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2898620 无奈的选择：冷战与中苏同盟的命运（1945-1959） [:1702892271]

1702898621 无奈的选择：冷战与中苏同盟的命运（1945-1959） 一 毛泽东提出召开共产党会议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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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8623 赫鲁晓夫入主克里姆林宫以及召开苏共二十大之后，努力摆脱了斯大林的阴影，但与此同时，也在社会主义阵营造成了思想混乱。波匈事件的发生，特别是苏联出兵镇压的结果，引起了更多的非议和困惑。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固然需要清除，苏联的大国主义和大党主义也应该得到纠正，但是各国共产党总还是需要建立一个平台，解决他们之间需要沟通、协商和统一的问题。于是，如何稳定局势，采取什么方式把社会主义大家庭重新组织起来，莫斯科和北京都在用心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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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8625 就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而言，1943年5月共产国际的解散至少预示了两个重要变化：第一，为了融入国际社会，继续苏联与西方的战时同盟关系，斯大林正式放弃了“世界革命”战略；第二，共产党的组织形式发生了重大改变，作为一种统一领导各国党的国际性机构已经不复存在，各国的共产党在形式上可以独立开展活动了。[5]战后不久，情况发生了变化。为了在冷战对抗中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斯大林感到必须重新把各国共产党组合起来。但是，为了避免过于刺激冷战的对手，在形式上斯大林并没有把共产党情报局建成一种国际性的统一机构，而且范围也仅限于欧洲九个国家的共产党。[6]后来由于苏共强迫欧洲各国共产党批判南斯拉夫和铁托，并直接参与和指挥对东欧各党的“清洗”，情报局在社会主义阵营的名声越来越坏。斯大林的最后一次努力是计划在1951年初再次召开情报局会议，并提议意共总书记陶里亚蒂担任共产党情报局总书记，但遭到陶里亚蒂的拒绝，设想中的会议也未能举行。斯大林对此已无能为力。从这时起，除了一张报纸《为了持久和平，为了人民民主！》，共产党情报局几乎已经销声匿迹。[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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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8627 1955年1月，马林科夫被迫辞去部长会议主席的职务，赫鲁晓夫在克里姆林宫争夺继承人权力斗争中的最后一个对手倒台了。[8]巩固了自己在苏共党内的领导地位以后，赫鲁晓夫开始考虑对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整合问题。显而易见，无论是讲资历、能力，还是讲威望和影响，赫鲁晓夫自然无法与斯大林相比。因此，要想主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苏共就更加需要一个国际组织。赫鲁晓夫最早谈到这个问题，是在1955年秋天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和12月14日在德里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赫鲁晓夫指出，把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作为共产党之间进行交流和合作的一种形式而保存下来是合适的。[9]12月29日，赫鲁晓夫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两院联席会议上发表讲演，再次谈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希望解散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但是，“一切国家的共产党都效法苏联共产党的榜样，把自己的全部活动同工人阶级的切身利益，同人民的利益紧密地联结起来”，这是“工人阶级的国际团结”的象征。[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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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8629 到二十大前夕，苏共领导人已经开始考虑如何恢复和重新开展情报局活动的问题了。