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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为什么遵守法律 第七章 对心理学变量的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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芝加哥研究主要是解决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人们认为结果是否令人满意，与他们认为处理是否符合分配正义及程序正义之间是什么关系。如果人们的规范性评价与工具性评价之间没有什么实质区别，那么我们就很难说人们对自己的个人经历的看法仅仅是根据各种规范性因素而得出的。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些与法律当局打过交道的受访者无论认为当局所使用的程序是“公正的”，还是认为当局所使用的程序是“不公正的”，对我们的研究都没有什么意义。就算弄清楚这一问题，对于到底是什么促使人们遵守法律，我们也不可能再有什么实质性的进展。如果是那样的话，只要我们弄清楚人们是否打赢了官司或者他们的问题是否已经得到了解决，人们为什么会遵守法律的问题也就得到了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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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问题是，人们认为程序公正或者不公正这一点会对他们评价自己的个人经历产生多大程度的影响。如果人们认为程序是否公正与他们觉得结果是否令人满意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这两者就很有可能各自对人们评价自己的个人经历产生不同的影响。这当然并不是说实际情况确实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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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这里所要解决的问题与上一章提到的各项研究已经解决的问题是一样的（卡帕斯、泰勒和费雪1988年；泰勒1984年；泰勒、卡帕斯和费雪1989年；泰勒、拉欣斯基和麦克劳1985年），我们再进行这项研究是否还有必要呢?我们的研究和以前的研究还是不同。比起以前进行的各项研究来，非常重要的一点是，我们的研究大大拓展了研究的领域：对于人们的个人经历会对人们遵守法律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这一问题，我们的研究得出了自己的结论，对程序正义的含义，我们的研究也进行了更为复杂精细的探讨和论证。芝加哥研究的另一个贡献是，比起以前的研究来，我们是在对更大范围内收集的个人经历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得出了自己的结论的。此前的研究者，有的仅仅对法院的被告人进行了研究（参见泰勒1984年；卡斯帕、泰勒和费雪1988年、1989年），有的仅仅对人们与警察当局打交道的经历进行了研究（泰勒和福尔杰 1980年）。而芝加哥研究则对人们与司法当局（法院）和警察当局打交道的个人经历都进行了全面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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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研究人们是否认为程序是公正的对他们评价自己与法律当局打交道的经历会产生什么影响这一问题时，我们应当尽可能地在最大范围内考虑人们与法律当局接触的各种情形，这是尤为重要的。蒂波特和沃克将关注点主要集中在正式的法庭审判这种情形上，直至最近关于程序正义的研究中，这种做法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但最近有一些研究表明，程序正义远远不只是在法庭审判这一领域才能产生影响（林德和泰勒 1988年；泰勒1987年c；泰勒和贝伊斯，已付印），因此在更大的范围内对人们的个人经历进行研究就显得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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芝加哥研究也扩大了所要考虑的变量范围，把程序是否符合人们的期望这一点也作为变量考虑在内。我们也知道，人们是否认为程序符合自己的期望，不是以程序是否公正为前提的，但是对于人们是否认为程序符合人们的期望会对他们遵守法律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这一问题，以前没有人研究过。在这方面，芝加哥研究还是沿袭了蒂波特和沃克于1975年建立的研究框架，将关注的焦点主要放在与程序是否公正有关的各种因素上。但是，程序的很多因素与程序是否公正本身并没有必然的关系（参见里萨克和谢泼德1983年；泰勒1987年c）。正是因为这一原因，芝加哥研究试图通过检验程序是否符合人们的期望这一问题，来解决程序正义与哪些因素有关的问题。[1]在研究这一问题的过程中，芝加哥研究也尽可能扩大了所使用的因变量的范围，特别是，对人们的个人经历是否会影响他们对法律当局合法性的评价这一点，我们专门进行了验证。由于人们对司法机关合法性的看法会直接影响到他们在实际行动时是否愿意遵守法律（见第一部分），因此通过检验个人经历对人们评价法律当局的合法性所造成的影响，就有可能验证“人们在行动时是否会倾向于遵守法律，可能会受到人们的个人经历的影响”这一观点是否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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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在与警察或者法院打交道时到底在乎什么?为了弄清楚这一问题，芝加哥研究主要关注了以下几个方面的情况：人们与法律当局有过什么样的接触经历、这种个人经历对他们评价法律当局的合法性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以及人们在行动时是否会因此而遵守或者不遵守法律等。