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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结束一切战争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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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6月最后一个星期天早上，一个身材单薄、体弱多病，名叫加夫里洛·普林西普（Gavrilo Princip）的19岁波斯尼亚塞族青年在萨拉热窝用半自动手枪瞄准弗朗茨·斐迪南大公（Archduke Franz Ferdinand）并开了两枪。第一枚子弹穿透大公的车门，击中了大公妻子索菲亚（Sophie）的腹部，第二枚子弹击中了大公的颈部，刺穿了颈静脉，并卡在了脊柱中。上午11点，哈布斯堡皇朝皇位的法定继承人和他的妻子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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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循格劳秀斯的理论，奥匈帝国发出了最后通牒：除非塞尔维亚满足十项条件，以镇压暗杀背后的“颠覆运动”，否则就会对其开战。[1]塞尔维亚接受了除第六条第二款之外的所有条件，该款坚持要求奥匈帝国直接参与对刺杀事件的调查。塞尔维亚解释说，这种要求无法接受，因为塞尔维亚宪法不允许外国势力参与内部调查。[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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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项条件满足了九成半，奥匈帝国还不满意。1914年7月28日，弗朗茨·斐迪南的叔叔、已经耄耋之年的奥匈帝国皇帝弗朗茨·约瑟夫（Franz Joseph）对塞尔维亚宣战。因为“塞尔维亚拒绝了我国政府正当且温和的要求，”弗朗茨·约瑟夫在战争宣言中解释道，“我必须通过武力来确保这些不可或缺的保证，而这些保证本身就能确保我的国家内部的安宁祥和与外部的持久和平”。[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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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锁反应接踵而至。俄国站在塞尔维亚一边，开始动员军事力量。德国认为俄国的军事动员无异于宣战。[4]于是，它发表了一份长达48页的宣言，还以小册子形式出售，售价40芬尼。这份宣言的标题是《俄国如何背叛德国的信任从而引发欧洲战争以及法德冲突本应如何避免》（How Russia Betrayed Germany’s Confidence and Thereby Caused the European War and How the Franco-German Conflict Might Have Been Avoided）。[5]针对德国的战争宣言，俄国发布了一则回应宣言，声称是德国忽视了俄国“充满善意的”调停努力，是德国在攻击俄国。[6]由于《法俄同盟军事协定》（Franco-Russian Alliance Military Convention）的存在，德国与俄国开战也就意味着它也要与法国开战。[7]因此，当法国拒绝宣布中立后，德国对法国宣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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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法国边境戒备森严，德国要求比利时给予自己绕过法国防线的通行权。比利时援引1839年《伦敦条约》（Treaty of London）加以拒绝。事实上，包括英国在内的欧洲强国在该条约中承认并保证了比利时的独立和中立。即使如此，德国还是入侵了比利时，它在赌英国不会仅仅因为“一纸协定”而开战。[8]但是，德国赌输了。英国在其入侵比利时的当天便向德国宣战。[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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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奥匈帝国也加入了战团，向英国和法国宣战。英国和法国同样宣布对奥匈帝国作战。很快，许多欧亚国家都选择了立场。奥斯曼帝国和保加利亚与德国和奥匈帝国结盟；意大利和日本与法国、俄国以及英国结盟。[10]战争宣言和回应宣言指出了一个错误行为和反错误行为的重叠网络，它为发动战争提供了合法许可和公共理由。由于没有一个国家愿意让步——或抑制积怨、猜忌以及令事态开始的野心，这片大陆最终陷入了战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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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试图置身于不断升级的混乱之外。欧洲战争爆发后，伍德罗·威尔逊总统在向国会发表的演说中，宣布美国将保持中立。[11]事 实上，许多美国人从战争中看到了机会。由于欧洲的竞争对手忙于战争，美国可以将贸易扩展到新的市场。但威尔逊明白旧世界秩序的规则。他告诫公众，只有遵守中立责任，美国才能享有中立的权利：“在这些考验人们灵魂的日子里，美国必须在事实上且在名义上保持中立。我们必须在思想上且在行动上保持公正，必须抑制我们的情感，同时也要对每一项可能被解释为利于一方但反对另一方的交易加以限制。”