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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华北文化教育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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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爆发后，持续不断的战乱和辗转迁徙，破坏了原有的政治生态，表面统一的局面被打破，不同政权的辖区内各派势力的争夺更形激烈。当国民政府和国民党在重庆稳定下来之时，就开始关注滞留在沦陷区的文教界学人的动向，尤其是学人比较集中的北平以及已成孤岛的上海两地，希望在这些地区的文教界恢复和发展党务。其目的一是避免学人为日伪所拉拢利诱，二是防止学人倒向左翼，保持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正统对于学人及广大青年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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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以来，北平文史学界与日本的关系持久而复杂。尽管英美留学生后来居上，留日学人在北京（平）学术界教育界一直扮演要角。加上中日两国学人不断互访，学习考察，尤其是1920年代以后，日本迫于压力，将庚款用于展开所谓“对支文化事业”，北京一度是其规划中文科研究所的建所之地。后来虽然未能实现，改到日本本土举办，可是在北平还保留了东方文化事业委员会的图书馆。由桥川时雄等人主持的《续修四库全书提要》，先后参与撰著和负责整理的学人多达85人，以平津一带学人为主。[11]中日学人之间的密切交往，在中日两国的冲突对立日益加剧以及日本对华北的侵略逐渐加深的背景下，产生了错综复杂的影响，民族大义与学术无国界形成相当程度的紧张。如何平衡正常的学术交往与坚持民族气节的关系，成为北平学人两难的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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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32年10月，部分学人运动将北平设为“文化城”，为此，“平日最反对外国人”的北京大学的马衡等人，还特意前往南京进行游说。傅斯年等即表示不赞成，称此“实为中国读书人惭愧也”，虽不便公开反对，还是私下加以劝告，并向南京方面表达反对意见。[12]《塘沽协定》签订后，傅斯年不惜表示要与赞成妥协的胡适断交，坚决反对对日妥协。1935年冬，土肥原贤二来到北平，勾结萧振瀛等汉奸，制造所谓华北特殊化。彼时中央军与国民党党部撤去久矣，据说胡适等人奋臂一呼，平津教育界立刻组织起来进行抵抗，卒使奸谋未遂，为国长城，直到“七·七”。[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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稍后，由东方文化事业委员会的桥川时雄主持的《续修四库全书提要》开始运作，“北平盛传北平图书馆诸公皆与东方有撰稿之关系，议论纷纷”。对此，袁同礼深以为虑，询问傅斯年如何了此一事。傅建议“莫妙于分头一谈，以前不必说，以后不再作”。于是二人乃分别一一找相关各人访谈，“反转陈说，几至零涕，幸承诸位友人不弃，终于意见一致”。问及此事如何发生，则皆谓自王重民始，又多谓自王重民介绍，于是傅斯年再三托袁同礼函劝王重民早日结束。北平学人参与日本方面的《续修四库全书提要》，有的不过是为了生活，傅斯年等人知道“此事本非大事也”，之所以坚决反对中国学人参与，就大局看，是因为“坐失四省，不能无所感动，而日本人又好以此标榜，故或以不作为是”。据说“当时有一位友人询陈寅恪先生以此事之可作否。寅恪先生云，如以为可以公开，则作之；如不以为，则不可作也”。傅斯年深感此言恰如事理之平。就个人看，王重民的学问、声闻，后来必有大进于实务学术之进步，“而贻人以此小口实，则万万不值”。所以傅斯年有分外之关心。[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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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事变后，虽然大批学人辗转迁徙到大后方，仍有不少人为了各种原因滞留故都。迫于时势，加上战前与日本的种种渊源，不可避免地产生分化，甚至有人附逆下水，参与各种伪组织的活动。日本方面，随着战线的延伸，必须维持占领地区的治安，消弭中国人的所谓赤化思想和排日思想，而这些都需要武力以外的文化手段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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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8月，日本动员了代表该国现代文化的一流人士30余名组成代表团来到北平，成员包括酒井正忠（伯爵，贵族院议员，帝国农会长）、庆松胜左卫门（前东京大学教授，药学博士）、宇野哲人（东大名誉教授，文学博士）、羽田亨（京都大学教授，文学博士）、杉森孝次郎（早稻田大学教授）、赤间信义（日华学会理事）、森岛库太（京都大学名誉教授，医学博士）、鹈泽总明（前明治大学校长，法学博士）、安藤广太郎（农事试验场长，农学博士）、小林澄兄（庆应大学文学部长，文学博士）、盐谷温（东京大学教授，文学博士）、常盘大定（文学博士）、正木直彦（东京美术学校名誉教授）、伊东忠太（东京大学名誉教授，工学博士）、松本文三郎（京都大学名誉教授，文学博士）、森田实（前神宫皇学馆长，中央大学预科长）、中井猛之进（东京大学教授，东大附属植物园长，理学博士）、北岛多一（庆应大学医学部长，北里研究所长，医学博士）、原田淑人（东京大学教授）、平贺让（东京大学名誉教授，工学博士）、松村松年（北海道帝国大学名誉教授，理学农学博士）、林春雄（东京大学名誉教授，医学博士）、宫川米次（东京大学教授，传研所长，医学博士）、小山松吉（法政大学校长）、桥本传左卫门（京都大学教授，农