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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并非多余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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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历史上，由于地理接近、利害矛盾、文化冲突等因素的作用，一些国家彼此成为宿敌，长期进行你死我活的殊死争斗。英法、德法之间，都曾长时期经历以战争为极端形式的激烈冲突，试图用武力的方式彻底征服对方。经过反复较量，各自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却仍然势均力敌，终于认识到无法凭借武力改变彼此关系，必须另谋生存之道，才能获得相对的稳定，最终通过相互妥协磨合，实现了和平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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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代东亚，中日两国同样成为宿敌。在多种因素的作用下，经过长期对抗，力量对比发生了重要变化，局势早已今非昔比。但是迄今为止，两国仍然未能找到适当的共处双赢之道。在国家利益至上的主导下，持续尖锐对立或许难免一战。而就双方的根本利益而言，冲突势必对两国的社会以及彼此的关系造成严重伤害，使得第三方坐收渔利。两国的有识之士，应当设法寻求从根本上协调利益、化解冲突的办法，化干戈为玉帛，使得世仇变成睦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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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然，军事准备可以说是通过防止战争甚至战争的形式来实现和平。近代中国由于积弱不振，面对强权逞强之时，在战与和的问题上遭受长期困扰。退一万步说，即使处于不可调和的敌对状态，知己知彼也是百战不殆必不可少的条件。而且，真正做到知己知彼，便可以不战而屈人之兵。如此看待战与非战的关系，才能最终找到和睦相处的长治久安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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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的时势，不同国家之间矛盾冲突的解决之道，决非仅有武力一途。在各种形式的国际舞台上，较量角逐时时刻刻都在展开着。缺乏高明的研究，势必严重制约学术、法理和舆论，使得自身在世界上处于不利地位。1931年陈寅恪于国立清华大学成立20周年之际，撰文论述“吾国学术之现状及清华之职责”，就图书文物的收藏利用局限学术研究的状况痛加针砭，对于今日的中日关系研究以及应对中日关系的问题颇有借鉴意义，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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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本国艺术史材料，其佳者多遭毁损，或流散于东西诸国，或秘藏于权豪之家，国人闻见尚且不能，更何从得而研究？其仅存于公家博物馆者，则高其入览劵之价，实等于半公开，又因经费不充，展列匪易，以致艺术珍品不分时代，不别宗派，纷然杂陈，恍惚置身于厂甸之商肆，安能供研究者之参考？但此缺点，经费稍裕，犹易改良。独至通国无一精善之印刷工厂，则虽保有国宝，而乏传真之工具，何以普及国人，资其研究？故本国艺术史学若俟其发达，犹邈不可期。最后则图书馆事业，虽历年会议，建议之案至多，而所收之书仍少，今日国中几无论为何种专门研究，皆苦图书馆所藏之材料不足；盖今世治学以世界为范围，重在知彼，绝非闭户造车之比。况中西目录版本之学问，既不易讲求，购置搜罗之经费精神复多所限制。近年以来，奇书珍本虽多发见，其入于外国人手者固非国人之得所窥，其幸而见收于本国私家者，类皆视为奇货，秘不示人，或且待善价而沽之异国，彼辈既不能利用，或无暇利用，不唯孤负此种新材料，直为中国学术独立之罪人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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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陈寅恪看来，包括上述各节在内的学术独立，“实系吾民族精神上生死一大事者”[6]。七十余年过去，中国学术的状况大为改观，但是所论述的诸多情形，依然程度不同地存在。如果因为资料的种种限制而导致相关领域学术水准的难以提升，进而造成在国际社会的尴尬地位，不要说是否应当追究妨碍中国学术独立的罪责，至少必须检讨反省由于历史原因加诸文献文物利用方面的各种限制和必要的利弊得失，不能以不急之务视之，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否则，看似小事一桩，却势必对国家民族造成无可挽回的深远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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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言之，中国的中日关系研究，要想改变目前所处的不利地位，应当从取法和材料两方面大幅度提升现有水准。要从中日关系的长期历史考察近代中日关系的走向及其变动，不要只就近代甚至抗日战争时期的中日关系立论。应在深入认识中日两国历史的基础上研究中日关系。要将各种相关记载比勘互证，从不同视角看问题，不宜仅就一面的记录和说辞立论。应注意中日双方均非铁板一块，各自存在众多利益诉求各异的派系方面，不宜简单地分别视为统一单位。应就中日关系的整体着眼，不要受分科治学的局限仅仅从特定角度进行考察，并注意日本因素对于中国影响的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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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方面，要在全面调查掌握国内外所有资源的基础上，设计出覆盖完全的整体框架和有机联系的分支结构，以求“竭泽而渔”地囊括所有时段、层面和类型，然后根据先易后难、先内后外的原则，循序渐进地推动《近代中日关系文献集成》的编辑出版，最终达到既包罗万象，又具有条理系统的境界。