将关注的焦点集中在受访者的具体经历上有一个明显的好处，就是这样可以要求受访者对这次经历进行具体描述，并且让他们根据这次经历对法律当局进行评价，而不是让他们从总体上笼统地评价法律当局是什么样子的。因为以前的研究已经表明，对于与政府行为有关的各种因素，人们总体上来说往往很难分清楚它们之间存在什么区别。[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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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把受访者的具体经历作为研究的基础，是因为大家一般都认为，一个人成年后的经历会对他如何评价司法机关的合法性产生影响。然而关于合法性的社会化理论则强调，人们对法律当局合法性的看法是在他们的儿童时期就已经形成了的，它在人们以后的生活中可能会被改变，也有可能没有被改变而被延续下来（参见伊斯顿和丹尼斯1969年）。因此，以这种观念作为研究的前提是不合适的。如果我们要使用这一观点作为研究的前提，我们首先必须能够证实，一个人的个人经历确实会对他评价法律当局的合法性造成影响，否则这种研究方法就不是合理可行的。[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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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在研究人们对政治当局或者法律当局是否满意的问题时，研究人员一般会关注两种不同的群体：一种是“一般的”公众（比如卡茨等1975年的研究所选择的对象），一种是特殊人群，比如重罪刑事案件的被告人（卡斯帕1978年）。芝加哥研究选择前者作为研究对象，因为与法律当局有过接触经历的人们绝大多数属于这种类型。不过，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芝加哥研究的结论不是一般性结论，因此不能适用于重大的刑事审判的被告人，以及面临长期监禁或者巨额罚金的被告人（有些研究致力于这方面的问题，比如卡斯帕、泰勒和费雪1988年；泰勒、卡斯帕和费雪1989年）。如果人们与警察打交道所涉及的事情或者案件特别严重，我们的结论恐怕也不能适用。同样，对重大审判进行研究得出的结论也可能不具有普遍性，因此不适用于人们与法律当局的那些一般性接触经历。而在人们与法律当局接触的各种经历中，这些一般性接触经历却占了绝大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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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芝加哥研究关注的主要是人们与法律当局之间普通的、日常的接触经历，我们需要做的非常重要也是必要的事情，就是要证明这些经历确实会对人们评价法律当局的合法性产生影响。如果研究结论表明这些普通的、日常的经历不会影响人们对法院和警察合法性的看法，或者只是产生了很小的影响，那么我们将人们成年后的经历作为研究的重点就显然不当。如果是那样的话，对合法性的研究就应当转向人们的社会化过程。有时候，人们与警察及法院很少因为某种事情而产生接触，但是这种经历却会产生更大的影响。我们的研究就应当转向这些很少发生但影响较大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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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人们的个人经历对他们遵守法律总体上只可能产生微弱而间接的影响，我们为何要研究人们为什么会遵守抽象的法律的问题，而不去研究人们为什么会服从具体的司法裁判的问题呢?这是因为，我们主要是从政治心理学的角度来研究这一问题的，这种角度是本书所采用的研究方法的基础。由于我们从政治心理学的角度来关注这一问题，因此在研究中就特别重视人们的态度，比如他们对法律当局合法性的看法，而民众的态度则是保障社会有效运转的最重要的因素。这种整体的公民文化促使人们支持警察和法院的所作所为，当局也希望能通过这种文化氛围引导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更为遵纪守法。换句话说，我们所进行的并不是犯罪学的研究，所关注的也不是与法律当局有过各种各样的接触经历的罪犯。我们研究的主要是普通民众的日常行为。能够保障我们的法律制度有效实施的关键因素，正是他们在日常生活中能够遵纪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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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与法律当局打交道的经历都有哪些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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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与法律当局打交道的个人经历有很多类型，其中一种类型是他们主动向警察打电话求助的情形。人们可能会因为五花八门的理由向警察打电话求助：报告意外事故、受到骚扰、遇到麻烦、觉得邻里有可疑的行为、因为发生了有关财产的犯罪或者暴力犯罪而向警察报案等。在上述受访者中，警察对有些人的电话作了处理，我们对这些受访者（在第一轮访谈中人数为303人）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他们打电话给警察所报告的事情或者案件，严重性程度大小不一，受访者个人对事态或案情的严重性估计也不一样。总体来说，40%的受访者认为他们所报告的事情非常严重，19%的受访者认为事情相当严重，32%的受访者认为事情还算严重，也有10%的受访者认为事情一点都不严重。当被问到警察处理好这些问题对他们有多重要时，有54%的受访者回答说对他们“非常重要”或者“相当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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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受访者打电话向警察所报告的事情已经得到了警察的处理，受访者一般都会对警察的处理是否迅速这一点做出积极的评价：67%的受访者说警察处理得非常迅速或者相当迅速，仅有15%的受访者回答说警察处理得“一点都不迅速”。