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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日本正吾人当头第一大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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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4月，思想已转向反清革命的戴季陶再度因文字罹祸，辗转于日本、国内间，后亡走南洋，加入同盟会，参与《光华日报》笔政。由于迄今所见1911年8月以前的《光华日报》未署撰稿者姓名，无法确认其间戴季陶究竟写了多少有关日本问题的文字。武昌起义后，戴季陶由南洋归国，先是密谋东北反清起义，继而积极参与政事。虽然自1912年3月起主持《民权报》笔政，关注重心集中在瞬息万变的内政方面，较少对国际局势、特别是日本问题发表评论，直到1912年6月，日本问题才再度为其笔锋所向。到1913年访日止，他先后在《民权报》上发表了《今日之外交界》（1912年6月5—7日）、《公道与人道》（6月19日）、《瓜分之实现》（7月25日）、《机会均等之结果》（7月30日）、《四十五年之日本》（7月31日）、《日本政治方针之误》（8月4—5日）、《日俄与内外蒙古》（8月9日）、《中国之军事问题》（8月15—16日）、《征蒙与拒俄》（10月29日—11月3日）、《日本内阁辞职观》（12月5日）、《内阁辞职后之日本政局》（12月12日）等一系列重要文章以及大量短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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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辛亥前相比，戴季陶这一时期对日本问题的评论有两个显著特征，一是视日本为中国的头号外敌，二是提高对军事问题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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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最严重的主权危机为俄国挑唆外蒙独立，在举国一片抗俄声中，戴季陶反复强调：“吾人在今日，所急宜以全力预防者，非止外蒙与俄国。彼东方之日本，正吾人当头之第一大敌也。”[32]他还进一步从一般国家原理、东亚局势、日本近代历史及政府方针等几方面加以论证。就一般原理言，“盖扩张者，国家之自然发展也”。明治以来，日本人口迅速增长，内部秩序整齐，军事力足以维持国势，“则其向外之侵略，非其政治家之野心也，国民之自然殖民性使之然耳”。[33]从东亚局势看，中国的外敌为英、法、俄、德、日五国，“今日在中国利害关系之最深者为日、英、俄，而日、俄之进行尤急”。[34]由于德国在巴尔干半岛加紧扩张，“诸国关系皆受欧洲国际间之牵制，而不能专事东方”。“由此观之，则可知今日与中国存亡关系最切者，厥为日本。日本者，东方之德意志也，其国力既足以自给而有余，而以人口增殖，地方限制之故，绝不能不为对外之扩张也。”[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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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日本发展的历史进程也表明了这一点。明治维新以来的半个世纪，“东亚之国，灭亡者凡四，而其二并于日；大战者二，皆归日本胜利。是此半世纪中，中国以世界第三位之大国，而陷于无可立足之悲运，东海岛国，一跃而升世界头等之强国”。[36]日本既已吞琉球，占台湾，并高丽，“则其势力之所趋，必进而侵略中国内部”。加上日本政府目光短浅，不能审时度势，实行南进海上扩张方针，而图北进的大陆侵略政策，而“亚洲大陆，日本可着手者，除中国之外，盖全无之”。[37]因此，“日本与吾国，以今日日本之政治方针观之，决无丝毫可不冲突者”。[38]“是中国与日本，无论何时，皆立于一极反对之地位也，中国与日本之利益冲突，绝无时可以了也。”于是戴季陶断言，中日间必将爆发“大冲突”[39]。而且这一趋势不会因为日皇之死或内阁更替等偶然事件而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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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对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有全面了解的政论家，戴季陶敏锐地察觉到欧洲形势变化对东亚的影响。一方面，欧洲列强依据其在欧洲的利益关系重新协调东亚格局，对日本实行妥协，对华政策即由戴季陶所谓“夺羊”变为“分羊”。尤其是日、俄两国，对满蒙加紧共同侵略步伐。另一方面，由于欧洲列强无暇东顾，中国对某一具体侵略行动的抵抗，可能不致引起其他列强趁火打劫，这种局部对抗使国力贫弱的中国有机会争取相对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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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库伦活佛在俄国支持下宣布独立时，戴季陶力主大举征蒙。此举目的不仅在拒俄，更有遏制日本侵略满蒙的意向。因为“日、俄之政治方针，既互相融合，俄甘让步于日本，俄并外蒙，日人必不反对之。日人苟并满洲及内蒙之东四蒙，俄人亦必不反对之”。“蒙古之所以敢于独立者，恃有俄也。俄之所以敢迳以独断之力，夺吾外蒙而去之者，以与日人互为侵略也。”[40]有鉴于此，“征库所以拒俄，保内蒙所以防日也。彼日本以增兵朝鲜为侵略满蒙之预备，而吾人则宜以重兵保内蒙，为防日人侵略满蒙之先声。俄人以侵略外蒙为唆使日本之暗示，而吾人则征库以戢其野心”。可见，“征库保蒙卫满救国”[41]，锋芒所向，主要还是虎视眈眈的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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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辛亥前，戴季陶就指出：“此刻吾国与日、俄二国间所以尚无战争者，以中国之战斗力实不足与二国战故也。”