1956年2月7日，苏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波诺马廖夫在一份专题报告中指出，自1949年11月起，共产党情报局会议已经6年多没有召开。尽管苏共与其他国外共产党基本保持联系，但世界各国共产党之间却很少接触，信息通报也很不够。许多共产党的代表认为，这些年情报局除了出版报纸，没有开展任何活动。有鉴于此，法国共产党在1955年10月7日曾致信苏共中央指出：“1947年情报局成立的理由和前提条件仍然存在”。而到目前为止，情报局只有8个党，中共及其他一些较大的党没有加入，其中有些党，如德国统一社会党、芬兰共产党、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等，曾多次提出加入情报局。为此，对外联络部认为，利用邀请兄弟党代表团到莫斯科出席苏共二十大的机会，就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些问题交换意见是必要的。具体的做法是：首先，同中共代表团成员王稼祥会谈，问明中国同志是否有可能参加情报局；其次，同情报局成员国党的代表就召开情报局例会的可能性问题交换意见，苏共应提出于1956年5～6月在布加勒斯特召开例会的建议，例会将讨论扩大与社会党联系及合作的问题，交流在资本主义国家捍卫工人阶级生活利益的工作经验，研究情报局的日常工作。最后，苏共应与各国共产党讨论他们之间相互联系的方法和形式问题，并可建议他们按照各国共产党所在区域建立联系，如拉丁美洲国家、斯堪的纳维亚国家、西欧国家等。联络部还主张，所有这些讨论和会谈均“不应发表任何通报”。[11]2月9日，联络部又提交了一份清单，其中包括24个国家的共产党代表团提出的将在苏共二十大期间与苏共中央商讨的问题。值得注意的是，清单中没有出现中国、日本和越南党的名字。[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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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8631 苏共中央是否与王稼祥讨论了情报局的问题，以及中共是否表达了意见，目前还不得而知。[13]不过，从苏共中央内部讨论及其与欧洲共产党接触的情况看，共产党情报局或类似的组织似乎还是要保留下来。大会期间，2月20日，意共总书记陶里亚蒂写信说，意大利共产党同意苏共《共产党人》（1956年第2期）社论的立场，即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今后有必要继续存在，但其工作需要改善，并应邀请那些尚未参加情报局的西欧各国共产党参加讨论。[14]2月22日，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再次讨论了这个问题。米高扬首先发言，提出“应该把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联合起来”，并建议分别建立西欧国家和北欧国家的共产党情报局，请巴西共产党组织召开拉丁美洲国家的会议，东南亚国家也应联合起来。米高扬强调，应加强苏共中央国际部的作用。莫洛托夫表示同意建立“区域性的联合组织”。苏斯洛夫指出，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不能把自己封闭起来，而失去对亚洲国家的影响力。卡冈诺维奇也赞成“把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区分开来”的办法，但强调必须建立“强有力的中心”。伏罗希洛夫和赫鲁晓夫也同意建立区域性的联合。最后，赫鲁晓夫总结说，“我们将取消共产党情报局”，建立“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联络局”，把社会主义国家联合起来。至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赫鲁晓夫认为，“让意大利和法国共产党独立出去也是有益的”。于是，会议基本上接受了米高扬关于各国共产党通过建立区域性联合组织进行联系的设想。会议还认为，“联络局”这个名字很好，苏共在其中应起主要作用，如继续提供经费，并由苏共主持出版报纸杂志。会议做出决议：委托赫鲁晓夫等人首先同法国和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在小范围内就有关情报局工作及今后各国共产党工作联系的组织问题举行会谈，然后在更大的范围内召开会议，讨论这一问题；委托米高扬、苏斯洛夫、波诺马廖夫在主席团会议讨论的基础上起草一个建议报告，于第二天提交苏共中央。[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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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8633 以“联络局”取代“情报局”，实际上是换汤不换药。情报局是无论如何不能再保留了，除了名声不好，更主要的是苏联与南斯拉夫的关系自1955年已经开始改善，而铁托对情报局深恶痛绝，对此，莫斯科非常清楚。[16]但是，社会主义大家庭必须重新振作起来，相互联系和团结对敌都需要一个国际组织。因此，联络局也是必不可少的。