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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战之战：律师、政客与知识分子如何重塑世界 第四章 公民热内出使华盛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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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前首相爱德华·希思（Edward Heath）曾定义外交官是深思熟虑且惜言如金的人。根据这个定义，埃德蒙-查尔斯·热内（Edmond-Charles Genêt）就不是一个称职的外交官。他傲慢无礼且心急口快，他说话口不择言，且做不到体察入微。他更符合信口开河——说话不经过大脑——的定义。然而，热内的确是一名外交官。1792年，他被任命为法国驻美国公使。[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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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法国正在孤注一掷。在要将大革命火种传播到欧洲其他国家的激情的推动下，它对大多数欧洲国家发动了战争。[2]1792年4月，法国对奥地利宣战，而此前普鲁士与奥地利结成了联盟。第二年2月，法国向英国和荷兰宣战，一个月后，向西班牙和葡萄牙宣战。由于过度扩张而陷入四面楚歌的境地，法国革命政府把这个装模作样的热内派到美国，去说服美国加入由法国愚蠢地发动而现在也即将被打败的欧洲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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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热内来说，幸运的是，美国对他传递的信息表示同情。法国对美国革命的支持对昔日殖民者而言记忆犹新。与其昔日的支持者一样，美国刚刚把自己从欧洲君主统治下解放出来，就开始了一项大胆的自治实验。用法国外交部长指示热内的话来说就是，如果法国和美国联合起来，将会产生一个新的“自由的帝国”（“Empire de la Liberte”）。[3]美国人透过自身争取独立而斗争的经验来看待法国大革命——那些攻占巴士底狱的人正沿着乔治·华盛顿、托马斯·杰斐逊和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指引的道路前进。法国革命者很高兴地承认这一点。拉斐特侯爵（Marquis de Lafayette）把巴士底狱的钥匙送给了华盛顿。正如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所说，“是美国所坚持的原则打开了巴士底狱的大门，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因此钥匙就被放到了它应该被放的地方”。[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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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热内而言，不幸的是，法国在理想主义驱使下提出了一种行动建议，但对方的谨慎导向了不同的结果。美国负担不起卷入一场欧洲战争的代价。它的陆军力量孱弱，无关紧要，海军甚至还不存在。它几乎没有一个正常运转的政府，唯一真正的收入来源是与英国贸易的进口税。美国如果对英国发动战争，更不用说它的许多盟友了，将会是财政和军事上的自杀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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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内的任务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一名老练的外交官或许会维持表面上的胜利，但正如事件发展将要表明的那样，热内并不是一名老练的外交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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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除外的一切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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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德蒙-查尔斯·热内于1763年1月8日出生于凡尔赛，他是家里五个孩子中唯一的男孩。虽然他的家族是资产阶级，但与贵族有着密切的关系。他的大姐是玛丽·安托瓦内特（Marie Antoinette）王后的寝宫第一女官（First Lady of the Bedchamber），这有点像私人助理，负责安排王后的社交活动和财务支出。埃德蒙的父亲是翻译局（Bureau of Interpretation）局长，并以各种欧洲语言教育儿子。这个儿子是个语言天才，在十二岁时就精通英语、法语、瑞典语、意大利语、德语、拉丁语和希伯来语。在父亲的帮助下，他将16世纪埃里克十四世（EricⅩⅠⅤ）国王的瑞典语传记翻译成了法语。这一壮举给埃里克的后裔，瑞典当时的国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送给埃德蒙一枚金奖章作为礼物。[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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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德蒙长成了一个风度翩翩、机智风趣的青年。他也是一位才华横溢的歌唱家，在宫廷中为女士们表演。