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2876878
6.3 第三节 转向中日提携 [:1702878222]
1702876879
6.4 第四节 《日本论》的形成与局限 [:1702878271]
1702876880
7 第七章 排日移民法案与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演讲 [:1702878525]
1702876881
7.1 第一节 排日移民法案的由来 [:1702878534]
1702876882
7.2 第二节 日本的反应 [:1702878555]
1702876883
7.3 第三节 日本以外的反应 [:1702878588]
1702876884
7.4 第四节 孙中山对日态度的变化 [:1702878635]
1702876885
7.5 第五节 孙中山大亚洲主义的反响—以台湾为例 [:1702878680]
1702876886
8 第八章 解读孙中山大亚洲主义演讲的真意[1] [:1702878872]
1702876887
8.1 第一节 思想的历史 [:1702878879]
1702876888
8.2 第二节 搜群籍以参圣言 [:1702878910]
1702876889
8.3 第三节 取事实以证言论 [:1702878963]
1702876890
8.4 第四节 一面之词与四面看山 [:1702879008]
1702876891
8.5 第五节 孙中山进京的反应 [:1702879075]
1702876892
8.6 第六节 鉴古而知今 [:1702879118]
1702876893
9 第九章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对北平文教界的组织活动 [:1702879316]
1702876894
9.1 第一节 指导平津新闻 [:1702879321]
1702876895
9.2 第二节 华北文化教育协会 [:1702879388]
1702876896
9.3 第三节 组织文史杂志 [:1702879569]
1702876897
10 附录 [:1702879803]
1702876898
10.1 黄金十年与新政革命 [:1702879806]
1702876899
10.2 日本在中国接受西方近代思想中的作用 [:1702879915]
1702876900
10.3 《中和月刊》解说 [:1702879962]
1702876901
11 后记 [:1702880030]
1702876902
12 [人名索引] [:1702880068]
1702876903
13 [征引文献] [:1702881608]
1702876904
1702876905
1702876906
Cover
1702876907
1702876908
1702876909
交流与对抗：近代中日关系史论 [:1702876855]
1702876910
交流与对抗：近代中日关系史论 第一章 近代中日关系研究的史料与史学
1702876911
1702876912
近代中日关系的研究，绝非中国与日本历史的交际边缘。如果没有对于两国长期历史的发展演化及其相互关系乃至近代以来东亚格局整体性的深入认识，单就中日双边关系立论，研究不易到位。毋庸讳言，一般而论，中国的日本研究远不及日本的中国研究，前者很难进入日本的日本研究界的学术视野，而后者却常常为中国的中国研究者所称道推崇甚至奉为皋臬。受此制约，相对于日本的日中关系研究，中国的中日关系研究在视野开展、取材广泛、论证翔实等方面，也明显处于下风。而深入认识历史，是把握当代国际关系的基础，缺乏历史认识的国际关系论，充其量不过是浮议泛论，只能成为娱乐大众的谈资。
1702876913
1702876914
然而，承认上述事实，并不意味着日本的中国研究已经竭尽所能。不仅如此，从西学、东学、中学的相互影响和近代东亚一体化的角度看，甚至日本的日本研究也有可以大幅度拓展的空间。与此相关，中日关系或日中关系研究，亟须贯通各个时段层面，使得研究水准更上层楼。而贯通之道，不是闭门造车地编制看似包罗万象实则破绽百出的宏观通论，或以负贩域外陈货为新知的穿凿附会的系统架构，而是将所有史料史事融通无碍，使之适得其所，以致不断近真并得其头绪。
