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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相遇：大国外交与晚清兴衰（1784-1911） [:17028648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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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相遇：大国外交与晚清兴衰（1784-1911） 结语：从烟草到镂斐迪的中国国情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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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美国限山隔海，两国发展本不相同，亦无相生相克之事，那么美国对中国意味着什么呢？这个问题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颇难找到一个可以适用于本书涵盖的充满着各种激荡起伏的大事件的历史时期的答案。清代中国对美国的认知是一个特别长的过程，大约用了一百年的时间，即从18世纪80年代到19世纪80年代，才算是比较真切地了解了美国，但完全谈不上深入。从晚清中国的角度来看，美国不过是欧美列国之一，美国可资借鉴学习的最重要的地方还是和英法德等国一样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即便就此点而言，我们以后来者的眼光观察这段时期内的中美关系史的话，中国并未把美国视为非常独特而专门交往甚至模仿的国家，这可以从中国的洋务运动中看出来，毕竟美国在华实际推行的素来都是与英法等国的联合商贸、联合殖民主义和联合帝国主义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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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晚清时期，很多中国人对美国有着比对欧洲列强更为温和的态度，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美国因其对华外交中立政策和海外非殖民政策而没有像英法表现得那样咄咄逼人，而且美国有大批传教士在华传教并在各地从事教育和卫生等事业，中国第一批官派留学生是前往美国学习的，容闳、孙中山、胡适、宋庆龄、宋美龄等人都是留美人士，表面上相对温和的“门户开放”政策也是美国推出的，中华民国建立后与中国合作最多的仍旧是美国这个国家。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中国对美国本身存在的问题关注不够，注意力主要放在了学习和借鉴美国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教育体制上，以期改造中国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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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之前的章节曾经回顾了风靡欧美的“中国风”，而自明末到清朝中期欧洲来华的耶稣会传教士是当时中西交流的最重要的推手，他们将中国的种种美好介绍回欧洲，促使欧洲人对中国进行了理想化的构建，而其最终目的则是指向本国和本土的建设。1776年，著名的法语作家和艺术批评家格林男爵弗里德里希·梅尔希奥（Friedrich Melchior, Baron von Grimm，1723—1807）曾评论说：“在我们这个时代，中华帝国已经变成了受到特别关注和特别研究的对象了。传教士们最早是通过充满玫瑰色的报告，来有利地引导公众舆论，他们是从遥远的土地上写来的报告，那里是如此地遥远乃至于无法拆穿他们的谎言。然后，我们的哲学家们就拿着这些报告，从中发掘出一切能够为自己所用的东西，用来谴责或清除那些他们在自己国家里所发现的不善之处。由此，中国这个国家在短时间内成为睿智、道德和好的信仰的家园，拥有世界上建立时间最长和最好的政府，拥有我们已知世界中最为崇高和最为美丽的道德；中国的法律、中国的政策、中国的艺术以及中国的工业都同样成为地球上所有国家的楷模。”如果把这段话中的中国换成美国，并把耶稣会传教士和欧洲哲学家置换为晚清中国留美人士和本土期盼改革的知识分子的话，就是一个比较贴切的美国对于晚清中国的意义的描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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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晚清中国对美国意味着什么呢？这一点照样很难用一句话来概括，因为美国对中国的认识照样经过了一个漫长的时期，真正较多的观察和认识是第二次鸦片战争美国公使进驻北京之后，并且不同时期的对华政策也有很不一样的考量。然而，究其根本，中国对美国而言最重要的价值，在于其巨大的商业贸易机会与庞大的人口消费市场。虽然很多情况下，对中国巨大市场的美好憧憬往往只是美国商人和企业的一厢情愿的看法，但恰是在这种憧憬之中，1784年开创的“中国贸易”（China Trade）一直延续到了清朝结束之时，进入民国时期也持续未断，而且美国从中获得了巨大的商业利益。资本与利润，可以跨越甚至摧毁帝国之间的一切壁垒。