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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战之战：律师、政客与知识分子如何重塑世界 第十二章 纳粹马戏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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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次难忘的经历，”赫希·劳特派特在给妻子蕾切尔（Rachel））的信中写道，“历史上第一次看到一个主权国家站在被告席上。”[1]1945年11月21日，罗伯特·杰克逊在国际军事法庭上致开幕词的时候，劳特派特也在现场。他和英国起诉团队坐在一起，距离被告只有15码远。看到纳粹德国的前领导人在法庭上低头并为他们的罪行承担责任，劳特派特激动不已，但与那些要为自己的人民几近灭绝负责的人如此近距离地坐在一起，肯定也很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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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判在纽伦堡的司法宫举行，因为没有其他选择，杰克逊只好选择了这个地方作为审判地点。德国大多数主要城市以及许多较小城市都被炸为平地。柏林变成了一座孤寂之城，纽伦堡几乎同样荒凉。根据盟国的分析，这座城市的91%已沦为废墟。[2]埋在瓦砾下的腐肉散发的臭味到处都是。[3]水不能饮用。[4]然而，位于纽伦堡西郊的一座高大的法院建筑仍奇迹般地矗立着。由于遭到五次直接轰炸，司法宫被严重损毁，但还可以修复。更令人惊讶的是，这座法院大楼与一个可以容纳被告的巨大且仍能运转的监狱连在一起。此外，适合接待达官显贵的大酒店也完好无损。由于法庭、监狱和酒店还都在，所以杰克逊打趣道，“那……是精准轰炸”。[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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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实用性，纽伦堡还有象征意义。这座城市是纳粹党每年集会的地方。在莱妮·里芬施塔尔（Leni Riefenstahl）1935年的电影《意志的胜利》（The Triumph of The Will）中起重要作用的齐柏林广场（Zeppelin Field），就部分地由被告之一阿尔伯特·施佩尔（Albert Speer）设计，它距离法院很近。纽伦堡还是德国国会剥夺犹太人公民权利的地方，也是另一名被告赫尔曼·戈林宣布臭名昭著的“纽伦堡法”（Nuremberg Laws）的地方。纽伦堡是第三帝国的象征，以至于一些军事地图把它标为“纳粹马戏城（Nazi Circus Town）”。[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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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建筑物损毁的程度和诉讼程序的规模，法庭必须重新布置。被告席设置在法庭的左侧，前面是一部电梯，用来从与监狱相连的地下室运送犯人。被告按照他们在起诉书上的顺序在普通的木凳上坐成两排。七名“雪花莲”——因其白色头盔而得名的军警——站在被告身后，手持警棍，手枪插在白色的枪套中。被告律师坐在被告席前，以便与当事人交换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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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对面是国际军事法庭审判席。它由四名法官和四名候补法官组成，四名法官由提起诉讼的四个大国各派遣一名，八名法官坐在一排。来自英国的劳伦斯大法官（Lord Justice Lawrence）主持审判。紧挨着劳伦斯的是美国法官弗朗西斯·比德尔。比德尔被杜鲁门任命为纽伦堡军事法庭法官，是对其被免去司法部长职务的安慰。《纽约客》（The New Yorker）记者丽贝卡·韦斯特（Rebecca West）把比德尔形容为“一只非常聪明的天鹅，偶尔会弯下身子和一只更小的水鸟谈心”。[7]她没有提及她当时和比德尔的恋情。法官们的身后是法庭的窗户，但厚厚的绿色窗帘遮住了它们。窗帘经常被拉开以便拍摄审判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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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方占据了法庭的中心位置。每个国家代表前面都摆放了桌子，从左到右排列，分别是法国、苏联、美国和英国起诉团队。法庭上的律师发言席被夹在辩护桌和法官之间。它的右边对着房间前面的证人席，左边是由八名翻译组成的翻译团队，在玻璃墙后提供同步翻译。记者和参观者坐在后面从剧院征来的200把红色长绒椅上。[8]此外，楼厅旁听席还可容纳150名观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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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判的焦点，无论在视觉上还是道德上，都集中在被告席上。被告席上最引人注目的是赫尔曼·戈林。戈林是尚在世的纳粹领导人中级别最高的，被安排在了体现其身份的位置上——前排角落的座位。他通常穿着一件淡蓝色的德国空军制服，上面的勋章被剪掉了。在审讯过程中，他时常懒洋洋地斜倚着，右臂搭在栏杆上，流露出冥顽不灵的傲慢态度，时而傻笑连连，时而怒容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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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戈林出现在法庭上时，许多人都感到惊讶。新闻片上，他看起来很胖，身高5英尺10英寸，拖着将近280磅的身体。[9]他衣着华丽，佩戴勋章和珠宝。他有时抹口红，搽胭脂，涂手指甲和脚指甲。[10]他带着恶作剧般的笑容，就像漫画书里的反派。丽贝卡·韦斯特认为，当他情绪高昂的时候，看上去就像“妓院里的老鸨”。