1702876915
1702876916
交流与对抗：近代中日关系史论 [:1702876856]
1702876917
第一节 问题与取向
1702876918
1702876919
如果以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为标志性作品，近代中日关系的研究已经历时八十年，其间波澜起伏，进展不小，成果颇丰，但也存在许多不能让人满意的局限和问题。以报人应急的业余之作历经八十年仍然堪称代表作而论，虽然书中包含不少独家材料，又经过一定幅度的修订，仍然反映出这一领域还有很大的拓展空间。而要充分释放这些空间，必须在研究视野、观念、取径和做法上大幅度改进，才能有效地摆脱目前的被动落后局面。实现这一目标，当然牵扯广泛，择要而言，有如下各项：
1702876920
1702876921
一、应当从整个中日关系发展的历史长河考察近代中日关系的走向及其变动，不要只就近代甚至抗日战争时期的中日关系立论。如果以抗日战争作为近代中日关系的结局反观此前两国关系的发展变化，很容易将结果看成是唯一可能的必然甚至宿命，其间的种种变数在命定的意识之下显然会降低各种可能性的作用及意义。要沿着历史发展的顺序看下来，探究相关史事发生演化的渊源流变，不要仅仅用后来的观念看上去，先入为主，以致看朱成碧。这样的转变并非否定历史或是用假设来代替事实，相反，历史上的各种可能性提示今人反省在事情展开的各个关节点应当如何思维行事，才能够有效地避免悲剧的重演。
1702876922
1702876923
中国与日本为一衣带水的近邻，由于地理位置接近，长期存在密切关系，研究近代中日关系史，如果上不出嘉道幕末，很难理解得当。一般而言，尽管存在分合兴衰，中国在东亚，无论社会文化还是政治经济，长期处于主导地位。近代以后，即使日本通过明治维新逐渐强盛起来，又有欧美列强的侵入，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仍然掌控着东亚的格局，后起的明治日本要想改变现状，必须冒险一搏。甲午之战日本侥幸取胜，固有势所必然的机缘，同时也可以说是涉险过关，渡过一劫，由此成为中日两国之间态势乾坤颠倒的转捩点。在此之前，日本对于清国始终心存畏惧。显象之一，战前北洋舰队两次访日，都对日本朝野产生了极大震动，并且刺激起强烈反弹。
1702876924
1702876925
甲午战后，清朝举国上下非但没有表现出强烈的反日情绪，反而出现越来越强劲地要求学习日本变法维新的呼声。此后直到“二十一条”，中国朝野各方，对于鼓吹同文同种的日本都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并且抱有无限的希望。作为过来人的梁启超后来痛心疾首地谈及其间自己对日观感态度的变化：
1702876926
1702876927
余在护国之役略前，脑海中绝无反日之种子，不但不反日而已，但觉日人之可爱可钦。护国一役以后，始惊讶发现日人之可畏可怖而可恨。“憎日”“恶日”与“戒备日”之念，由微末种子培长滋大而布满全脑。戊戌亡命日本时，亲见一新邦之兴起，如呼吸凌晨之晓风，脑清身爽。亲见彼邦朝野卿士大夫以至百工，人人乐观活跃，勤奋励进之朝气，居然使千古无闻之小国，献身于新世纪文明之舞台。回视祖国满清政府之老大腐朽，疲癃残疾，脏肮躐踏，相形之下，愈觉日人之可爱可敬。……当时日人甚爱我助我，尝谓彼亦诚心希望中国之复兴，与日本并立为强国，为黄帝后裔两柱石，余亦深信彼等之语不虚也。故愈觉日人之可亲。但有贺长雄既怂恿袁氏盗国称帝，始觉日人之可恶，然而尚未十分深恶也。二十一条之提出，始深恶日人之幸灾乐祸，损人利己，卖友打劫。然而知日本之“凶”，而尚未知日本之“毒”也。感觉日人之可恨可恶，而未知日人之可怖也。……由港至越，日本动员其官、军、商、居留民、间谍、浪人全力以助余，虽孝子慈孙之事其父祖，不能过也。夫日人果何爱于余，何求于余，而奉我如此乎？在越南道中思之，不觉毛骨俱悚，不寒而战。遂转觉每个日人，皆阴森可怖！吾乃知拟日人以猛虎贪狼，犹未尽也，乃神秘之魔鬼也。我此后遂生一恍惚暗影，他日欲亡我国，灭我种者，恐不为白色鬼，或竟为矮人也。[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