在王后的帮助下，埃德蒙以法国驻圣彼得堡大使馆秘书的身份加入了外交使团，并于1788年被派驻到那里。但他是一个热情的共和党人，在任职四年后，叶卡捷琳娜女皇把他驱逐了出去。1792年9月，在大革命最激烈的阶段，他回到了巴黎。[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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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因过度的革命热情而被开除出外交官队伍的消息受到了法国国民大会（French National Convention）鹰派吉伦特派（Girondins）的欢迎。当这些鹰派人物破坏了和平，并使国家陷入与大多数欧洲王朝的血腥对抗时，他们意识到自己需要援助。他们的计划是将热内派往美国，让他说服那个与法国有着共同追求的共和国加入其崇高的事业。[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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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伦特派知道美国可能拒绝参战。[8]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期望的是得到美国除战争外的一切援助。法国外交部指示热内，要求美国加快偿还在革命战争期间欠法国的债务。然后，他会用这些资金购买美国的战争物资为国内提供补给。[9]接下来，法国外交部命令热内组织美国探险队，渗透进西班牙控制的佛罗里达、路易斯安那和英国殖民地加拿大，在那里煽动叛乱，暗中破坏西班牙帝国和大英帝国的统治。[10]最后，热内带着厚厚的300份私掠许可证（授权私人水手攻击和捕获外国船只的特别许可证）来了，他将用它召集一支由“私掠船”组成的舰队——一支由美国水手组成的名副其实的私人海军——来掠夺英国商船。[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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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3年2月7日，热内乘坐装有44门大炮的“伏击号”（Embuscade）护卫舰前往当时美国首都费城。但是逆风将船吹离了航道，迫使它在两个月后停泊在南卡罗来纳州的查尔斯顿。令热内高兴的是，一大群热情的祝福者在码头迎接他。当地显要人物和州长也接待了热内，并向他提供了无条件援助。[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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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照合适的外交礼节，热内应该直接前往费城，向政府提交他的全权证书，并向总统阐明他的计划。然而，热内并没有这么做，他不是一个遵守外交礼节的人。他把外交惯例看作贵族礼节的残余，是不适合民主主义者的陈旧的矫揉造作。尽管他从旧制度中获益良多，但现在，热内已经远离了它的颓废，并使用了谦逊的“公民”（Citoyen）作为自己的头衔。[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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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热内继续待在查尔斯顿工作。在繁华的海滨，他慷慨地发掉了他的私掠许可证，委托了四艘私掠船去执行任务，并将它们重新命名为“共和号”（Républicain）、“反乔治号”（Anti-George）、“无套裤汉号”（Sans Culotte）和“爱国者热内号”（Patriote Genêt）。他授权当地的法国领事依照捕获法庭规则行事，从而绕过了美国司法体系。他还召集了一批冒险家来推翻英国和西班牙在北美的殖民统治。在完成了这一阶段的任务之后，热内经由陆路向费城进发，这样他就可以尽情享受沿途人群的吹捧，这趟绕道之行花了28天时间。[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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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热内的旅程悠闲缓慢，在5月16日到达之前，关于他的壮举的消息就已经传出去了。英国大使乔治·哈蒙德（George Hammond）曾向美国国务卿托马斯·杰斐逊抱怨在查尔斯顿召集的私掠船的委托任务和配备数量。而且，他对最近法国将“伏击号”俘获“格兰奇号”（Grange）的行为当作战争捕获尤其感到羞辱。[15]在人群的欢呼声中，这艘英国舰船被法国使节的护卫舰毫无外交策略地直接拖进了费城港口。[16]哈蒙德写信给杰斐逊说，他“毫不怀疑，美国政府会认为这侵犯了它的中立性”。[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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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斐逊是法国在美国最坚定的支持者之一，他的亲法态度近乎狂热。作为美国驻巴黎代表，他见证了法国大革命的开端，并被其成功深深打动。[18]影响和欣赏是相互的——法国《人权宣言》（Declaration of the Rights of Man）借鉴的就是杰斐逊自己起草的《独立宣言》（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19]但即使是杰斐逊也不得不同意英国大使的观点，即热内的行为是非法的。美国是一个中立国家，不能允许其港口被一个国家用于反对另一个国家。6月5日，他写信给热内，宣称“中立国家有义务禁止会伤害交战国之一的行为”，并希望他对违反了“作为万国法不可分割之一部分的美国法律”做出赔偿”。[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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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反应令热内惊呆了。