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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转向中日提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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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3年2月至3月，戴季陶作为孙中山的随员访日，3月底归国，4月初再次发表对日评论。在这篇题为《强权阴谋之黑幕》的文章中，戴季陶对日本的态度出人意料地来了个180度大转弯。前此他视日本为中国的头号大敌，这时却表示要“讲善邻之策”，与日本“联络”、“提携”，“以共谋黄种之存立”，还进一步解释道：“日本为东方之先进国，又为黄人种中最强之国家，若能互相联络，内则可以助吾国之建设，外亦可以防野心国之侵略。”[62]这一变化如此之大，如此突兀，不能不究明相关的各种潜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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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强权阴谋之黑幕》一文的表面看，使戴季陶改变观念的直接导因是民国成立后日本朝野对华态度的变化。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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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东京以来，见乎日本官民上下，其欲与吾国联络之诚意，实极美满。而实业界诸人，勤勤恳恳之衷，尤吾人所深感激者也。中山先生之东游，日人朝野上下，无老幼男女，皆莫不表极欢迎之意者，非欢迎中山先生一人也，实极希望中日之联络，而图东亚大局之安全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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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是世界八大强国之一，但也是唯一的亚洲人种强国，很难单独与欧洲列强对抗。而中国为大国，“人民众多，物产丰富，中国若富强，则以一国之力，可当日本十倍。合中日两国之力，以与欧洲人种之列强抗，欧洲人种之国，未有不翻然改其侵略主义为联合主义者。如是则两大人种，携手并行，世界平和，于是乃可希冀。故大而言之，中日两国之联络，为黄白人种联合之起点；小而言之，则中日两国联络，亦可以保全东亚之大局”。过去因为清廷专制守旧，“不足与有为”，日本“为自卫计”，对华“不能不持强硬态度”。辛亥以后，中国政治改革，建设共和，“此日人所以极欲与吾国联合者也”。他还以日俄交涉为据，证明日本联华意向的真诚。不久前，俄国外相欲以让日本经营东蒙古为诱饵，换取其对外蒙独立的认可，但“日本并不为俄国之所摇动，且极力图与吾国提携。是可知日人今日朝野之意见，皆共同一致，为两国之安全计，亦为世界之平和计也”[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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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访日，孙中山一行的确得到日本朝野各界的热烈欢迎。但对戴季陶对日观的捩转产生决定性影响的，恐怕还是孙中山与桂太郎几度密谈所达成的共识。关于会谈详情，迄今未找到原始记录，疑点甚多，兹不讨论。仅就内容而言，据中日双方有关人士如戴季陶、胡汉民、秋山定辅、宫崎寅藏等人的忆述，双方在如下问题上取得共识：一、孙、桂互信，中日联好，保持东半球和平；日本放弃侵华的大陆政策，全力向美、澳发展。二、中、日、土、德、奥联好，保持世界和平；日本由日英同盟转向日德同盟，由对俄作战转向对英作战，打倒英国的霸权，解决印度问题，使有色人种复苏。三、支持孙中山重掌民国政权。四、中日共同开发满洲。[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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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与桂太郎了解彼此对时局的看法后，桂太郎感到“不期正合吾志”，“大喜若狂”，孙中山则对桂太郎的见识极为佩服，两人相见恨晚。而使彼此深入理解的基点，则是以东方民族复兴为中心的世界政策。同年10月，桂太郎突然死去，孙中山为此大为叹惜，认为“日本现在更没有一个足与共天下事的政治家，东方大局的转移，更无可望于现在的日本了”。[65]由此看来，《强权阴谋之黑幕》一文，基本是反映了孙中山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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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尽管戴季陶对孙中山的人格主义十分崇敬信服，却不会在任何问题上亦步亦趋，尤其是在他有相当自信的对日观方面，[66]不可能盲从显而易见的误判，一夜之间放弃自己长期形成的根深蒂固的观念。对于桂太郎其人，戴季陶早有定论，称之为“武夫政治家也，其主张则大陆侵略主义也，其性质则刚愎也，其手段则毒辣也”。并以桂太郎负责外交为日本不会改变侵华政策的力证。1912年12月，日本内阁更替，戴季陶断定奉行大陆政策的桂太郎将上台，“桂太郎而果继起组织内阁，则此问题（即朝鲜增兵）且必复燃而通过焉。呜呼！满洲危矣！呜呼！内蒙危矣！”[67]可以说完全否定桂太郎的人品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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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日本的政治方针，戴季陶认定“为对于大陆而求扩张，侵略中国之野心，无日或熄”。