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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战之战：律师、政客与知识分子如何重塑世界 结论 今后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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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11月，德国装甲部队开进巴黎，轴心国签署了《三国同盟条约》。几个月后，萨尔蒙·莱文森躺在床上奄奄一息。看来，他的非法化战争的梦想要随着他的死亡一道破灭了。约翰·杜威曾给第二任妻子写过一封信，信中把“索尔”（Sol）[1]描述为“发起非法化战争运动的可怜人——尽管总有一天会有结果的”。[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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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在那时看来，非法化战争的努力不可能有结果，但杜威是对的。莱文森的非法化战争运动确实“开花结果”了。它引发了一场全球性革命。在杜威写完他的挽歌后不到十年，旧世界秩序已经让位于新世界秩序，而这一切都是非法化战争运动的必然结果。今天，征服在很大程度上灭迹了，炮舰外交也结束了。曾经在逻辑上不可能成立的侵略战争罪，现在是海牙国际刑事法院可以起诉的四项罪行之一。而且，曾经禁止中立国实施的经济制裁，现在已成为执行国际法的一个普遍且关键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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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今天莱文森帮助建立的新世界秩序面临着风险。战后关于战争非法的共识如今遭受到了70年来最大的冲击。通过回顾历史，本书试图引起人们对这些威胁的注意，并为未来指明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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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风险来源是“伊斯兰国”以及其他受库特布“圣战”愿景鼓舞的组织的崛起。“伊斯兰国”试图破坏整个中东地区的国家控制，同时也把西方拖进一场灌输其世界观、破坏世界秩序的对抗。“伊斯兰国”发布斩首西方人的视频意在吸引皈依者，同时也意欲激发西方的回应，而这种回应将会引起一场世界末日式战争。在一段美国救援人员彼得·（阿卜杜勒·拉赫曼）·卡西格［Peter（Abdul Rahman）Kassig］被斩首的视频中，蒙面刽子手宣布：“我们在这里，在达比克埋葬第一个美国十字军战士，我们急切地等待着你们其余军队的到来。”[3]“伊斯兰国”试图通过破坏法律秩序的方式来刺激美国、英国、法国及其盟友做出反应，试图通过过度反应来达到仅靠它自己永远也无法达到的目的——削弱甚至终结现代国际法律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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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这种挑衅还没有像“伊斯兰国”显然希望的那样，成功地吸引西方军队进行地面战争。[4]但它引发了另一种破坏性反应：2014年，美国对“伊拉克和叙利亚伊斯兰国”（Islamic State In Iraq and Syria，简称ISIS）发动了大规模空袭。为了证明这一行动是正当的，它声称，它的行动不仅是在保卫伊拉克（这显然是正当的），而且是在自卫（并非如此）。[5]不幸的是，越来越多的人将自卫作为使用武力——针对世界各地的恐怖组织进行这样和那样的行动——的正当理由，可能会使自卫成为一种例外，从而使反对战争的规则化为泡影。事实上，正是出于这种担忧，《非战公约》的起草者们在文件中略去了他们称之为“防御战争”的一个明确例外，而《联合国宪章》的起草者们认为，国家只有在遭受“武装攻击”的情况下才能行使自卫的权利。如果国家总是以自卫来证明使用武力的正当性，那么禁止战争就变得毫无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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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对战后禁止在《联合国宪章》框架之外使用武力的共识同样有力的挑战是，战后对人道主义理想的承诺与禁止为纠正错误而使用武力（除非得到联合国安理会的授权）的规定之间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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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写作本书时，叙利亚冲突已造成近50万人死亡。那里的冲突几乎没有结束的迹象，尽管仍有一线希望，即用外交手段暂时停止杀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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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人想知道，如果体系的规则允许这种暴行，我们是否应该继续遵守体系的规则。战争的效果似乎很诱人。的确，干涉主义者——雨果·格劳秀斯、西周、卡尔·施米特，甚至赛义德·库特布——似乎是对的：战争是唯一可能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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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要持有这种观点，就必须准备好接受它所蕴含的一切。如果我们像卡尔·施米特对待魏玛宪法那样对待《联合国宪章》，对禁止战争的例外最终将摧毁新世界秩序及其取得的一切成就。