虽然与情报局不同，各联络局只是区域性组织，表面上看来不再以莫斯科为中心，但苏共的核心作用和领导地位还是要强调的。这就是苏共中央主席团对问题的思考。然而，从目前披露的俄国档案文献看，此后将近一个月，苏共没有再提这个问题。很可能是2月25日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引发的政治风波分散了苏共领导人的注意力。[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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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8635 3月28日，苏共中央主席团再次开会讨论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的问题。关于何时宣布解散情报局的问题，卡冈诺维奇主张通过各国共产党高层会谈来决定。赫鲁晓夫提出，采取什么形式宣布解散情报局还要再考虑，但事情不能拖延下去，并要求书记处对此进行研究。会议委托苏斯洛夫、谢皮洛夫和波诺马廖夫根据中央主席团会议上交换的意见起草关于停止情报局活动的报告，提出关于社会主义阵营共产党和工人党如何建立联系的建议，限五天内交给苏共中央。[18]有关这次会议的工作记录和决议都非常简单，不过，赫鲁晓夫的私下谈话补充了许多内容。3月29日，赫鲁晓夫在苏共中央委员会大楼接见了南斯拉夫驻苏大使米丘诺维奇。据后者回忆，赫鲁晓夫首先谈到批判斯大林的问题，指出这是苏共中央的一致决定，但在主席团有分歧意见。接着，这位苏联领导人转入主题谈起情报局的问题：在大会期间，苏共与情报局成员国的党代表与各国党举行了会谈，大家决定解散共产党情报局。问题在于下一步怎么办？接着，赫鲁晓夫介绍了苏共中央关于建立区域性共产党组织的设想：国际形势本身要求为各国共产党的合作而建立四个新的地区性组织，欧洲两个，亚洲一个，美洲一个。赫鲁晓夫一再强调，社会主义国家必须组织起来，联合行动，还说目前欧洲各党正在协商，米高扬则到亚洲各国去商谈。赫鲁晓夫特别提到要去中国，因为对这件事“中国人有什么想法是十分重要的”。[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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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8637 毛泽东的确有自己的想法，他曾经对情报局一类的机构很感兴趣。当1947～1948年中国内战正酣而中共已经决定与苏联结盟时，毛泽东对共产党情报局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和支持，至少在苏共看来，中共可能有意搞一个“东方共产党情报局”。[20]毛泽东确实考虑过这个问题。1949年春米高扬访问西柏坡时，毛泽东主动谈到了亚洲各国共产党之间的联合行动，并建议在中国局势稳定后，应该成立像欧洲共产党情报局那样的亚洲局。米高扬当即表示，苏共中央认为应该建立以中共为首的共产党东亚国家局。最初可以由三个政党，即中国共产党、日本共产党和朝鲜共产党组成，以后逐步吸收其他政党。[21]是年5月初与朝鲜劳动党代表金一的会谈中，毛泽东再次提到情报局的问题。关于这次谈话，朝鲜和中共分别向苏联做了通报。朝鲜通报的内容是：毛泽东详细询问了金日成3月访问莫斯科的情况，并特别想知道是否同斯大林谈起这个问题，朝鲜劳动党持何种意见。毛泽东说，中共已经收到缅甸、马来亚、印度支那等4国共产党的来信，“他们建议成立东方各国共产党情报局”。至于中共的意见，毛泽东认为，“现在成立情报局似乎还为时过早”，因为中国和印度支那都在打仗，朝鲜局势又紧张，如果成立情报局，会被认为是建立军事同盟。[22] 中共通报的内容比较简单：毛泽东认为“成立东方情报局的问题还不成熟”，理由是在12个东方国家中，中共只与蒙古、泰国、印度支那、菲律宾和朝鲜的共产党保持着联系，而对其他国家的情况了解甚少，同日本和印尼甚至没有联系。所以，应该先建立联系，研究情况，而后再着手成立东方情报局。[23]5月26日斯大林回电，建议中共不要急于准备向印度支那、缅甸和印度边境进军，以免引起帝国主义干涉。同时表示，同意毛泽东关于目前不宜建立东方情报局的意见。[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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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8639 斯大林的答复多少有些令毛泽东感到失望。实际上，毛泽东是想在中国组建起亚洲革命的大本营。时机尚不成熟，也许是一个现实考虑，更主要的大概是要试探一下斯大林的态度。毕竟，毛泽东那时还在担心斯大林把自己看作东方的铁托。但事情并未到此结束，1949年7月刘少奇秘密访苏期间，毛泽东再次通过高岗去试探斯大林。高岗显然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地问：中国共产党是否可以加入欧洲共产党情报局？斯大林当然听出了弦外之音，回答说，这不太合适，因为中国的情况与欧洲完全不同。东亚各国的情况与中国类似，可以考虑建立“东亚各国共产党联盟”，但是时机也许略为早了一些。斯大林还说，苏联既是欧洲国家，也是亚洲国家，将来可以参加东亚共产党联盟。