[12]无论多么轻微，任何偏袒的迹象都可能把这个国家拖入欧洲的地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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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保持公正态度并不容易。1915年，一艘德国U型潜艇在没有发出警告的情况下用鱼雷击沉了一艘英国客轮——皇家邮轮“卢西塔尼亚号”（Lusitania），之后美国和德国之间的紧张关系开始加剧。[13]威尔逊总统第一次听到这场灾难的消息时，他刚吃完午饭，正准备去打高尔夫球。[14]报告中没有提到伤亡情况。当晚快到八点的时候，传来消息说许多乘客可能已经死亡。晚上十点，威尔逊知道了最坏的消息：多达一千名乘客失去了生命。其中肯定有美国人。[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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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尔逊竭力保持克制。持反战态度的国务卿威廉·詹宁斯·布莱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向德国大使递交了一份措辞谨慎的照会，寻求“对由此造成的严重局势进行清楚和全面的了解”。此后不久，威尔逊起草了第二份同时也更具对抗性的照会。“男人、妇女和儿童以现代战争中前所未有的境遇被送上了死亡之路”，他写道，他要求德国尊重中立者的权利。由于这份照会措辞不符合自己的反战态度，布莱恩的回应是辞职而不是向德国大使发出照会。无尽的外交争吵接踵而至。到1916年4月，由于德国人继续闪烁其词、避实就虚，威尔逊被激怒了，他威胁要发动战争。[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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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德国最终同意尊重中立国家的权利，称其“现在决定做出进一步的让步，以符合中立国利益的方式实施潜艇战”。[17]对威尔逊来说，这是一次伟大的胜利。1916年，他以“他让我们远离战争”为口号竞选连任。[18]然而，在距他发表第二次就职演说不到两周的时候，威尔逊获悉了德国外交部长亚瑟·齐默尔曼（Arthur Zimmermann）发出的一份密电的内容。在这份电报中，德国声称要给墨西哥提供机会来扭转1848年美墨战争中的灾难性失败。“并肩作战，共创和平”，这份电报提议。[19]“我们的理解是，重新征服得克萨斯、新墨西哥和亚利桑那州失去的领土。”[20]一星期后，当电报内容在报纸上刊登出来后，美国发现在行动上保持中立越来越难，更不用说在思想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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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2月，德国重新恢复无限制潜艇战——不加警告便对中立船只开火，此举破坏了本身就很脆弱的协议。在第二个任期上任一个月后，威尔逊总统在国会两院联席会议上要求宣战。在一次呼应《海洋自由论》——格劳秀斯对使用战争来确保海上自由的辩护[21]——的演讲中，威尔逊认为，“使用武力维护我们的中立权利，反对非法干涉我们利用海洋的权利、反对非法暴力以保护我国人民安全的权利”，已经不足以解决问题了。[22]该是通过战争执行权利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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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伟大战争”是一场真正的格劳秀斯式战争——为了纠正错误行为而发动，而这些错误行为既有真实的，也有想象出来的。在争取正义的斗争中，交战方造成了前所未有的、难以想象的破坏。它们导致800万战斗人员死亡[23]、700万人永久性伤残，另有1500万人受伤。据一项估计，大约有3.5%的欧洲人口死于这场战争。[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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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认识到这场战争将会是一场可怕的战争，威尔逊曾承诺，这将是最后一次战争，是“结束一切战争的战争”。[25]但是当战争接近尾声时，如何确保来之不易的和平还远不清楚，更不用说结束一切战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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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实现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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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1月，近40个国家的代表齐聚巴黎，就领土和赔偿问题进行讨论。[26]同这场战争一样，巴黎和会也是按照旧世界秩序的规则进行的。英国和法国坚持要对德国索取巨额赔偿以削弱德国的实力，同时欧洲、亚洲和非洲的领土边界要重新划定，以牺牲失败者的利益来奖赏胜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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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如何确保和平呢？