如果美国坚持自己有权以违反《联合国宪章》的方式诉诸战争来解决紧急情况，那么它就无法阻止其他国家为自己攫取同样的权力，而这反过来又会威胁到要求各国遵守禁止战争规定的整个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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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应把违反国际法律秩序的行为视为放弃它的理由，而应把它们视为要加倍支持它的理由。毕竟，一个法律体系是否健康并不仅仅由法律是否被破坏来衡量。例如，2014年美国执法部门共报告了1165383起暴力犯罪案件。[6]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针对暴力犯罪的法律是无效的。没有任何规则是完全有效的。重要的不是法律是否有时被违反，重要的是它是否在很大程度上有效，即使不是完全有效；重要的是当法律被违反后的反应。在过去的二十年里，美国的暴力犯罪大幅下降。当发生暴力犯罪时，警察会进行调查。如果他们找到了罪犯，他或她就会受到审判；如果罪名成立，就会被判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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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对国际法体系的考验不是我们能否找到违反国际法的事例。相反，我们要看国际法是否在很大程度上发挥了作用，如果不是完全地发挥了作用的话。答案显然是肯定的，国家间战争减少，征服几乎完全绝迹。此外，我们应该关注当法律被破坏后会发生什么。在国际体系中，法律秩序由驱逐而非战争来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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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体系的成功取决于大国是否愿意在面临这些挑战时继续在维持法律秩序方面担当主要角色。事实上，对新世界秩序的最大威胁来自那些希望放弃这一角色而向内转向的人。在世界各地，反国际主义情绪正在增强。在美国，自20世纪30年代中期以来，支持全球自由贸易的两党共识一直很牢固，但现在正在瓦解。唐纳德·特朗普凭借承诺限制商品和人员跨境流动的反国际主义纲领赢得了总统大选。他曾考虑不为联合国提供资金，撤回美国对北约的支持，无视世界贸易组织，夺取伊拉克的石油资源，并放弃用一系列驱逐工具抵制克里米亚并入俄罗斯的政策。他未经安理会授权对叙利亚政府使用武力，明显违反了《联合国宪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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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并不是唯一反国际主义情绪高涨的国家。不满的英国公民出人意料地投票让英国退出欧盟，法国、德国、希腊、匈牙利、荷兰、瑞典、奥地利以及斯洛伐克反欧盟、反全球化极右翼政党的出现，对国际主义者建立的法律秩序带来了深刻挑战。战后达成的有利于“正和”（positive-sum）和平合作而非“零和”（zero-sum）军事竞争的共识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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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让国际主义者建立的世界秩序继续下去，各国必须保持对作为其基础的规则和制度的承诺。《非战公约》发起并在《联合国宪章》中重申的新世界秩序是基于这样一种理解，即如果各国为实现其共同目标而合作，每个国家都将更加安全和繁荣。尽管自1928年以来发展起来的国际制度尚不完善，但带来了70年空前的繁荣与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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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一切并非凭空出现。当世界第一次宣布战争非法从而导致旧世界秩序终结的时候，它并没有创造出任何东西来取代旧世界秩序。国际主义者经过20年的艰苦努力，才制定出相关规则和制度，使战争非法的决定成为现实。直到这个时候，莱文森关于世界不再诉诸战争来解决国家间争端的梦想才最终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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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对联合国和有关国际制度的支持尚不足以实现非法化战争的目标。继续致力于全球自由贸易也至关重要。国际主义者开始明白，当战争被宣布为非法时，必须有别的东西来取代它以实现以往通过战争来实现的目的。在战后世界，自由贸易填补了这一真空。国家可以通过合作而不是胁迫来实现经济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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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贸易不仅引导生产性活动远离战争，而且为惩罚违反规则的国家提供了法律工具。取代战争成为主要的国际法执行机制的驱逐手段依赖于强有力的全球合作。如果各国退出全球合作或退出参与全球经济，它们就会失去其不使用武力而对维持国际秩序稳定施加影响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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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申对自由贸易的承诺并不需要忽视它所造成的混乱和痛苦。民众情绪之所以转向反对自由贸易，是因为自由贸易对某些个人和群体造成了真正的伤害，他们目睹了就业机会乃至整个行业的消失。