[25]几乎与此同时，中共便开始了积极的前期工作。大约在7月底，即中共中央机关搬进北京不久，统战部在中南海成立了“第一学习组”，为各东亚国家共产党主要干部讲授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党的建设、群众运动等理论，以及中国革命的经验。学习资料以《毛泽东选集》为主，授课的都是中共中央领导人，有朱德、陈毅、刘伯承、邓小平、李涛、李维汉、彭真、张闻天、罗瑞卿、陈伯达、安子文、刘宁一、廖鲁言等。学习组按国家分为7个小组，即越共组6人（政治局委员黄文欢等），泰共组10人（总书记王斌等），菲共组6人（林青山等），印尼共组2人（中央委员吴英明等），缅共组2人（中央委员丁文等），马共组2人（政治局委员单汝洪等），印共组1人。[26]1950年2月，中共中央在统战部下设立东方各国革命问题研究会，李维汉任书记。[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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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8641 然而，就在东方情报局的准备工作紧锣密鼓地开展时，莫斯科突然做出的决定打乱了中共的部署。1950年5月13日金日成秘密来到北京，向中国通报了斯大林已经同意他采取军事手段解决朝鲜统一问题的情况，并根据斯大林的指示征求中共的意见。[28]第二天，接到斯大林表示认可金日成行动的电报后，毛泽东只得采取了与苏联和朝鲜一致的立场。但是，对于 金日成提出的签订中朝同盟条约的要求，毛泽东提出，在朝鲜实现统一后，可以按照中苏条约的模式签订中朝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对此，斯大林立即表示赞同。[29]随后不久，朝鲜战争爆发。在这样的形势下，宣布成立以中国为中心的共产党亚洲国际组织，显然时机不对。当然，中共领导和帮助东亚各国共产党的工作并未停止。到1951年初，亚洲各国的共产党都向北京派出了常驻代表，中共中央广泛收集和了解各国共产党的情况，协调各党的内部分歧，帮助他们制定政治路线和行动方针，还办起了一个400多人的培训班，为各党培养骨干。[30]不过，这时中共已经放弃了建立东方情报局或亚洲共产党联盟的设想，而倾向于采取其他形式。1月16日，刘少奇致函驻苏大使王稼祥，通知他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对外联络部，任命他为部长，具体任务是与各兄弟党联络，其中最重要的任务是帮助东方各国兄弟党。[31]王稼祥上任后，于是年5月访问莫斯科。斯大林在会见中提出了以中国为主建立亚洲社会主义联盟的建议，其理由是小国在建设和防卫方面有许多困难，只有和大国联合起来才能解决这些难题。对此，王稼祥委婉地加以拒绝。[32]到斯大林去世，特别是1955年中国紧随苏联之后与南斯拉夫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时，情报局在欧洲已经无人理睬。而在亚洲，朝鲜战争的经历和印度支那战争的状况也令中共感到，以国际组织的形式体现共产党国家之间的关系，未必是一种最好的选择。在这种情况下，莫斯科重提建立类似情报局的共产党组织，显然是不合时宜的。因此，赫鲁晓夫关于建立联络局的建议被中共轻易地否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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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8643 1956年4月，米高扬访问印度、缅甸后来到北京。在6日与毛泽东会谈时，米高扬说，苏共中央建议各国联合出版一个刊物，还提到要成立联络局。毛泽东明确表态：不赞成办刊物和设立机构。毛泽东说，过去情报局搞刊物，结果并不好，第三国际和情报局给人的印象都太不好。如果现在搞联络局，那么害怕的就不只是西方，像印度这样的国家也会害怕。毛泽东的建议是：“有事开会商量”，召集人当然是苏联比较好。“你们召集会议我们到，有事开会，无事不开”。[33]显然，中共虽然也主张各国共产党应该协调行动，但活动的方式不是建立机构和办刊物，而是开会解决问题。目前看到的史料没有显示苏共对此做何反应，不过有一点可以断定，当时苏共因批判斯大林引起的混乱而面临窘境，如果没有中共的支持，建立联络局和创办新刊物的设想都是无法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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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8645 尽管还没有商量好如何继续开展活动，但取消情报局是大家的共识。4月13日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讨论了各国共产党的意见，并讨论了苏斯洛夫、谢皮洛夫和波诺马廖夫关于组建社会主义国家联络局来取代情报局的建议报告，以及组建新的出版机构以替代《为了持久和平，为了人民民主！》的问题。会议通过了关于中止共产党情报局工作的决议，但未提建立联络局的建议。[34]18日《真理报》发表公报宣布：由于形势的变化，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无论就其组成成员来说，还是就其活动内容来说，都已经不适应新的条件了。