[11]第一次见面时，监狱指挥官伯顿·安德鲁斯（Burton Andrus）上校形容戈林是一个“傻笑的笨蛋”。[12]戈林不仅带来了16个款式相同、印有字母的手提箱，里面装满了小玩意、服装和现金，而且其中一个箱子里装的是人工合成吗啡双氢可待因（paracodeine），大约有2万颗药丸（其实他不止这么多，但在被抓之前都把它们冲进了厕所）。[13]他几乎拥有全世界的毒品供应。但戈林戒掉了毒品，开始节食。到审判开始时，他已经瘦了70磅。那些希望看到一个臃肿的瘾君子的人失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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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难知道戈林究竟是更鄙视原告还是他的同案被告。戈林不得不忍受坐在鲁道夫·赫斯（Rudolf Hess）旁边，赫斯曾是副元首，纳粹党的第三号人物。他认为赫斯疯了，他几乎可以肯定，赫斯是疯了。1941年，在没有任何预兆的情况下，赫斯独自一人驾机从德国空降到苏格兰。他的任务是说服丘吉尔加入纳粹对抗苏联的行列。这次任务失败后，他在一所英国监狱里度过了战争的剩余时间。戈林解释了这一愚蠢行为给帝国带来的困境：“难道你认为，我们不得不公开声明我们的一位主要人物疯了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吗？”[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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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斯旁边是里宾特洛甫。当然，戈林并不关心德国的头号鹦鹉。戈林曾问希特勒，为什么要任用里宾特洛甫，因为那时里宾特洛甫还没有什么政治经验。希特勒说里宾特洛甫认识所有的外交官。“是的，”戈林说，“但困难就在于他们都知道里宾特洛甫是个什么样的人。”[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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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宾特洛甫旁边是德国武装力量国防军司令威廉·凯特尔（Wilhelm Keitel）。凯特尔在军队里以完美的“应声虫”而闻名，他是个马屁精，最喜欢说“是，我的元首！”[16]凯特尔之后是阿尔弗雷德·罗森堡（Alfred Rosenberg），他是一个沉闷而又愚钝的民族社会主义“哲学家”。罗森堡是《二十世纪的神话》（The Myth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的作者，这是一本种族主义的小册子，充斥着大量关于雅利安人优越性的伪科学，甚至连希特勒都认为不可思议。隔着几个座位坐着尤利乌斯·施特莱歇尔（Julius Streicher），他是一个矮矮胖胖的、光头的虐待狂，甚至在被告中间都是个贱人。[17]韦斯特认为他是“那种在公园里惹是生非的肮脏老家伙”。[18]他是反犹太报《先锋报》（Der Stürmer）主编。这份报纸被认为太过无耻，甚至短时间内在纳粹德国都被禁了。施特莱歇尔还是法兰克尼亚地区纳粹党领导人，他的出生地纽伦堡就属于该地区。但当他散布了一则谣言，说因为戈林阳痿，他的女儿埃达（Edda）是在试管中受孕的之后，不出所料，他被解雇了。所有被告中，施特莱歇尔智商测试得分最低，仅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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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是21名被告的智商都低得可怜。坐在第一排最后一个的沙赫特，他的智商测试结果为143，令人印象深刻。虽然他是民族社会主义的早期支持者，但他参与了7月20日暗杀希特勒的未遂阴谋，并在集中营度过了战争的最后一年，最后待在达豪集中营中。戈林鄙视他，因为他变成了叛徒。[19]戈林起初努力与阿尔伯特·施佩尔搞好关系，后者是希特勒的设计师和后来的军备部长，他坐在施特莱歇尔后面的第二排。戈林钦佩施佩尔，有一次他对希特勒说，施佩尔是德国仅次于希特勒的最伟大的人。[20]但是，在审判期间，当施佩尔承认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后，戈林转而反对他。因为施佩尔承认有罪，违背了戈林的要求，戈林要求他们这些被告要在法庭上以统一的立场表明自己是清白的。施佩尔认为，戈林不是在为自己的生命而战，而是在为他在历史上的地位而战。因为戈林曾告诉其他被告，“五十年之内，他的遗体就会被安葬在大理石石棺内，德国人民将把他奉为民族英雄和殉道者加以纪念”。[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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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战公约》是国际法。本法庭将作此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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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0日，这场世纪审判开始了，既没有法官敲击法槌发出“砰”的一声，也没有家属哭泣发出的呜咽声，有的只是人们低声交谈发出的嗡嗡声。法庭坚持要求完整地宣读包含着对被告详细指控的长篇起诉书。庄重缓慢地宣读起诉书枯燥乏味，这项工作由初级检察官来完成。午休时，里宾特洛甫问古斯塔夫·吉尔伯特（Gustave Gilbert）博士：“为什么？所有这一切都对违反条约小题大做？你读过大英帝国的历史吗？英国历史充满了撕毁条约、压迫少数族裔、大规模谋杀、侵略战争，等等。为什么它没有被这样对待？”[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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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上午，法庭对所有被告质疑其管辖权的联合动议做出了回应。他们反对说，在战争发动时，发动侵略战争并不是犯罪，因此法庭正在进行的是事后调查。法庭暂时搁置了这项决定，但允许“在稍后阶段听证”。