但是，我们不应该努力让这些就业机会回归，而是应该寻求如何更好地帮助那些受到最沉重打击的人，帮助他们从经济中竞争力较弱的领域过渡到竞争力更强的领域。我们还必须努力使贸易收益更为均等地分配。减轻贸易竞争带来的痛苦的举措是正确的，它们将有助于恢复民众对持续参与全球合作的广泛支持。[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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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参与更多的合作可能意味着放弃一些控制权，但这也意味着获得控制权。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国家同意以最低程度的贸易限制让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商品进入本国，但它们也获得同样的进入世界各地市场的机会。这将创造就业机会并提高整体工资水平。事实上，在1970年到2000年之间，开放经济体的制造业工人的工资是封闭经济体制造业工人工资的3～9倍，具体取决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8]消费者也从更低的商品价格中受益。这些影响并不局限于贸易领域。例如，同意加入2016年《巴黎气候变化协定》（the Paris Agreement on Climate Change）的国家接受了对危害气候活动的限制，但作为回报，它们从其他国家得到了类似的承诺，即其他国家也限制本国的危害气候活动。在这个过程中，各国在应对集体威胁方面取得了进展，这些集体威胁是任何一个国家——即使是最强大的国家——都无法单独解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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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世界站在放弃新世界秩序核心承诺的边缘时，本书提醒我们什么是危险的。我们在前面叙述的历史表明，在一个由诸多主权国家组成的世界里，可供选择的法律秩序是有限的。在第一种情况下——我们在本书第一部分描述的旧世界秩序所呈现出来的，所有国家都同意战争是合法的，是纠正错误的一种工具。在那个世界里，征服是被允许的，侵略不是犯罪，中立者必须保持公正（因此对侵略者实施经济制裁是非法的），而且协议可以是强迫性的。在第二种情况中——我们在本书第三部分中描述的新世界秩序所呈现的，所有国家都同意战争是非法的，并拒绝承认战争是获取合法权利的源泉，即使战争是被用来纠正错误。在那个世界里，征服是非法的，侵略是犯罪，经济制裁是管理国家间关系的一个基本工具，不能强迫达成协议。此外，在这一法律秩序下，贸易不仅作为有益合作的源泉，而且作为限制非法行为的集体工具发挥着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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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种情况——我们在第二部分中描述的从《非战公约》签订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间这段时期所呈现出来的，它介于前述两种截然相反的情况之间。但第三种情况在很多方面都是最糟糕的。它本身是不稳定的，它将产生混乱和无序，直到一个新的、稳定的平衡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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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追溯四个世纪以来全球法律秩序的演变历程，我们知道，国际法是一个体系，其规则起落相伴而生，不可能一次只挑选一项规则。国际法体系的关键规则之间有着必要的逻辑联系。（譬如，如果战争是合法的，征服也就不远了。）也不可能一时遵循一套规则，一时又遵循另一套规则。世界不可能长时间地同时应对两种不一致的法律秩序，它们迟早会发生碰撞并导致秩序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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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存在种种问题，但新世界秩序肯定优于旧世界秩序。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里要好得多，在这个世界里，战争不是一种可以被用来纠正错误的手段，即使这意味着一些错误仍然没有得到解决。生活在一个征服不被承认的世界里，好过生活在一个承认征服的世界里。生活在一个武力强制的条约可以被撕毁的世界里，好过生活在一个该类条约具有约束力的世界里。生活在一个发动侵略战争的人可以在法庭上被定罪的世界里，好过生活在一个他们能逍遥法外的世界里。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要好得多，在这个世界里，各国可以利用经济制裁惩罚侵略者，而不必担心因此卷入战争。简而言之，生活在新世界秩序中要好得多，尽管新世界秩序存在种种现实的、有时是可怕的弊端，但总归要好过回到一个战争合法的国际体系，或回到一种介于新旧两种世界秩序之间的混乱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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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面临诸多挑战，但我们有理由保持乐观。虽然情况的确可能变得更糟，但也可能变得更好。它们是否改变以及如何改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我们可以更新规则以应对全球挑战——就像那些曾努力创建更具创新性和创造性的机制以驱逐规则破坏者的人们一样——或者我们可以无视它们。选择权在我们自己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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