参加情报局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中央委员会认为，1947年成立的情报局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为此，经过相互协商后决定，结束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的活动，停止出版情报局机关报《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公报还指出，在新的条件下，各国共产党能够和应该找出建立各国共产党之间“联系和接触的新的有效方式”。同日，《真理报》还发表评论文章，着重指出：毫无疑问，结束情报局活动的决定将有利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目前所面临的任务的完成。结束情报局的活动绝不意味着各国共产党之间的联系的削弱。没有一个共产党人想要否认工人阶级政党之间的联系和合作的必要和好处。密切的兄弟般的联系、对彼此经验的兴趣、就迫切问题交换意见等等，一向是而且将来也是各国共产党工作的必要条件。《人民日报》立即转载了公报全文及《真理报》的评论文章。[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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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8647 情报局是解散了，但各国共产党之间的联系与合作还是必要的。在4月13日给东欧一些党关于解散情报局的信中，苏共中央提出，关于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之间接触和联系的方式问题，应该在近期举行的会晤中得到解决。[36]不过，苏共中央原来设想的建立共产党联络局的主张不得不放弃。此前，莫斯科已经了解到中共的态度：毛泽东反对建立机构和出版刊物。此后，南斯拉夫共产党也表明了自己的立场。5月24日，铁托在与苏联领导人会晤前，对西方记者发表谈话，公开表示“反对建立新的共产党组织以代替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37]6月21日，苏共中央主席团再次开会讨论这个问题。会议讨论的详细情况，目前尚无资料说明。[38]但其结果是清楚的：莫斯科接受了毛泽东关于“开会解决问题”的主张，不过仍然坚持要出版一个共同的刊物。会议通过的《关于参加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会议的共产党人和工人党人之间联络方式》的决议指出，苏联共产党代表团将在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会议上提出建议，共产党和工人党相互之间联系的形式“可以是各社会主义国家党的代表定期召开会议，就他们工作中的共同问题交换意见，对具体的代表共同利益的党的问题和经济建设问题进行集体讨论。如果某一个党为了交换意见或交流现有的经验，希望就他们感兴趣的问题进行集体的讨论，并就这些问题同相关国家的共产党协调行动，都可以提议召开社会主义国家各党代表会议。会议召开的地点可以通过相互协商来确定。会议不一定都要通过决议，但是可以提出得到与会所有代表都同意的建议”。苏共中央还认为，“可以每两周或者最初每一个月出版一期杂志，来解释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解释共产党和社会党合作的道路和经验，传播和发展马列主义理论，研究和阐释国际工人运动问题以及各民族为争取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而斗争的问题”。“这一期刊不是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的机构”，各国党“不必接受他们的指示”，但是“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兄弟党都可以在编辑部有自己的代表”。决议最后指出，如果各国共产党“在原则上能够赞同这一决议，那么可以委托各党代表（苏共、中共、捷共等）小组制定具体的建议（出版的地点、杂志的名称及预算等），并同各党领导人进行协商”。[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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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8649 接着，在6月22～26日召开的华沙条约国会议讨论了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之间相互接触的形式问题，但目前尚无资料显示其具体情况和结果。[40]不过，对于继续保持各国共产党之间的联系问题，大家的认识还是一致的。6月30日，《苏共中央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决议草案》特别提出了世界各国共产党之间建立联系的必要性：“在新的历史情况下，共产国际和共产党情报局这样的工人阶级国际组织停止了自己的工作。