而当务之急，应着重编辑出版日本人写作的汉文文献、与中国关系密切的日本人关于中国的著述以及沦陷区各语种各类资料，有效地整合保存在中国的日文文献以及日本人在华主办的各语种文献，并大规模影印出版没有版权障碍的日文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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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吴其昌：《梁任公先生别录拾遗》，夏晓虹编：《追忆梁启超》，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版，第142—1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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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5，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5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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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哲学字彙》、《改訂増補哲学字彙》和《英独仏和哲学字彙》，均为名著普及会1981年复刻版，由飞田良文解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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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赵恒敏：《外人在华的新闻事业》，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编印发行，1932年版，第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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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胡道静：《外国在华报纸》，《新闻史上的新时代》，世界书局1946年版，引自杨光辉、熊尚厚、吕良海、李仲民编：《中国近代报刊史料丛书·中国近代报刊发展概况》，北京，新华出版社1986年版，第6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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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陈寅恪著、陈美延编：《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362—3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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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与对抗：近代中日关系史论 第二章 甲午战后的中日关系与留日学生发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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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旧说之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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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二十二年五月初五，即公历1896年6月15日，刚好是中国的端午节，清朝驻日本东京的公使馆里，异乎寻常地出现了13位长袍马褂、脑后垂辫的中国青年。这件事后来被视为中日文化交流史上重要的转折点。[1]著名的日中文化交流史前辈学者实藤惠秀先生在其开拓性著作中，首先把它定为近代中国人留学日本的发端。此后，几乎所有研究留日学生史的学者都接受这一看法或与之不谋而合。尽管有的著作将此事与清政府确定留日国策区别开来，并且分析了一些背景情况，但仍然承认其发端地位。[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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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究竟以何时或什么标准定为近代留日学生发端更为妥帖，并非没有疑义。这一问题至少牵涉四个方面的关系：其一，它标志着中日文化交流史上主要流向的逆转。在茫茫大海的古老航道上，过去是运载日本学问僧的帆船驶来大唐，现在却是中国学生搭乘邮轮开向扶桑。其二，它是中国人留学日本的正式发端，在近代中国留学运动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其三，它显示了甲午战后中日关系的变化，表明在战争中失败的一方认识到向战胜国学习的重要性与必要性，从而揭开中日关系史上新的一页。其四，它是近代中国向外国学习进程中的一个界标。派遣留日学生及其队伍的不断扩张，使得中国人学习西方不仅主要转向以日本为媒介，而且越来越带有东方色彩，表现出开眼看世界视野的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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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近代留日学生运动的发端，应当从以上几方面通盘考察。实藤惠秀先生正是想指出这些意义，在《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一书中引述了日本舆论界的有关评论。可惜所引《太阳》杂志的两篇文章，都是1899年后的作品，不能说明1896年这13位中国青年出现于日本所引起的反响，以及这一事件的性质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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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13位青年是：唐宝锷、朱忠光、胡宗瀛、戢翼翚（字元丞）、吕烈辉、吕烈煌、冯訚模、金维新、刘麟、韩筹南、李清澄、王某和赵某。清政府何以要派遣这些学生东渡？事情还要追溯到中国向日本派驻公使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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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7年，清政府任命翰林院侍讲何如璋为驻日公使，在东京设立公使馆。起初以为“中东本同文之国，使署中无须另立译官”[3]，结果却洋相出尽。一年后，何如璋便向总理衙门抱怨：“东学翻译最难其选，因日本文字颠倒，意义和舛，即求精熟其语言者亦自无多。”不得不“暂觅通事二名”，并要求驻横滨、神户、长崎等地领事：“就地觅一通事，以供传宣奔走之用。”[4]这样的因陋就简显然有损于堂堂大清国钦差的体面，不利于沟通内外之情。所以继任公使黎庶昌就以“使署理署需用东文翻译”为由，“奏请招致学生设馆肄业，以三年为期”[5]，具体做法是在使署西侧设立一所东文学堂，“专为学习翻译”，于1882年11月正式开馆。以后即沿为定制，直到甲午战争爆发，才一度中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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