学博士）、林毅陆（东亚同文会理事，法学博士）、增田胤次（东京大学教授，医学博士）、加藤武夫（东京大学教授，理学博士）、长谷部言人（东北帝国大学教授，医学博士）、岛峰彻（东京高齿校长，医学博士）、那须浩（东京大学教授，农学博士）、永井潜（东京大学名誉教授，医学博士）、岩住良治（东京大学名誉教授，农学博士）、江角金五郎（华北产业科学研究所长）、小柳司气太（国学院大学教授，文学博士）、宇田尚（东京女齿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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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30日，在中海怀仁堂举行了所谓“东亚文化协议会”成立典礼及第一次大会，中方出席者有王克敏、汤尔和、何其巩、周作人、夏莲君、王谟、鲍鉴清、庞敦敏、黎世衡、文访苏、文元模、张恺、张鼎勋、李泰棻、阮尚介、陶尚铭、徐佛苏、王家驹、张大千、吴家驹、许修直、梁亚平、马邻翼、张心沛、孙人和、钱稻孙、缪斌、余晋龢、钱桐、朱华、宋介、柯政和、陈垣、傅增湘、刑端。该会宣言号称要中日两国人士“以传统之明伦亲仁为本，撷西学之萃以资利用厚生，庶几蔚为更进一层之新东亚文化”，其规定又以中日文化提携振兴东亚文教为目的，实则得到日本军部的一致支持，目的显然在于建立和稳固军事化的殖民统治。[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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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月后的1938年12月1日，东亚文化协议会又在东京大学安田讲堂举行第二次大会，伪临时政府教育部长、议政委员会委员长汤尔和率21名协议员前往参加，会议除增加评议员、理事、正副部长等职员外，还设立总务、文学、法经学、医学、农学、理工学等部，决议两国学术机关密切联络提携，予以适当的组织形式；协同调查研究中国教育机关的创设扩充；恢复东方文化事业委员会；设立北京自然科学研究所等。这次会议的背景，是日本急于恢复占领区的治安，以配合广东、武汉的战事，并将对中国的态度由单纯破坏的“长期膺惩”转变为“长期建设”，以建立稳固的殖民统治。[16]兼具粉饰、宣传、安抚、欺骗等作用效应的文教工作自然成为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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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争取在恶劣环境下改变被动局面，国民党通过潜伏在北平的党务人员争取由沈兼士出面，进行组织联络。1939年8月18日，国民党天津党部的王若僖（化名吴世仁）致电中央党部，转达北平市党部高挺秀关于平市党务文教青年工作的报告，其中第一条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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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兼士、张怀、英千里、张重一诸教授前曾以友谊关系密切联络，协助文教青年工作。近将尊电转告沈先生后，工作关系愈益紧密。顷与沈先生协商，拟罗致辅仁、燕京、中法诸校教授及平市中小学忠实教职员，组织文教团体，由沈先生主持，由挺秀任日常事务，以推广工作。关于工作方针、工作用费及中央通信办法，祈指示遵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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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训练青年及文化工作人员，与沈兼士、张怀、英千里等人商定，由辅仁大学以训练伪教士为名，收纳各中央机关反法团保送的学生40名，普通教育功课由该校教授担任，思想指导及技术训练由高挺秀担任，秘密实行，一年为期，毕业后分派各地。[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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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平沦陷后，沈兼士受教育部委托维护辅仁大学校务，滞留北平，与同事辅仁大学秘书兼附中主任英千里、辅仁大学教育学院院长张怀等秘密组织“炎社”，取顾炎武的炎，以示抗日。[18]朱家骅指示平津党部协商呈核有关事宜。9月17日，王若僖电告结果，“沈兼士先生为网罗人才，增厚力量，平津应为一体，须密切联系，以利工作”。具体的初步计划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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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组织：（一）定名为华北文化教育协会。（二）干部委员15人，北平9人，天津6人，会设北平，津立分会。（三）内部分高等、中等、初等、社会教育四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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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工作：（一）吸收思想纯正之各级学校教职员及文化机关工作人员，预计半年内可发展至300名。（二）平津各办中心小学两处，中学一处，以收容教导各方救国工作同志之子弟为主要任务。（三）救济平津各校院及文教机关坚贞不附逆之高级人员，以介绍工作为主，津贴为辅。（四）选派忠实同志参加伪教育机关，从事破坏扰乱工作。（五）输送忠实青年参加游击区及后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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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费用：（一）会务每月500元。