本书曾在前面的章节内介绍了美国很多商人参与对华鸦片贸易并将巨额利润返回美国国内的事情，现在我们再从烟草工业的角度做一个简单的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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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烟东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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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中国，上至达官贵人和知识分子，下到普通百姓和贩夫走卒，经常见到捏着香烟的人吞云吐雾，乃至于现在日趋流行的电子香烟，也是中国人首先发明的。在中国甚至有一种流行的看法，即男子不抽烟就是缺乏男子汉气质。众多读了万卷书的知识分子，也时不时地要来上几根，奉所谓“饭后一支烟，赛过活神仙”为一大生活圭臬。这一日常消费习惯的养成，其实离不开晚清时期美国的烟草公司在中国的苦心经营，而中国至今都是全球各大烟草企业的主要销售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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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1年，美国人詹姆斯·邦赛克（James Albert Bonsack，1859—1924）发明了自动卷烟机，卷烟速度一夜之间发生了质变，之前人工平均每分钟制造4根卷烟的速度，现在提到了每分钟200根香烟，1小时可造12 000根，10个小时12万根。根据美国历史学家高家龙（Sherman Cochran）教授的研究，在听到这个卷烟工业的技术大革命的消息之时，位于北卡罗莱纳州的烟草大王詹姆斯·杜克（James B. Duke, 1856—1925）当即对属下大喊一声：“给我拿地图来！”拿到地图后，杜克一张一张地翻看，但只看地图底部的比例尺和人口数量，直到翻到中国那一页上的“人口：4.3亿”，说：“那里就是我们要去卖烟的地方！”杜克从来没有去过中国，但他和他的管理团队都非常激动—那可是4亿多人的市场！根据美国1880年6月第10次人口普查，美国当时人口才勉强接近5 019万，仅是中国人口的11%强。杜克手下负责中国市场的詹姆斯·托马斯（James A. Thomas，1862—1940）甚至憧憬4亿多人人手一支香烟的景象。这种庞大的消费市场憧憬，在全球是绝无仅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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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当然不会每个人都买香烟，然而杜克的中国市场梦也没有落空。自1890年第一批卷烟进入中国以来，杜克公司逐渐将烟草种植、资金、技术等都从欧美转移到中国，以上海为根据地，将销售网络遍布全国各地，直至很多基层农村地区，再配以非常强劲的广告攻势，最终其香烟销售量逐渐以几何等级增长，从1902年的12.5亿根香烟，增长到1912年的97.5亿根，再到1916年的120亿根，14年之间消费量增长到了十倍。而1916年杜克公司在华销售额高达2 075万美元，净利润375万美元。1902年，杜克烟草公司与英国帝国烟草公司合并，成立了英美烟草公司（British-American Tobacco Company，简称BAT），而正是这家英美烟草公司，几乎垄断了中国的香烟市场，也基本上打垮了所有的中国本土香烟企业，包括1905年在上海成立的著名的南洋兄弟烟草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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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草自16世纪也就是明朝晚期由美洲引入中国以来，逐渐成为遍布全国的一种经济作物，正所谓中国茶到了西方而西方烟草到了中国。在很多不同的区域，烟草有很长的使用历史，例如气候寒冷的东北一带，居民相信吸食烟草可以帮助御寒，故而吸烟变得很流行，但种烟的话难免减少粮食种植面积，且吸烟成瘾以后，人的体魄也日趋弱化。清军入关之前，就意识到了烟草带来的问题，屡次下令禁止种植和吸食“丹白桂”。所谓“丹白桂”，实是葡萄牙语和西班牙语中的tabaco（即烟草，现在英文内写作tobacco）的译音转变。至少自16世纪中后期以来，贸易触角已经深入东南亚的葡萄牙和西班牙商人开始和德川幕府时期的日本商人做生意（在日本称之为“南蛮贸易”或“朱印船贸易”），所以中国东北地区当地的烟草应系从日本经过朝鲜半岛传过去的，tabaco的音译名字也就在不同语言中多少保持着原本的欧式发音。朝鲜称日本传来的烟草为“南草”，中国东北地区有时候也唤作“南草”。在美国香烟强势入华之前，中国人消费的主要是旱烟，但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转变为主要消费欧美式香烟，其中英美烟草公司可谓是极为重要的推手，这一点从充斥了各种香烟和女子吸烟画面的老上海的广告画里不难发现，而像杭稚英、金雪尘、李慕白、周慕桥、郑曼陀、谢之光、倪耕野等等一大批著名的广告画家，也都是受雇于英美烟草公司和其他烟草公司的画手（图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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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1 20世纪20年代倪耕野为英美烟草公司创作的推广哈德门香烟的广告画，图中一位身着旗袍、烫着头、有一双天足的摩登女郎，正坐在沙发上吸哈德门香烟。当时众多广告画均通过这种描绘摩登时尚的路数来影响消费者，年轻女士吸烟是常见题材。哈德门香烟至今仍旧活跃在中国烟草市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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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初，英国东印度公司成功让中国人染上了吸食鸦片的恶习，到了19世纪末，英美烟草公司成功让中国人喜爱上了香烟，虽然香烟不同于鸦片，但这两者都是外国公司推广、中国人吸食，两者都引发了本土制造和竞争，都造成了中国资本大量外流，也造成了人民体质的弱化。