[68]他虽然主张运用外交手段解决危机，赞成联美之说，却对联日说断然否定，斥为幻想，因日本是野心国，没有联盟的余地。而破坏中美联盟正是日本的阴谋。[69]对于同文同种等谬说，他也颇为憎恶，指日本的“保全中国”实质是“保全己国在中国之势力日以扩张，勿为他人所夺耳”。[70]认识相当透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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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6月，大阪《朝日新闻》发表题为《美国在支那之地位》的社说，指责民国政府的亲美态度，提出：“日本与中国，仅隔一衣带水，而又有特种之关系，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耶？”戴季陶正色道：“敢告日人曰：吾国之恨，正以日本与我有特种之关系也，正以日人有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之野心也。”[71]他甚至怀疑日本人支持革命党亦为阴谋，说：“武昌起义，日人之奔走于中国者，大约分两种，一则助民军以攻清廷，一则助清廷以攻民军。而细推其意，实欲使中国之战争延长，全国糜烂，而后可收渔人之利。”[72]这种一针见血的认识和彻底的反日情绪，即使在革命党内也显得十分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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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孙中山、桂太郎会谈的内容可见，双方的立场并非完全一致。据宫崎寅藏回忆，桂太郎帮助中国的目的在于推行其大东亚政策，孙中山则欲与日本提携以建设新支那。[73]日本虽宣称放弃侵华，但开发满洲正是实现大陆政策的重要步骤，戴季陶岂会轻信上当？从胡汉民对此事的回忆及评论看，双方对大亚洲主义的理解也很不相同。[74]另外，孙中山向日方表白的强硬反英姿态，不足以全面反映其对英立场态度。正如他向日方表示的对日态度不能全面反映其真实立场一样。直到1923年，孙中山仍然试图争取英国的支持。作为缺乏实力基础的政治家，公开与一个在中国有重大影响的政治势力对抗，并非明智之举。这些内情，日方不一定清楚，戴季陶参与机要，孙中山理应向他交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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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情况下，要令戴季陶附和孙中山的对日观，或者说孙中山说服戴季陶接受其公开主张的观点，除了孙、桂协议的共鸣外，应当还有孙中山的策略考虑。这一点虽不能直接见诸文字，但从相关行为及各方态度的综合分析中，可以探知基本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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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桂会谈的起点，首先是与孙中山及革命党关系密切的《二六新闻》社社长秋山定辅，于1911年下半年经山县有朋介绍，连续三天拜访桂太郎，陈述其“国策大回转”意见，主张：一、放弃日英同盟，转向日德同盟，日俄协商。二、支持孙中山建设中国。三、组织大政党和协力内阁。四、东亚民族自立。[75]桂太郎即使接受该建议，也附带苛刻条件。1912年2月，由得到桂太郎授意的三井物产顾问益田孝指派该会社社员森恪到南京拜访孙中山，提出以援助革命派换取满洲租借权的提案。孙答应以一千万元为代价，同意日本租借满洲。[76]这一交易因山县有朋反对，日方迟迟未提供贷款而搁浅，但是双方的联系并未中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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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11月5日，大阪《每日新闻》发布了孙中山预定于11月13日由上海出发经神户赴东京访日的消息。11月7日，东亚同文会决定召开孙文欢迎会，支那问题研究会表示赞同。神户的市政府及商工会议所也选出孙文欢迎委员。桂太郎等人（包括后藤新平、长岛隆二）即使不是发起人，与此也有密切关系。因此，当西园寺内阁决定阁僚和元老在孙中山访日期间不与之会面后，桂太郎担心与孙中山结怨，特派秋山定辅赴沪，力劝孙中山暂停访日，以免届时出现尴尬局面。[77]孙、桂间的沟通，为两人以后会谈达成共识提供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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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访日，表面是感谢日本援助中国革命及视察日本铁道制度，实际上别有所图。其中之一，当是争取日本率先承认中华民国。民国成立后，列强一直态度暧昧，虽有美国首先承认说和美法共同承认说，但均为昙花一现，并未落实。由于得不到国际公认，新生共和政权外交上处于被动地位。孙中山与日本政界早有联系交往，正可利用来打破僵局。而且，恰在此时，日本众议员观光团访华，向日本政府提出首先承认中华民国问题，日本国内舆论也公开表态支持。其中与孙中山的关系孰为因果，有待深究。从孙中山当时的对日主张看，似对取得日本的承认胸有成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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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原因，是11月3日发生了“库乱”事件，俄国与外蒙签订《俄蒙密约》及《商务专条》，企图制造外蒙独立。