但是，这绝不是说，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立场上的革命的兄弟政党的国际团结和接触的必要性已经失去意义。”恰恰相反，现在“各国工人阶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思想团结和兄弟般的团结尤其是必要的”。[41]这一点不仅苏共和中共看得很清楚，其他各国共产党也有这方面的要求。如法共总书记多列士在十四大的报告中表示，情报局停止活动后，各国共产党日益仔细地考虑各自国家的民族特点，但必须加强联系，以解决“国际工人运动的方向问题和各共产党之间的团结问题”。[42]然而，正在苏共中央积极与各国共产党协商的时候，爆发了波匈事件，事情只得拖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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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8651 风暴过去以后，加强社会主义阵营之间的团结和统一显得更加必要了。对此事感到着急的并不是中共一家。还在匈牙利事件爆发的第二天，英国共产党就致函苏共，建议召开各国共产党的国际会议，后来又向其他党提出同样的建议。1957年1月26日，总书记高兰再次发表文章，认为召开这样的会议的时机已经成熟，会议可以由苏共、中共、意共和法共联合召开。[43]毛泽东和中共对波匈事件非常关注，在危机处理中也施加了重要影响，帮助莫斯科化险为夷，从而进一步提高了中共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地位，特别是对欧洲事务的发言权。[44]毛泽东决定再次推动召开各国共产党会议。看起来，此时北京并不知道莫斯科已经做出决议，同意中共提出的“开会解决问题”的建议。所以，在1957年初到莫斯科帮助苏联处理波匈事件善后事宜期间，周恩来一方面继续同苏共就这一问题“交换了意见”，[45]另一方面又在私下鼓动南斯拉夫共产党参与会议的发起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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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8653 南斯拉夫对中国一直持友好态度，尽管中共参与了共产党情报局对铁托的批判，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南斯拉夫是最早提出与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卡德尔公开发表谈话说：中国与南斯拉夫发展道路相似，而与苏联形式不同；中国在国内发展方面将沿自己的道路前进，保持对苏平等。当时，中国正在执行“一边倒”的方针，为了保持与苏联的政治一致，只能将中南建交的问题束之高阁。[46]1954年底苏南关系解冻，中国与南斯拉夫也开始了建交谈判，并于1955年3月互派大使。[47]不过，中南关系的真正转变，是在5月苏南领导人会谈和南共工会代表团访华并详细介绍了苏南冲突的过程以后。[48]6月30日，毛泽东接见南大使波波维奇，与他进行了热情友好的谈话。毛泽东承认，从新中国建立时起，“你们就一贯支持我们，这种立场一直没有改变过”。他还说，接到铁托的来信后非常高兴，因为这不仅是“国家之间的通信，而且是同志之间的通信”。[49]1956年底苏南关系再度恶化时，中南关系却保持着良好状态，双方驻苏大使甚至单独进行了“亲切的会晤”。刘晓耐心倾听了米丘诺维奇讲述的苏南之间的分歧，并对有些观点表示赞同，还建议苏南之间应举行会谈，协商解决冲突。[50]毛泽东对铁托的看法大体上同他对哥穆尔卡的看法一样，既赞赏铁托的独立精神和坚强意志，又反对他的右倾立场和修正主义观点。[51]《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中的论述充分反映了毛泽东的思想。中共认为，尽管“在南斯拉夫领导人中有一些民族沙文主义的情绪，也还有一些修正主义的观点”，对此中国也在报纸上不点名地提出了批评，但应该承认“南斯拉夫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兄弟国家”，“以同志态度对待南共”，对他们要帮助并进行合作，“而不是孤立他们”。[52]正是由于中南之间保持着这层关系，使得周恩来有可能成为缓解苏南、匈南紧张关系的调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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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8655 在1957年1月10日晚中苏匈三方会谈时，苏、匈就表示有意改善与南斯拉夫的关系。赫鲁晓夫建议周恩来到匈牙利后邀请铁托也同时访匈，以便中国从中调解关系。周与毛泽东通话后表示，由于时间太紧，这次来不及了，中国准备安排第二次访问东欧。[53]在布达佩斯会谈时，匈牙利领导人又提出希望尽快与波兰和南斯拉夫的同志举行会谈，以免局势更加复杂化，并且期待由中国提出这一倡议。周答应立即报告毛泽东。