1909年2月，中国、美国、英国、法国、日本等13个国家的41名代表在上海召开了国际上第一次禁毒会议，即国际鸦片委员会会议（International Opium Comission），史称“万国禁烟会”，所禁之“烟”是指大烟，即鸦片。这是美国首先倡导的一个禁烟大会，因中国禁烟成效明显而在上海举行。这次会议主要是建议世界各国禁烟，对1912年诸国缔结《海牙鸦片公约》贡献至大。然而，也恰是此时，英美烟草公司在中国市场上一日千里地发展，推动中国人吸食新式香烟，到20世纪20年代后甚至成为当时“摩登”消费的一种标志了。在20世纪后半期，中国人口陡然增加到了13亿之多，香烟市场也随之扩大，至今，尽管每一盒香烟上都印着“吸烟有害健康”，但中国烟民的数量仍旧是全球最多的。我本人并不吸烟，十几年前到了美国以后，发现周围的大学教授，包括中国出生的教授在内，没有一人吸烟。我周围的欧美的研究生同学，亦无一人有吸烟的习惯，反倒是我的很多中国、日本、韩国、土耳其的同学，经常要在一些场合吸一下香烟。这种对比让我感到有些奇怪，虽然也并不吃惊，毕竟吸烟与否是个人选择和个人权利。到现在，我以大学教师的身份来观察的话，我周围的同事无一人吸烟，而前来访问的很多中国学者，则是几个香烟销售点的常客。在中国，我也不止一次见过中国学者宴请外国学者时，当场吸烟将外国同行熏得眼睛流泪咳嗽不停而嘴上却又用中文说“没关系、没关系”的场景，每每让我大跌眼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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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美国社会多年前也和中国社会一样，烟民遍地是，后来大力实行吸烟有害的宣传运动，取得了实效，现在公众场合绝少看到吸烟的人了，知识分子中烟民更是少之又少。中国因为人口众多，尚且需要更多的努力。过去的四五年间，我在办公室和教学楼之间往返上下课的时候，都要经过一个教学楼的角落，经常见到三四个中国留学生聚集在一起，一边用中文说笑，一边美美地吸着香烟。来来往往很多教员和学生，想必都看到过这一幕。这些抽烟的孩子们学习和生活在异国他乡，有很多无法为外人道的苦衷，以这种方式短暂消遣一下是可以理解的，但他们大约并不知道，他们这种在无烟校园的场所中公然聚众吸烟的举动，足以在一瞬间损害他们自己和中国留学生的美好形象，私底下为人诟病；而年轻的他们更不知道，这种潇洒的吸食卷烟之“香”，诚乃晚清以来强加在中国人头上的一块沉重的消费传统，是从吸食鸦片烟到吸食“香”烟一以贯之的民族痛史的一部分，而当年推波助澜最为厉害的国家之一，恰是他们脚下的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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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草只不过是美国在19世纪晚期众多的对华商品销售中的一个方面而已，它说明了中国市场在美国全球贸易结构中不可或缺的角色，也能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中国对美国的意义所在。从这个角度看的话，中国在今日的中美关系以及美国全球贸易框架中，仍旧扮演着十分类似的角色。中国的繁荣对美国和整个世界都是极其有利的，正如1879年美国前总统格兰特访华的时候在北京对恭亲王所说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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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一个故纸堆：多元的中国与现代的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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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1年1月10日，即同治九年十一月二十日，北京，寒风凛冽。这是欧美公使正式进驻北京的第十个年头。美国驻华公使镂斐迪在毗邻紫禁城的东江米巷（即东交民巷）的公使馆内，完成了一篇长长的有关中国情况的报告，发给了远在华盛顿的国务卿汉密尔顿·菲什，作为美国政府拟定对华政策之时的背景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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镂斐迪是1869年在加州被任命为第三任驻华公使的，于1870年4月20日在北京走马上任，“镂斐迪”是清朝外交机构总理衙门称呼他的中文名字。镂氏曾在1862—1863年担任国会众议员，1863—1867年之间出任第九任加州州长，在官场的摸爬滚打中历练出了敏锐的政治观察力。他在北京任上写这篇报告的时候，距离美国同中国签订两国间的第一个条约《望厦条约》刚好27年，但距离第一任美国公使蒲安臣入驻北京还不满9年，虽然1868年蒲安臣带着中国使团拜访了美国，美国传教士也早已蜂拥进入中国，中国移民也大量进入美国，但美国政坛高层总体上对中国的情况仍旧是不了解的。1870年夏在天津爆发的中国民众攻击法英美等国的领事馆和外国传教士的案件的余波此时尚未散尽，中外关系因此仍在低谷之中。当此之时，如何应对中国局势亦属当务之急。