“吾民之在今日，虽不能遽言战，然固一刻不能忘战者也。”[42]既然“吾国之势，万不能不用兵”，就必须探讨如何用兵之道，力求知彼知己，争取立于不败之地。在了解列强的军事力量及其具体配置方面，戴季陶不仅分析列强的军费、战略、陆海军兵力等问题，还广泛收集资料，着重介绍分析日、俄等国在远东、特别是韩国及满蒙的兵力部署，以为用兵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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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对于弱国兴师，戴季陶的确顾虑重重。总体上，他受当时欧美流行的军事战略思想的影响，强调军事力量对比是维持国际均势的要素，而军事力量又取决于以经济为主导的综合国力。在《中国之军事问题》（《民权报》1912年8月15—16日）一文中，戴季陶提出：中国“扩张陆军，必其力足以敌日、俄、英三国陆军之总数，或且驾而上之，然后可以固国防，而维持国际间之均势也”。据此，则中国须常备军150万，战时动员更要达500万人才能开战。要编练这样一支庞大的军队，首先必须有独立的武器制造系统，“武器独立之日，即中国兵力充足之日，而后可以言国防，而后可以言交涉。此盖中国军事上之一大关键也”。因此，他虽力主征蒙，却“不敢徒作快心论也”[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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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日本问题相关联，戴季陶还极为关注韩国的兴灭存亡。在他看来，日本侵略压迫下的韩国的今天，很可能成为满洲乃至整个中国的明日的先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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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季陶留学日本时，“识韩人甚多”，与其中不少人来往频繁，如因国事匿日的高僧金永基。据说还与一位韩国公主有过罗曼史。这段缘分使他对韩国人的不幸遭遇倍加同情。归国后，他在报刊上发表的第一篇评论日本问题的文字，就是《日韩合邦与中国之关系》（《中外日报》1910年8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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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0年，日本朝野大造日韩合并舆论，而中国各界对此置若罔闻，“一若他人之事，与我毫无关涉者”。针对这种状况，戴季陶大声疾呼，指出日韩合邦“为满洲生死存亡之一大问题”[44]。由于中韩两国历史上长期存在特殊关系，日本在中国内地特别是长江流域各省势力又迅速增长，“是则韩国之存亡问题，即吾国国权之消长问题，亦即吾国实力之增减问题”。“并韩之后，满洲固为其第一着侵略之范围，而在内地各省之实力，亦必依其国力之进步比例。”“是合邦成局之日，即满洲毙命之日，亦即吾国全部大敌接近之日也。”“韩亡则满洲亡，满洲亡则内地之日本势力益盛，大好神州恐将变为岛夷之殖民地矣。”他尖锐地批评中国政府、舆论机关和民众“大敌当前而不知，巨灾横后而无闻”的麻木不仁，慨叹“吾国其真将以麻痹之疾而亡乎？”并正告国民：“苟日本实行并吞韩国后，政府而于满洲之政策仍不加之意，不数年后，地图变色矣。”[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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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并韩之际，戴季陶针对日本朝野遍开祝贺会的情形，提出：“唇亡齿寒，宜举行一国民大追悼会以吊之。”[46]1911年初，他回顾庚戌年天下大事，称朝鲜亡国、安重根遇难为五大惨事中的两项，而李完用（韩国亲日的一进会会长）被刺则为五大快事之一。[47]并且认为，从甲午到庚戌日本侵吞朝鲜的全过程，“实吾国外交之第一大失败史也”[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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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戴季陶一面揭露和谴责日本对韩国殖民统治的残暴专制，一面关注和声援韩国的抗日斗争。针对日本当局所谓“治文明地必取自治政治，治野蛮地必取专制政治，治无反抗之地必取自治政治，治有反抗之地必取专制政治”的谬论，戴季陶指出：“日本近数十年来，亦以文明自炫矣。然文明者，非仅物质之进步而已也，惟能为人类谋真正之幸福，保世界永久之和平者，斯乃可谓为文明之真者也。”[49]他谴责日本殖民当局精神上剥夺朝鲜人的言论权，“不特国内之言论界，即外国之出版物，其内容稍涉文明者，日人亦禁之不允输入”[50]，肉体上以“残酷无人道之肉刑”虐待朝鲜人，“蹂躏人权”，“为世界史中增一怪事，为日本文明史中留一污点，为朝鲜亡国史中多一恨事”。[51]日本在韩国大修铁路，目的也是“交通日便，而其种族日殆矣”。[52]对日本访华议员所谓“并韩为防俄人之侵略”的狡辩，戴季陶坚决予以驳斥，指出：“日本侵韩之历史，几与日本之历史相并存。”[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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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抨击揭露日本殖民主义的同时，戴季陶对朝鲜的抗日斗争予以声援支持。1910年安重根刺死伊藤博文后被绞杀，消息传来，戴季陶欲重九“一登最高峰，吊重根之雄魂归来”，以缅怀这位“为朝鲜树最后之独立纪念碑”的“真豪杰”、“爱国好男儿”[54]。1912年，以尹致昊为首的新民会120人因密谋武力反日被殖民当局逮捕起诉，戴季陶称为世界二惨剧之一，认为这是日本不能以人道待异族所致，义正词严地宣称：“尹致昊等之被绁缧，以公理论，实韩国最爱国之士无疑也。”[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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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8月，中国警察应日本领事之请，在京津逮捕9名密谋刺杀桂太郎的朝鲜志士（含中国人1名），递解日本。