[54]贝尔格莱德对周恩来的欧洲之行非常重视，逐日进行报道，而且几乎都登载在第一版，特别是对于周几次有关加强以苏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团结的讲话，过去从未刊载，而这次全部报道了。尽管在评论中显示出还有不同看法，但铁托看重中国的意见是不言而喻的。[55]这些情况都有利于中国再次出面协调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既然苏联和匈牙利都急于同南斯拉夫、波兰缓和关系，而且希望中共出面安排此事，周恩来自然不能推脱。显然是考虑到进一步全面调整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关系的必要，中共把召开共产党国际会议的问题再次提上了日程。不过，原来中共的主张是苏共做会议召集人，现在考虑到莫斯科的尴尬处境，北京决定与贝尔格莱德联手挑起这副担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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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8657 1月18日上午，周恩来给正在南斯拉夫访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彭真打电话，要他单独会见铁托，并指定由伍修权大使亲自担任翻译。周要求彭真向铁托转达中共中央的建议：由中共和南共共同发起，召开一次世界各国共产党代表会议，以讨论和协调各国党的活动问题。[56]接着，在下午克里姆林宫的招待会上，周恩来又找到米丘诺维奇，向他介绍了中共关于召开共产党国家代表会议的想法。周首先提出，应当组织一次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代表会议，目的是加强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联系，消除妨碍合作和团结的因素。会议可以在2月底或3月初举行。周恩来希望知道，铁托认为召开这样一次会议是否有益，以及预定的时间是否合适。周提出，如果铁托同意召开并参加这次会议，他将对南斯拉夫进行正式访问。现在彭真正在南斯拉夫访问，已经授权他同铁托商谈。米丘诺维奇提出，为了更确切地向贝尔格莱德报告，他需要了解一些细节，比如召开这个会议的倡议是谁提出的，如果南斯拉夫不能参加，会议是否还会举行。周恩来毫不犹豫地回答：召开这次会议的倡议是中国提出的。更确切地说，整个这件事起源于毛泽东本人。周解释说，会议的目的不是要建立共产党之间的新组织，也不会做出任何强加给与会者的决议。周还表明，如果南斯拉夫不参加，会议就不会举行。不过，那样就证明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削弱了，中共不希望出现这种情况。米丘诺维奇对周恩来如此直率的谈话非常意外，并感觉到中共对苏联以前的做法持批评态度。[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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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8659 然而，贝尔格莱德拒绝了周恩来的提议。大概是不愿与社会主义阵营走得太近，抑或是担心再次出现1948年共产党情报局会议对南斯拉夫群起而攻之的局面（波匈事件后这种可能性不是没有），在同彭真的秘密谈话中，铁托表示，这个问题很重要，南共中央要专门讨论。他个人的意见是：进行双边或者多边会谈为好，不赞成召开全世界各国党的会议。得到彭真的报告后，周恩来在1月25日致中共中央并外交部的电报中判断，目前举行兄弟党会议的可能性不大。[58]1月28日南共中央正式通知米丘诺维奇，南斯拉夫将不参加共产党国家召开的国际会议，也不准备签署任何声明，但铁托还是决定邀请周恩来于1957年2月或3月访问南斯拉夫。[59]周恩来自然不会做这种肯定毫无结果的访问，但是中共也不愿意把这个结果告诉苏联人。在回国途径莫斯科时，彭真只是含糊地向赫鲁晓夫通报说，铁托原则上同意参加各国共产党会议。[60]这里传递的显然是一个错误的信息，以致后来莫斯科一直对铁托参加会议抱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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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8661 波匈事件以后，莫斯科也感到急需召开会议协调各国共产党的立场了。11月13日，为了统一对匈牙利事件的看法，苏联计划根据卡达尔的提议，召开一次“兄弟共产党会议”，“根据匈牙利的经验，讨论包括民族问题在内的相互关系”。[61]11月17日苏共中央联络部部长波诺马廖夫又报告说，鉴于目前一些兄弟党国家在匈牙利问题上存在疑惑和分歧，有必要在莫斯科召开一次东欧各国会议，统一认识。[62]但是，波兰采取了不合作的态度。波兰统一工人党的机关刊物《自由论坛》周刊在11月25日发表文章，其中引述铁托的话说，各国共产党对待波兰和匈牙利事件有斯大林式和反斯大林式的两种倾向，而南斯拉夫有许多意见与波兰的评价相同。