司是多么有利可图。如果没有官司可打，律师除了写写遗嘱和搞搞不动产，就无所事事了。人们惧怕起诉和被诉，而只要有惧怕，律师们就会为它寻找更快更好的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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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得最起劲儿的，要属损害赔偿案律师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们为寻找客户，恨不得把大街小巷都用梳子梳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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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追着救护车到医院并等在急救室外，这情景成为民间法律文学的一部分。显然，任何自尊的救护车尾随者，都不愿被人看到时至今日他们还在以这种方式兜揽生意。一些律师付钱给警察和医务人员，让这些人在事故现场为自己分发名片；另一些律师雇用“托儿”，让这些人去医院巡视，寻找官司有的可打的患者。“托儿”们利用报上登载的六七位数字的损害赔偿的故事，诱使患者签署委托书，从而获得酬金。这种做法在大多数州是违法的，但每年仍然有几百万这样的生意可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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撇开方法不论，专打损害赔偿官司的律师，为委托人提供了一种变不幸为金钱的法门。像中世纪号称点铁成金的术士一样，他们兜售的是暴富的许诺。此外，还有一条心理纽带将律师及其所代表的人联结起来。每天都有人受伤害、被欺侮，世上其他人可能对他们折断的骨头和破碎的心灵漠不关心，而律师则不仅倾听他们的悲怨，还使他们成为关注的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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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大多数人聘请律师和聘请医生的理由一样，都是为了修复他们生活中某些受损害的部分。但在法庭上，损害要让陪审团看得见，因而胜诉总是有赖于律师如何动听地描述当事人的故事，而无论这个故事多么不可思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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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内·凯茨是我所熟悉的纽约人身损害赔偿律师，他说自己相信“现实的痛苦”。痛苦，除了亲身体验者外，是抽象的。为了说服法庭相信他的当事人所遭受的苦难理所当然应该得到赔偿，律师不得不生动地描述一幅煎熬与悲伤的图景，生动得使陪审团无法拒绝赔偿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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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律师在法庭上连哭带嚎地传达他们的信息，另一些律师则带来成群结队的专家证人。曼内·凯茨的招数是制作名叫《某某生命中的一天》的写实录影带，表现了他的当事人，一位领福利救济的母亲，在有代表性的一天里照料一个严重痴呆的婴儿的情景，而与此同时，她的健康的孩子们正在背景里欢蹦乱跳。她正在控告孩子出生的医院，诉称医生们在她分娩时使孩子发生了窒息。这是一起复杂的案件，索要几百万。6位医师出庭作证，但陪审团需要看的唯一证据就是这部影片。影片播完后，陪审团的绝大多数已经泪流满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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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审团特别易受悲惨电影的影响，毫无疑问，影像能够最有效地传达信息。然而，在律师群体中仍然残留了一些有语言纯正癖的人，他们依靠口头的表达来达到目的。让没有偏见的陪审团对一个真正需要帮助的人置之不理是不容易的，但是，对某人寄予同情与给他50万美元又是有区别的。为此，律师要把一个悲伤的故事讲得如此具有感染力，以至于唯一的同情反应就是现金。拥有这一技巧的大师之一是曼哈顿的律师列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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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描述失去的收入时，列万的声音会深情地哽咽。他能让汽车挡泥板的损坏听起来像是世界末日。在一个案件里，他代表一个在事故中被锯掉双臂的男人。被告在早上进行了法庭辩论后的总结陈词，下午轮到坚信想象的力量的列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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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士们，先生们，”他向陪审团发言了，“我刚刚和我的当事人一起用过午餐。”然后，他一字一顿地说：“他……像……狗……一……样……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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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号。这就是他全部的总结。陪审团目瞪口呆地静坐在那里，想象着那顿午餐的情景。在评议了不到半小时后，给了列万的当事人所有想要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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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万如此优秀，以至于可以靠出卖他在法庭上最后陈词的录影带赚取外快。他每次陈词后都有人涕泪滂沱。一些律师买回这些录影带，逐字背诵他的话语。然而，没人能复制列万全能的悲剧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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坠机、火灾和建筑物倒塌就是为那些懂得如何创造一个案件的律师准备的。贿赂医生夸大伤情是抬高赔偿金数额要求的通行做法，一些律师为了赚钱甚至公然蔑视医学。1986年，位于波多黎各的一家度假旅馆起火烧毁后，灾难大师梅尔文·贝雷被罚5千美元。他代表一个死去的男人提起诉讼，诉称其妻在火中受伤，未能“履行她作为配偶的义务”，并引证了由于这女人丢掉工资而使家庭收入遭受的损失。一位稳重的法官确认，这个男人不可能授权贝雷起诉，因为在本案开始时他已经死去12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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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悲的是，这些鬼把戏到处都在上演。当律师费以律师为当事人打回多少钱为依据时，这些鬼把戏尤为猖獗。想想那个没有必然收益的诉讼绩效收费制度，如果没有这一制度，穷人在法庭上何以得见天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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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有的当事人，无论他们多么不受欢迎，总能找到优秀的律师。原油泄漏、化学污染、飞机失事，对于大企业而言，可能意味着坏消息，但对出类拔萃的律师事务所来说，则意味着唾手可得的金钱。绝大多数的律师事务所乐于代表任何付得起钱的人，它们对此没有任何道义上的顾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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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我，我是一部出租车”，西蒙·里福坎德这样说。他是令人敬佩的纽约保罗威斯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也是美国最出色的争讼者。不过，任何出租车都不免费载客，而优秀的律师也很少不图回报。即使在有关慈善机构的案件中，当事人的选择也可以是一种商业决定。律师们喜欢恭维这样的想法：任何个人、公司或外国都不应被剥夺聘请律师的权利。然而，他们拼得最起劲儿的，都是那些将他们引向银行的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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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依靠诉讼绩效收费过活的损害赔偿案律师，就像一位只有打胜了才能取得报酬的拳击手。“在我们的职业中，你不需要‘常春藤联盟’的职业教育，”一位新泽西州的律师说。业内人士都钦羡他的胜绩。“大学优秀学生联谊会永远无法赢得陪审团，”他补充说，“为此，你不得不用街头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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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基本上都是自信的人，有些人为此受益，更多的人为此受苦。他们贩卖的是这样一种信任：只要付一定的费用，他们就能解决当事人的问题，并且将现钞放到当事人的口袋里。在多数情况下，问题解决得并不尽如人意，金钱经常向相反方向跑去，但这并不妨碍某些人一出了问题就去请一位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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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生活在一个并不完美的世界里，而律师属于这个世界的一部分。然而，并不完美的社会却充满了经济机会，一旦得到正确的法律建议，一个人就会改换门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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