威尔逊的解决方案是创设一个规范国际事务的新组织，用其“十四点和平计划”的话说，这是一个“普遍的国家联盟”，它将“一视同仁地为大国和小国的政治独立和领土完整提供保证”。[27]它被称为“国际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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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新联盟职能的文件《国际联盟盟约》（Covenant of the League of Nations）试图通过一项强制性的争端解决机制来确保和平。《国际联盟盟约》要求成员国不得将争端诉诸战争，而是将其提交给联盟解决，要么提交给当事各方同意设立的仲裁法庭，要么提交给新的常设国际法院，或者是接受联盟理事会的“调查”。[28]在上述机构其中之一做出裁决之前，各国有义务等待。如果一个国家在争端中获胜，失败方需遵守裁决，胜利方也不能发动战争。但是，如果一个国家被裁决失败且不愿意服从裁决，裁决结果发布三个月后，可以诉诸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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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联盟盟约》不仅建立了一个新的争端解决机制，还创设了一种强制各国执行的新机制。其中第10条和第16条规定，违反《国际联盟盟约》规定而发动战争的成员国将面临由国际联盟理事会决定的制裁，不仅包括贸易和金融制裁，还包括军事制裁。如果有必要，国际联盟会通过战争来强制执行《国际联盟盟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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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美国后，威尔逊总统开始了一次雄心勃勃但使他精疲力竭，足迹遍及全美国的行程，他在22天内行程8000英里，以推动美国加入国际联盟。“我的委托人是孩子们；我的委托人是下一代，”他在此次行程最后一次主要演讲中宣称，“他们不知道，当我命令美国军队开赴法国国土时，我承诺了什么，我答应了什么。但我知道，并且我打算兑现我对孩子们的承诺；他们再也不会因类似使命而被派遣出去了。”[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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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批评者后来指责的，国际联盟的问题并不是它试图做太多的事情来维护和平——而是它做得太少了。国际联盟虽然削减了个体的战争权，但减少幅度不大。即使法庭驳回了各国的要求，它们也可能在三个月后开战。为了执行这些对战争权利的温和限制，国际联盟强化了战争责任。根据《国际联盟盟约》第16条，在多数成员同意的情况下，国联理事会有权命令成员国拿起武器来维护《国际联盟盟约》。为了解决战争问题，国际联盟的答案似乎是……更多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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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项合法的制度，战争曾对国际关系至关重要，即使它是一场毁灭数百万人生命的血腥大屠杀，并且浪费了数十亿美元。国际联盟并没有预示着旧世界秩序的终结，只是延缓了它的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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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太可能是一位革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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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尔蒙·莱文森（Salmon Levinson）不太可能是一位革命者。他是芝加哥一名成功的公司律师，在一些重大金融重组案件中扮演关键角色。[30]他有许多知名的客户，包括西屋电气（Westinghouse）、圣路易斯和旧金山铁路公司（the St. Louis and San Francisco Railroad），还有西尔斯·罗巴克公司（Sears，Roebuck and Comp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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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尔蒙拥有丰富的从商经验。1848年，他的祖父母和父亲为躲避政治动荡，从德国移民到美国，那时他父亲才18岁。后来，萨尔蒙的父亲在印第安纳州的诺布尔斯维尔找到了一份裁缝工作。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店铺发展成了这个城市最成功的服装店之一。甚至在萨尔蒙十几岁的时候，他每天早上6：30就打开店门，直到上课之前都和父亲一起工作。可能是犹太人入学指标限制的原因，他被耶鲁大学拒绝，而后就读于芝加哥大学。但他锲而不舍，在通过了一系列旨在将他拒之门外的考试之后，他被允许转到耶鲁大学继续完成大四学业。毕业后，他回到芝加哥从事法律工作。[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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