（二）被困文教界同志临时救济费每月1500元。（三）中心中小学津贴每月1000元，中学生100名，每人每月4元，小学生300名，每人每月2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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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党部很快于9月23日第61次党务委员会会议通过该计划，朱家骅批示由沈兼士负责办理，积极进行，但须注意严防共产党与人民阵线分子混入。[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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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北文教协会立案后，天津方面进展顺利，依照总会的规定，于1939年12月17日正式成立分会，委员6人，为赵伯陶（化名郭若泉，亦化名元正之）、路秀三（化名李茂林）、伍克潜（化名吴蒿斋）、刘迺仁（化名金友仁）、贺翊新（化名田天池）、徐石公（化名钟灵生），推赵伯陶为主席委员，路秀三为书记，分调查、救济、教育、宣传四组，由委员兼任各组组长，具体为：路兼调查，徐兼救济，伍兼教育，贺兼宣传，均无薪酬。每月经费，与平方商定，各1500元。[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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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平总会的成立，却是一波三折。此事发端，高挺秀等人似乎并未与沈兼士充分协商，甚至事先可能并未得到后者的同意。1940年1月5日，高挺秀（化名乔翔远）电告朱家骅文协经费收到，“当商承沈先生努力工作，虽环境日艰，计划尚可逐渐实行”。其时北平日伪当局拘捕文化界人士多名，虽因证据不足，牵连太广，缺少补充等因素，旋捕旋释，毕竟造成人心动荡。加上北平与会者多系现任教职员，所以文教协会与国民政府教育部驻平负责人联络问题，拟在保持秘密之下谋取协商，以免泄漏人名，伤害与会学者的生命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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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5、26日，高挺秀接连致电朱家骅，告以收到华北文教协会经费，已向沈兼士报告经过，商讨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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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意有人闻悉本会名称及负责人姓氏，遂妄加意会，函知平方某等局外人，风声宣泄，甚至自称委员，迳向沈先生接洽。先生以身处沦陷区域，现任教职，殊觉不安，乃不愿有所组织，只嘱职每周会谈一次，相机量力，有所贡献。……今津方分会业已成立，平方尚未正式组织，而抗日遗族子女、优秀青年学生及文教界不屈不淫保持气节之士，亟须救济，事实又不容陷于停止。经职再三向沈先生劝驾，先生以爱国确有热忱，而现实环境不能不顾虑，再与诸关系方面分别研商，一部主张详为斯种工作实迫切需要，中央决不能因人事而牵动功令，应另推委员代理，大胆做去，以副中央之期望；一部主张则认为事已被泄，危险莫测，应及早解消组织，停领经费，以息风声，及相继工作另起炉灶。处此情形之下，职对经费既不愿自为支配，工作亦不敢贸然推动，究宜如何办理之处，用特电恳训示祗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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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情况的变化，高挺秀又提出，为了保证沈兼士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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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否由部长直接函沈先生一部高教工作职，密秘供其驱使，一者避免电经津方，被局外人宣传，碍及沈先生安全，一者隐合沈先生另起炉灶之意。至于文协会，则再补充一二新人，仍继续工作，为国建树广泛力量，形势变化，自可减少注意矣。[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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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家骅阅读来电，觉得事有蹊跷，立即复电，指示查明详情并电示高挺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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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教协会前据吴电，由韩季通先生主持，而兄任日常事务。此间会议时，将原电传观，因中央同志多稔韩先生，闻其愿出来主持，均极钦佩，此项经费始获通过。此次又何以遽尔移交？查该会既归韩先生主持，则平津两地委员人选及经费支配诸大端，均应由渠决定。为顾虑环境计，可请其稍敛形迹，总持大纲，而责成其他忠实有为之同志分头执行。所陈派员代理及解消组织，均非办法。盖一易人则与中央诸同志原意相违，恐有异议，且文化教育界工作，须得学术上极有声望之人领导之，方能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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