虽然声明并不完全接受南斯拉夫模式，但波兰认为，“国际主义并不妨碍我们按自己的具体条件来建设社会主义”。[63]12月10日，苏联驻联合国代表坚持要波兰参加苏东九国关于谴责美国干涉匈牙利内政的共同提案，遭到拒绝后，苏联只得单独提出。[64]苏联对此颇为恼怒，在报纸上发动了对波兰的尖锐批评，指责在匈牙利问题上“波兰采取了特别的立场”。结果，又在波兰引起强烈反响。[65]由于波兰的这种顽固态度，1957年1月初在布达佩斯召开的苏东领导人讨论匈牙利问题的会议时，哥穆尔卡没有被邀请出席。[66]可以看出，此时由莫斯科单独出面召集共产党的国际会议是十分困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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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8663 由于中共在处理苏共二十大引起的思想震荡及东欧危机中的卓越表现，并由此而在社会主义大家庭中享有的崇高威望，此时要召开各国共产党会议，苏共不得不请求中共出面主持了。为此，1957年2月2日苏共中央主席团再次召开会议讨论。鉴于南共的态度有些勉强，赫鲁晓夫在会上提出，通报各国共产党会议的问题时不要表现出强迫态度和过分热心，可先进行双边会晤。会议认为应同中共商议召开会议的时间问题，并委托苏斯洛夫和谢皮洛夫准备给中共中央的信函。2月7日主席团批准的给中共中央的信函表示，苏共同意中共关于举行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建议，认为应该由中共筹备和出面主持这次会议，并希望把有关筹备情况及时通报给苏共中央。信中还说，对于苏共领导人来说，会议在1957年3月底到4月初进行比较适宜。[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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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8665 莫斯科来信提出由中共出面召集会议的建议，并不让人感到意外，但信中的一句话——“根据已经获悉的协议”，却着实令中共吃惊。按说，苏共并不知道中共曾建议由中南两党召集会议的情况。对此，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王稼祥颇感疑惑，并追问缘由。当事人断定，可能是周恩来在莫斯科与彭真的通话被监听了。[68]在这种情况下，苏共中央提出让中共单独来领导这次会议，多少令毛泽东感到尴尬和被动。于是，毛泽东答复苏共中央说：中共中央不准备筹备和主持这次会议，会议应由苏共中央筹备召开。中共中央同时认为，会议应该在时机成熟的时候召开，而不要匆忙地开会。[69]于是，莫斯科只好耐心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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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8667 在等待期间，5月31日，苏共中央又决定与南斯拉夫进行联系，其给南共中央的备忘录写道：“今年1月份，周恩来在莫斯科访问期间向我们通报说，为了就各党都感兴趣的问题交换意见，需要组织社会主义国家兄弟党代表的会谈。关于这一点，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中央都表达了自己的意愿，对此你们持积极的态度……现在许多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中央又提出了这个问题。苏共中央同意兄弟党关于举行会谈的建议，并且希望了解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的意见。”接着，苏共提出了几个可供选择的会议地点，并询问南共对于开会时间的考虑。备忘录还说，苏共认为会议应该秘密进行，并事先确定一个讨论的范围。[70]6月3日铁托答复苏联大使费留宾，在兄弟党会谈之前苏共和南共代表团之间应该先举行双边会谈。[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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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8669 面对南斯拉夫如此慎重的态度，苏共中央再次催问北京是否同意召开会议。苏共建议在7月就召开一个秘密会议，同时提出，会议可以遵照南共的意见，不规定日程，由参加者自己来决定会议的性质和程序。中共中央表示可以召开会议，但建议为开好这个会，应事先经过商量，可以先提出一个文件草稿，发给各兄弟党征求意见。一致的意见就写上，不一致的就不写。考虑到这个文件要公之于世，中共主张会议之前要在共产党之间充分交换意见。草案要经过讨论、修改，一致同意后再开会。中共认为，这样做可能时间会长一点，麻烦一些，但是，准备工作做得充分是有好处的。[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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