戴季陶依据国际法，指责日本越权违法，痛斥民国政府“丧失国权”，“违背人道”，断送“中华民国开幕之国际上价值”[56]。他告诫日本政府，歧视虐待韩国人，“是自杀政策而已”[57]，要“使韩人心悦诚服”，“不与为敌”，最好是“仍朝鲜自主，永永远远不干涉他半点”[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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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并韩前后，出于对中国存亡的忧虑，为了警醒国民，戴季陶对朝鲜民众的态度一度有所偏激。他说：“吾敢一言以蔽之曰：朝鲜之亡也，以其国民无能故。”“朝鲜虽为日人势力所及，然苟乘当时名义未改，主权自揽之时，奋力自图，以弹丸之国，二千余万之人民，非至易治者乎。乃事事倚日人之命，其蹈今日之亡固宜也。”[59]这番话也包含他个人的体验。据他回忆，旅日韩人虽“亦有勇于为义，奔走国事，毫不计及一身之利害者。惟气慨颓唐，且多以效日人之起居动作为荣者。予常谓朝鲜之属日不远矣”[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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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朝鲜反日独立运动的展开，戴季陶的看法有所改变，认为：“日本并吞朝鲜以来……韩人之革命思潮，固日见增加也。其以革命事件而幽囚于绁缧者，若柳东说，若梁起铎，若安泰国，其死者若安重根等，皆一时爱国之士也。此次又以隐谋之事而拘留之者百二十二人，其首领则尹致昊也。”“吾观韩人之暗杀案屡起，及日本对韩之方针，吾盖知革命之风潮渐渐趋于激烈矣。”[61]视朝鲜的抗日斗争为阻遏日本侵略的重要一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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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转向中日提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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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3年2月至3月，戴季陶作为孙中山的随员访日，3月底归国，4月初再次发表对日评论。在这篇题为《强权阴谋之黑幕》的文章中，戴季陶对日本的态度出人意料地来了个180度大转弯。前此他视日本为中国的头号大敌，这时却表示要“讲善邻之策”，与日本“联络”、“提携”，“以共谋黄种之存立”，还进一步解释道：“日本为东方之先进国，又为黄人种中最强之国家，若能互相联络，内则可以助吾国之建设，外亦可以防野心国之侵略。”[62]这一变化如此之大，如此突兀，不能不究明相关的各种潜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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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强权阴谋之黑幕》一文的表面看，使戴季陶改变观念的直接导因是民国成立后日本朝野对华态度的变化。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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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东京以来，见乎日本官民上下，其欲与吾国联络之诚意，实极美满。而实业界诸人，勤勤恳恳之衷，尤吾人所深感激者也。中山先生之东游，日人朝野上下，无老幼男女，皆莫不表极欢迎之意者，非欢迎中山先生一人也，实极希望中日之联络，而图东亚大局之安全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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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是世界八大强国之一，但也是唯一的亚洲人种强国，很难单独与欧洲列强对抗。而中国为大国，“人民众多，物产丰富，中国若富强，则以一国之力，可当日本十倍。合中日两国之力，以与欧洲人种之列强抗，欧洲人种之国，未有不翻然改其侵略主义为联合主义者。如是则两大人种，携手并行，世界平和，于是乃可希冀。故大而言之，中日两国之联络，为黄白人种联合之起点；小而言之，则中日两国联络，亦可以保全东亚之大局”。过去因为清廷专制守旧，“不足与有为”，日本“为自卫计”，对华“不能不持强硬态度”。辛亥以后，中国政治改革，建设共和，“此日人所以极欲与吾国联合者也”。他还以日俄交涉为据，证明日本联华意向的真诚。不久前，俄国外相欲以让日本经营东蒙古为诱饵，换取其对外蒙独立的认可，但“日本并不为俄国之所摇动，且极力图与吾国提携。是可知日人今日朝野之意见，皆共同一致，为两国之安全计，亦为世界之平和计也”[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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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访日，孙中山一行的确得到日本朝野各界的热烈欢迎。但对戴季陶对日观的捩转产生决定性影响的，恐怕还是孙中山与桂太郎几度密谈所达成的共识。关于会谈详情，迄今未找到原始记录，疑点甚多，兹不讨论。仅就内容而言，据中日双方有关人士如戴季陶、胡汉民、秋山定辅、宫崎寅藏等人的忆述，双方在如下问题上取得共识：一、孙、桂互信，中日联好，保持东半球和平；日本放弃侵华的大陆政策，全力向美、澳发展。二、中、日、土、德、奥联好，保持世界和平；日本由日英同盟转向日德同盟，由对俄作战转向对英作战，打倒英国的霸权，解决印度问题，使有色人种复苏。三、支持孙中山重掌民国政权。四、中日共同开发满洲。[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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