镂斐迪的报告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这也是在北京成立美国公使馆以来的一份罕见的正式长篇中国国情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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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浩如烟海的中美外交文书中，镂斐迪的这份报告很不起眼，几乎是被彻头彻尾地埋葬在故纸堆中，各种围绕大事件叙述的中美关系史中也都看不到它的踪影，毕竟它不是改变历史进程的带有转折点性质的文书，就像掀起了全球冷战风云的1946年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从莫斯科发回华盛顿的旨在遏制苏联的长电报那样。然而，镂氏的长报告的价值也不应埋没，因为它针对的是一个直到今天对美国乃至所有的西方国家仍旧至关重要也极具挑战性的议题：究竟应该如何理解中国，以及如何对待中国？理解中国这样一个历史悠久、传统深厚和文化多元的国度并非易事，即便是今天出生在中国大地上的人，也大约是要经过相当程度的观察和积累之后，方能有一个较好的认识。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历史学家顾颉刚（1893—1980）沿着怀疑古代历史真实性的道路，提出了一个理论，即“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说的是我们中国人对古代史的叙述的一个趋势：年代愈往后，传说中的古史期愈长，而且古史的中心人物愈放大。顾氏因此成了“疑古学派”的领军人物，即后来的所谓“古史辨派”的开山鼻祖。在此之前的1909年，日本东京大学教授白鸟库吉（1864—1942）也提出过“尧舜禹抹杀论”，认为尧舜禹本来不存在，都是春秋战国后中国史书创造出来的神话角色，此论震惊了日本汉学界。到了1923年的顾颉刚，也直接表示“大禹是条虫”，同样捅了中国学界的马蜂窝。这都是一百多年前中日学术界有关中国上古史的论争之事了，但到现在看来，我们对尧舜禹是否就比20世纪初的那批学者知道得更多了呢？更重要的是，我们是否继续走在顾颉刚所说的层累而放大的历史之路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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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上古时代是因为留下来的文字资料太少，才造成了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局面的话，那明清时代留下来的动辄汗牛充栋的历史资料，好像足以构建很多翔实可靠的历史了。事实上，核心问题并不在资料的多寡。这恰是我们有必要读一下150年前镂斐迪的中国报告的原因之一：我们同样面对着层累地造成的清代历史观，但和顾氏所言的古史观不同，我们的很多有关清代特别是晚清的历史叙述是走了基于近代化理论之上的片面理解和批评甚或贬低清朝的道路，特别是在20世纪中后期当我们中国社会全面卷入近代化以及后来的又一轮全球化大潮之中去的时候，然后这些片面理解叠加起来层累地构成了我们对清代中国的认知。这导致了时代愈靠近今日，我们对清代社会的认知愈偏离，愈发认为清代社会和我们今天的社会是截然二分的，历史因此成了真正的故往，而不和今日发生任何现实层面上的联结，进而导致我们不断地回头去认可单一的线性历史观念甚至斯宾塞（Herbert Spencer，1820—1903）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或者社会进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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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镂斐迪这样一个外国公使的报告可以告诉我们，历史发展的实情并非如此。很多今天被我们拿来批评当时中国社会“落后”“保守”或“停滞不前”的东西，恰恰是我们理解当时中国社会的钥匙。用我们现在的思维、话语以及术语去理解当时的社会的话，也就难免会出问题。有人主张我们在考察过去的时候，需要用情景代入的方法进入，非常有道理，正如一些哲学家和历史学家所言的“同情之理解”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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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差不多二十年前在北京读书的时候，第一次从美国外交文书中读到镂氏的长篇报告，当时就对其有关晚清中国社会的深刻观察颇有感触，也让人可以从中体味百年来中国社会沧海桑田的剧烈变化以及很多并没有发生太多本质变化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历史因素。一些他谈到的事情日后竟然是学界热门的讨论话题，而无论用词还是研究路数，本质上竟然并没有超出他寥寥几笔的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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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多年后我将其列入我在美国开设的中美关系史课的时候，特意把这篇报告作为阅读材料之一，年轻的美国学生对它很感兴趣，不断地问询各种问题。对今天的中国人而言，重读这份美国公使的中国情况报告或许也会有很多的启发，至少能看到当日作者所见所思的中美两个国家、两个世界和两种文明的差异，而这种差异仍时不时地反映在我们现今的生活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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镂氏的中国国情报告[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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