除了认为警察已经对他们所报告的事情做出处理以外，69%的受访者还知道警察采取了哪些具体行动。在知道警察采取了哪些具体行动的受访者中，有65%的受访者回答说警察已经解决了他们所报告的事情。在那些知道警察采取了哪些具体行动但是回答说警察没有解决问题的受访者中，43%的受访者回答说警察已尽其所能去解决问题。综上所述，在知道警察已经采取了哪些具体行动的受访者中，有79%的受访者或者觉得警察已经解决了有关问题，或者觉得警察虽然没能解决问题但是已经竭尽所能。再进一步来说，有46%的受访者认为，除了要解决当前的问题外，警察还应当采取进一步措施防止将来再发生类似的情况。在这些受访者中，有55%回答说警察已经采取了进一步的防范措施。根据上述情况，我们可以说，在所有受访者中，对他们向警察打电话所获得的处理结果，有71%的受访者应当是满意的。在那些声称他们报告的事情或者案件非常严重或者相当严重的受访者中，有67%回答说他们对警察的处理结果表示满意，得出这一结论我们一点都不觉得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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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访者们表示，他们觉得警察如何对待他们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70%的受访者回答说这一点对他们非常重要）。总的来说，他们都回答说警察对待他们是很好的：95%的受访者回答说警察能够礼貌地对待他们；88%的受访者回答说警察表现得很关心他们的权利；93%的受访者回答说警察是诚信的；86%的受访者回答说警察没有做出什么不适当的行为；89%的受访者回答说警察在采取行动之前很认真地倾听了他们对事情的描述；85%的受访者回答说警察对于如何处理他们的事情，在做出决定之前认真考虑了受访者提出的意见。有趣的是，当研究人员要求受访者大致评价一下警察是不是“非常尽力”地做到公平对待他们时，受访者则表示不满意警察的行动：仅仅有66%的受访者回答说警察已经“非常尽力”或者“相当尽力”。不过，综合来看，在所有受访者中，对警察对待自己的方式，有86%的受访者感到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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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与法律当局打交道的经历的第二种类型，是警察主动阻止受访者的情况。这种情况基本上是因为当事人有交通违章行为（第一种主动向警察求助的情形从内容到严重性千差万别，而第二种情形则相反）。大多数受访者（86%）认为这些行为的违法程度“一点都不严重”（62%）或者只是“还算严重”（24%）而已，86%的受访者知道警察对自己的违法行为做出了什么样的处理。在这些人中，有59%的受访者的行为被认定为违法，尽管这些违法行为很轻微。在被认定为违法的人中，有56%认为这些违法行为“一点都不严重”，35%认为只是“还算严重”而已，只有17%被逮捕或者被带到警察局。在被警察拦住的受访者中，只有45%的受访者表示不满意警察对自己的处理，这一点与人们主动给警察打电话的情形有所不同。那些被警察拦住的受访者，大多数收到过至少一次的交通违章罚单。尽管对处理结果表示不满，但是有73%的受访者仍然认为处理结果是公平的，这表明多数受访者认为他们受到处罚是罪有应得。多数受访者（60%）回答说他们认为警察能够公正地对待当事人这一点“非常重要”；另有16%的受访者回答说这一点“相当重要”。当我们问受访者警察对事情的处理结果对他们是否重要时，这两种回答在所有受访者中的比例是基本一致的（有65%的受访者回答说“非常重要”或者“相当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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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起主动给警察打电话求助的受访者来，那些被警察阻止的受访者通常觉得警察对待自己更不公正。只有65%的受访者回答说警察能够礼貌地对待他们；60%的受访者回答说警察表现得很关心他们的权利；75%的受访者回答说警察是诚信的；69%的受访者回答说警察没有做出什么不适当的行为；42%的受访者回答说警察在采取行动之前听取了他们对事情的描述；40%的受访者表示警察考虑了他们提出的意见。最后，只有32%的受访者表示他们觉得警察“非常尽力”或者“相当尽力”公正地对待他们。尽管有诸多不满，77%的受访者表示他们感到对警察“非常满意”或者“基本满意”，65%的受访者回答说他们认为警察使用的程序是公正的，69%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受到了警察的公正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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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们与法律当局打交道的经历中，我们所研究的最后一种类型是人们到法院出庭参加诉讼的情形。人们之所以到法院参加诉讼，原因多种多样，包括债务纠纷、租客与房东之间的租赁纠纷、邻里纠纷、商务纠纷、各种家务事等。38%的受访者认为这些导致他们出庭参加诉讼的纠纷或者问题“非常严重”或者“相当严重”，67%的受访者回答说他们认为自己是否打赢了官司这一点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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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所有出庭参加诉讼的受访者中，67%认为自己是自愿出席法庭审判的，尽管其中有72%的受访者实际上是因为被起诉而作为被告出庭进行抗辩的[4]；30%委托了律师代理自己出庭。