此事立即引起举国公愤，戴季陶即为主战派之一。孙中山对此也极为关切。11月7日中国政府向俄国提出抗议后，11月9日，孙中山即致电袁世凯，提出迁都、联日的对策，电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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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弭患要图，非速行迁都，则急宜联日，二者必行其一，方能转危为安。迁都既属困难，则联日不容或缓。文深维此事速欲亲行一试，如有意外好果，其联交之度当至若何，请先示程式，以便文于月底一往东洋游说彼邦执政，想不致虚行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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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复电表示：“迁都尚多窒碍，联日在所急需，借重大名，彼邦动色。”[78]这时孙中山访日的目的之一，是与日本结盟以遏制俄国的扩张势头。日本政府拒绝与孙中山交往，除了考虑孙中山、袁世凯的平衡外，避免卷入中俄外交纠纷可能也是重要原因。访日不果，孙中山并未放弃初衷，11月16日，他电告袁世凯：“华日联盟，大有可望，假以半年至一年之时，当可办到。故俄蒙之约万不可承认。”[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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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述事实可知，一、孙、桂会谈其实早有联系沟通，双方大体了解对方的态度和底牌。二、孙中山与桂太郎交往，主张共鸣而外，至少含有争取外交承认、争取对革命党的支持以及以日制俄三个策略因素。作为交换条件的共同开发满洲，可以起到遏制俄国的作用，解救燃眉之急。与早期的出让说、1912年初的租借说相比，更能体现孙中山策略灵活性的伸缩。实际上，满洲问题是孙中山与日本人交往的一大关键，以此不仅能够争取条件苛刻的外援（主要在早期），更可以作为令日俄互相牵制的筹码，从而抵消外力。而日本人对华态度的差异，也可由此鉴别。这种策略考虑，对于戴季陶接受孙中山的判断主张，恐怕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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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戴季陶对日观的转变，前后也有相互联系的因素。就直接因素而言，其一，1912年11月日本议员访华及日本首先承认中华民国说传出后，戴季陶尽管怀疑日方的诚意，也开始谈论中日同文同种，希望两国“互相提携，为东亚大同盟之起点”。[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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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他虽认定日本政府的方针政策难以改变，对民间知识界工商界的某些代表人物却抱有好感。如称涩泽荣一为“不可多得之人物”[81]，对有贺长雄、山专太郎等专家学者及一般民间人士有所寄望，对访华的日本议员也宁肯信其怀有真诚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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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戴季陶曾一再断言日俄会联手侵华，并指桂太郎为“主张亲俄主义者”，认为1912年7月桂太郎赴欧与俄国签订密约，双方达成同盟默许，是导致外蒙独立的根本原因，批评国人“注意于蒙古与俄国，而绝乏注意及此至可惧可畏之大敌为日本者”[82]。可是库伦事件后，日本并未趁机进占内蒙，使得戴季陶转而相信日本确有讲求东亚黄种共同利益之人，而桂太郎便是其中的重要人物。后来他说：“以言洞明世界大势，具有政治手腕，桂太郎的确是人才。”[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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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长久因素而言，戴季陶始终认为内政优先于外交。日本人谋己国利益，正是其爱国的表现。对此中国人不应停留于指责仇视和悲惧交加的情感表达层面，应起而仿效，生爱国之心，“强兵以拒外，修己以服人”[84]。实力不具，勿轻易言战，而要充分利用外交手段以折冲。因此，他希望说服日本当局，或日方自觉，改变大陆政策，实行南进的海上开发，这样中日关系便可暂时缓和，相安无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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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经此一变，戴季陶的日本观已具备后来定型的基本要素。此后，他从各方面深刻揭示日本侵华的必然，却不能恰当把握中国自身内政与外交、民权与国权两难取舍的尺度。尽管其日本观中包含本人看法和他人影响，具有根本定见和权宜考虑等复杂因素，一方面客观上助长了日本的侵华野心，另一方面激起国民的强烈不满，作为对日决策的重要参与人和实际主事者，理应承担主要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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