[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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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进入抗辩程序，所有被告的抗辩都是“无罪”。准备工作结束后，罗伯特·杰克逊身穿晨礼服和条纹裤走上讲台，为美国做开庭发言。杰克逊认为这次演讲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任务”。大家都认为，这是一场引人入胜的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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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克逊首先指出，这是“人类历史上对破坏世界和平罪的第一次审判”。他说，文明社会不能容忍这些罪行被忽视，“因为如果任其重演，人类文明将无法继续存在”。然后他发表了此次审判中最为著名的一段话，这是对法治的颂歌：“为胜利而欢呼、为战争伤害而愤怒的四个伟大国家，停止了复仇的步伐，自愿将落入己手的仇敌送予神圣的法律裁决。这是有史以来权力对人类理性的最高敬意之一。”[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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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克逊开庭演讲的目的是为起诉书第一项指控陈述案情，它指控被告密谋发动侵略战争。他介绍了纳粹党的发展历史，从1921年希特勒成为最高领袖或“元首”开始，到1933年1月被任命为总理，到几个月后夺取绝对权力，再到破坏劳工运动、镇压教会，以及最后迫害犹太人，所有这一切都是纳粹发动侵略战争计划的组成部分。“这场战争不是凭空发生的，”杰克逊声称，“它经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的精心策划和准备，实施起来得心应手且阴险狡诈。”他认为，国内恐怖主义是一个引起国际关注的问题，因为它是纳粹党为了发动战争而控制德国人民的方式。“纳粹在国内大肆迫害德国人民是为发动侵略战争做准备的一个步骤，而侵略战争就是国际后果之一。为了消除德国人民中间出现的任何温和情绪，并使其人民处于全面战争状态，阴谋者策划并实施了一场针对所有基督教教派和教堂的系统的和无情的镇压。”[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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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午休期间，戈林对杰克逊指控纳粹镇压天主教运动表示震惊。他不否认这些指控的准确性。但他认为杰克逊没有资格做出这些指控。“但那是我们的权利！我们是一个主权国家，这完全是我们自己的事务。”[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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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饭后，杰克逊继续列举纳粹犯下的各种暴行——处决被俘士兵、杀戮平民、集中营中的恐怖行为，等等。他的演讲中充满了可怕的细节。有一段耸人听闻，就是杰克逊描述纳粹在犹太人身上进行医学实验。“在达豪集中营，主管‘医生’的报告显示，他们把受害者浸泡在冷水中，直到他们的体温下降到28℃（82.4℉），这时，他们全部立即死亡。”然后，医生们解决了如何用温水让实验对象苏醒的问题。这一系列实验的最后一项是“体温复温”。杰克逊解释说：“几乎冻死的受害者被一堆活着的女人的身体围起来焐着，直到他苏醒过来，然后通过发生性关系对周围环境做出反应。在这里，纳粹已经堕落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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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演讲的最后，他解释了为何要对发动侵略战争的被告提起诉讼。可以预见的是，他把重点放在了解释被告对法律追溯效力的指控上。他援引埃切尔-钱勒理论加以回应。“战争不可避免地是一个杀戮、攻击、剥夺自由和破坏财产的过程……规定侵略战争非法的各种国际条约的最低法律后果是，它剥夺了法律曾给予那些煽动或发动侵略战争的人的一切辩护，并让战争制造者受到通常被人们接受的犯罪法原则的审判。”[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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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证明被告应负个人责任这部分，杰克逊也提出了凯尔森理论的一个版本。正如凯尔森在备忘录中向杰克逊解释的那样，战争中的集体责任是国际法上的标准救济。“一项只对国家有效的国际法只能通过战争来强制执行”，因为强迫一个国家最切实可行的方法是战争。然而，通过战争来强制禁止战争是毫无意义的。只有通过惩罚个人来取而代之，国际法才能结束这一灾祸。“如果国际法要对维持和平提供真正的帮助，这种个人责任原则是必要的，也是合乎逻辑的。”[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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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克逊最后以重申人类文明及其对法庭的期望结束了演讲。“人类文明……不期望你们彻底结束战争。它真正期望的是你们的司法行动让国际法的力量、戒律、禁止，以及最重要的是制裁，站在和平一边。”[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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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俊的哈特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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