多数案件的诉讼请求被驳回（57%），另有13%的案件是通过非正式程序解决的，11%的案件中被告人（受访者）作了有罪答辩，11%的案件进入正式法庭审判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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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上述的这类受访者中，84%的受访者知道案件的裁判结果，50%的受访者表示对案件的处理结果感到“非常满意”，25%的受访者对处理结果表示“相当满意”。与此差不多，70%的受访者对案件的处理结果表示总体满意，78%认为处理结果是公正的。尽管总体的满意度挺高，仍然有36%的受访者表示他们认为法官本来可以再多做一些工作，那样对案件的处理会“更好”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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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85%的受访者表示，对他们来说法官如何对待自己是一个重要的问题（67%的受访者表示这一点对自己“非常重要”）。88%的受访者回答说法官是有礼貌的；76%的受访者认为法官表现得很关心自己的权利；82%的受访者回答说法官没有做出什么不适当的行为。另一方面，对于法院处理案件的程序，仅有49%的受访者觉得他们获得了陈述自己意见的机会；仅有57%的受访者回答说法官考虑了他们的意见；仅有45%的受访者回答说法官很尽力地公正对待他们。总体来看，77%的受访者觉得法官所使用的程序是公正的，80%的受访者觉得他们受到了法官的公正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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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那些不满意事情处理结果的人们，我们分别进行了绝对分析和比较分析。对于受访者报告的这次与法律当局打交道所获得的处理结果，我们打出一个分值，用来表示事情处理结果的绝对质量。如果是受访者主动给警察打电话求助的情形，研究人员就问受访者，警察是不是已经解决了他们遇到的问题。如果受访者是被警察阻止的情形，研究人员就询问受访者，警察是否认定他们的行为触犯法律，以及如果警察确实是这样认定的，警察是否逮捕了他们，或者将他们带到了警察局。如果是法院开庭审理的案件，研究人员就要求受访者回答一下他们是否满意案件的处理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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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受访者的看法，研究人员对受访者所报告的案件的严重程度进行权衡（非常严重的占27%；相当严重的占13%；总体上还算严重的占27%；一点都不严重的占33%），然后对人们是否对案件的处理结果绝对不满意，研究人员打出一个分数，根据分数大小认定受访者对处理结果所做的评价是肯定的评价还是否定的评价。在每种情况下，表示人们对结果不满意的程度的分数从1至8依次排列，较高的分数表示结果最不能让人满意。在人们与警察和法官打交道的各种情形中，人们对结果表示满意和表示不满意的分数的分布情况表明，如果是受访者主动给警察打电话求助的（34%），或者如果受访者不是自愿出庭参加诉讼（35%）的，他们就更有可能对处理结果做出否定的评价，如果受访者是被警察阻止的，他们对结果的满意度分数一般都更高（81%的受访者做出积极的评价）。如果受访者是主动到法院出庭参加诉讼的，情况也是如此（81%的受访者做出了积极的评价；参见附录C中关于频率的有关数据）。[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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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自己是否满意与法律当局打交道所获得的处理结果，我们也要求受访者根据四个方面的情况分别打出一个分数。这四个方面的情况是：他们在与法律当局打交道前对结果有何期望、他们过去获得的处理结果是什么样子的、他们认为别人在类似案件中得到的处理结果是什么样子的，以及他们的朋友、家人、邻居过去的案件得到的处理结果是什么样子的。[6]如果受访者对自己以前的案件得到的处理结果不满意，研究人员就要求受访者把自己过去获得的处理结果与这次获得的处理结果进行比较，从而算出他们对过去的处理结果不满意到什么程度。55%的受访者回答说自己以前的案件获得的处理结果与这次差不多；18%的受访者回答说自己以前的案件获得的处理结果更好一些；10%的受访者回答说自己以前的案件获得的处理结果更糟糕；15%的受访者回答说自己过去没有这种经历。研究人员也要求受访者回答一下，相对于别人在“类似情形”下所获得的处理结果，自己获得的处理结果是否让自己满意。64%的受访者回答说自己获得的处理结果和别人在类似情形下获得的处理结果差不多，28%的受访者回答说自己获得的处理结果要比别人获得的处理结果更好一些，9%的受访者回答说自己获得的处理结果比别人获得的处理结果更糟糕。研究人员要求受访者回答他们所获得的处理结果是否达到了他们的期望，根据他们的回答，研究人员计算出他们对结果的不满意程度。结果表明，43%的受访者回答说获得了自己期望的处理结果，32%的受访者回答说得到的处理结果比自己的期望还要好，25%的受访者回答说得到的处理结果比自己期望的更糟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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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研究人员问受访者，相对于自己的家人、邻居和朋友最近获得的处理结果，自己是否更满意自己所获得的处理结果。在这些受访者中，有33%的受访者回答说他们知道有人在过去一年中有这样的情况，54%的受访者回答说他们得到的处理结果与其家人、邻居或者朋友得到的处理结果大致差不多，32%的受访者回答说自己得到的处理结果更好一些，14%的受访者回答说自己得到的处理结果更糟糕一些。[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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