他不仅把杰斐逊视为共和主义同道中人和法国坚定的朋友，而且他也深信自己没有做错任何事。[21]相反，他还肯定美国违背了自己的承诺，指责美国“无视对法国人和美国人具有约束力的条约”。[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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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内指的是1778年《美法同盟条约》（Treaty of Alliance of 1778），美国当年签署该条约是为了确保在反对英国的革命中获得法国的援助。该条约是法美友谊强大的象征，以至于当年签署该条约的墨水池都被一直保存了下来，并且150年后还用它签署了《非战公约》。《美法同盟条约》中第24条宣布，为了武装私掠船，美国和法国将把对方的敌人驱逐出各自的港口。[23]在热内看来，既然该条约禁止法国的敌人使用美国港口，那么它就暗示允许法国在他们的土地上使用这些港口。[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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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杰斐逊并没有被说服。在6月17日的一封信中，他提醒热内，条约第24条并没有明确允许法国使用美国港口。[25]它仅仅拒绝法国敌人具有使用美国港口的权利。由于美国是一个中立国家，它不能表现出偏袒态度——它不能给予法国那些它拒绝给予法国敌人（比如英国）的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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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内收到杰斐逊的信时，暴跳如雷。他承认杰斐逊的解释“新颖独特”，但斥责他的欺骗，说美国国务卿利用花言巧语“来为违背积极的条约辩解或开脱”。[26]美国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和战争部长亨利·诺克斯（Henry Knox）被热内信中的语气激怒了，称它“也许是有史以来由一位驻外使节[27]写给一个友好国家的最具攻击性的文件了”。[28]热内的语气也让杰斐逊震惊。他向另一个坚定的法国支持者詹姆斯·麦迪逊吐露说，热内正在损害他们的事业，并且“如果他们不抛弃他，他会损害共和党人的利益”。[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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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热内动辄攻击朋友和敌人，像个十足的笨蛋。但尽管他的风格站不住脚，但他的立场比较容易理解。事实上，人们很容易将热内视作整个事件的受害者，并认为他对杰斐逊的愤怒不仅是可以理解的，而且是完全合理的。因为，如果法国的敌人被明确地禁止在美国港口完成舾装，难道不自然地推断法国本身是被允许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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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杰斐逊的解释更符合当时的行为准则。热内应该意识到，旧世界秩序的规则禁止中立国际在战争中采取偏袒立场。根据这些规则，中立国有“公正义务”——它们被禁止偏袒任何一方。[30]如果中立国表现出偏袒态度，就是放弃中立立场并成为参战国。从法律角度来看，与派遣地面部队参战并无二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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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旧世界秩序禁止歧视的规则并不适用于先前存在的条约。[31]如果在战争开始之前，两个国家就约定了的话，那么一个国家是被允许向一个参战国提供援助的，因为提供援助是为了履行条约义务，而不是帮助受害者。换句话说，禁止歧视原则禁止非交战方惩罚发动非正义战争的一方——同样的逻辑给予了士兵和主权者以杀人许可权。[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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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1778年法国与美国的同盟条约并没有引发这种例外。正如杰斐逊认识到了而热内没有认识到的那样，禁止帮助法国的敌人这一点应该根据现有的中立规则来解释。中立性要求严格的公正性。如果英国不能利用美国港口来装备私掠船，那么万国法也不允许法国出于相同目的使用港口。为了证明他关于“那条法律和惯例是什么”的观点，杰斐逊大段引用了瓦特尔法语原版著作，然后得出结论，他的国家别无选择，只能拒绝法国使用美国港口。[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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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杰斐逊“提出瓦特尔的格言”来证明他对条约解释的合理性，热内大为光火。[34]但人们不禁要问，除了引用当时顶级法律权威的观点来证明自己的解释之外，杰斐逊会如何支撑他的解释。确实，法国使者对国际法的不熟悉让杰斐逊感到震惊。万国法构成了外交实践的基本规则。“热内对这个问题相关知识的无知令人惊讶，”杰斐逊给詹姆斯·麦迪逊写信说，“我想，他从来没有读过这门学科的任何一本书。”[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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