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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巴格达到伊斯坦布尔：历史视野下的中东大变局 第十二章土耳其“向东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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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的世界舞台尤其是中东地区见证了土耳其的崛起。随着冷战结束后国际和地区环境的改变以及自身力量的逐渐上升，土耳其调整了其对外战略，即从长期以来奉行的亲西方、入欧盟的战略，转为更加强调独立自主的外交，出现了所谓“向东看”的趋势，加强了与中东地区的关系，更加关注其地区利益，并力图构建自身主导的地区秩序。有人说土耳其要成为“欧亚的中国”。2002年上台至今，正发党和埃尔多安政府一方面积极介入中东地区事务，另一方面对于加入欧盟、与美国维持战略性关系等问题开始抱持更为灵活的、实用主义的态度。现在，一个不再跟在西方后面亦步亦趋的土耳其正在告诉世界，它有一个“大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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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地区形势及对奥斯曼符号的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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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些年，土耳其不只是在中东地区，甚至在全球舆论的舞台上也经常“抢头条”。这也部分地说明了土耳其的特殊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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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东地中海地区的形势又引起了舆论广泛关注，这不仅是海面上的问题，比如围绕油气资源的勘探、划分经济专属区产生的问题，还体现出周边地缘政治局势的变化。土耳其在东地中海地区加大动作，派海军舰船进行所谓调查作业，意在勘探石油和天然气等自然资源，捞取利益并划分势力范围。危机的主角是土耳其和希腊，当然还涉及利比亚、法国、埃及、以色列、塞浦路斯等国家。土耳其和只有它承认的北塞浦路斯结成联盟，在油气资源丰富的东地中海地区的利益争夺中表现得非常活跃，态度也非常强硬。土耳其还高调地军事介入利比亚内部冲突，表现也十分抢眼，这跟东地中海局势关系也很密切。土耳其这么做，一方面是为了自身的国家利益，“秀肌肉”，毕竟，土耳其不只是北约里面排名第二的陆军强国，其海军力量也增长迅速；另一方面，土耳其做事并非不计后果或非理性，而是在根据自身力量和舆论需要积极进取的同时，做事也留有余地，比如，在东地中海问题上，土耳其后来就放低了调门，撤回了勘探船，表示愿意参与谈判。如果不是受全球新冠疫情以及中美关系的影响，2020年的东地中海局势应该会是舆论场上更热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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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一些时事热点时，历史往往是一个有价值的切入点。在东地中海问题中，除了奥斯曼帝国曾经在较长时期称霸东地中海这一历史记忆外，还有一些值得注意的细节中也可以观察到奥斯曼帝国元素。在勘探东地中海的土耳其海军舰船中，有一艘勘探船叫“奥鲁奇·雷斯号”（Oruç Reis），这一看就是为了纪念16世纪的第一代“巴巴罗萨”海盗奥鲁奇（Oruç），“reis”一词来自阿拉伯语，意思有“船长”“头领”等。其实，土耳其海军还有三艘潜艇是以奥鲁奇·雷斯命名的。16世纪，奥斯曼苏丹苏莱曼大帝启用北非海盗王“巴巴罗萨”，让其做奥斯曼人的“海军总司令”。“巴巴罗萨”打造了奥斯曼人强大的海上力量，击败了意大利、西班牙联合舰队。在数十年的时间里，几代“巴巴罗萨”领导的奥斯曼海军在地中海不断碾压欧洲对手，称霸一时，并帮助奥斯曼人获得了对北非地区的长期控制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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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在地中海上展示力量与野心外，土耳其近年与西方的关系也有显着的变化。2014年年中，中东地区开始陷入长达四五年的“伊斯兰国”所引发的乱局。在打击“伊斯兰国”的问题上，土耳其最初的表态也很暧昧，让一些人捉摸不透：土耳其究竟为何采取这种态度？毕竟它是北约成员国，按理似乎应该紧密配合西方的表态与行动。有西方评论家多次说，土耳其不是“合格的”北约成员，而是个“兼职盟友”，甚至有人提出，是不是该把土耳其踢出北约了。须知，在历史上的很长一段时期里，土耳其是紧跟欧美的。但是，正发党上台后，一些西方观察家认为，“西方正在失去土耳其”，或者说土耳其正在改变其亲西方的国家定位，开始“面向东方、背对西方”。正发党被很多西方人认为是一个表面上亲西方实则反西方的伊斯兰主义政党。一些调查数据显示，在正发党执政期间，土耳其成了中东地区最具反美情绪的国家之一。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土耳其拒绝美国使用其军事基地；2009年，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在达沃斯论坛上对以色列总统佩雷斯（Shimon Peres，1923—2016）“发飙”（后文将具体分析）；在2016年的未遂军人政变后，土美关系也因居兰问题长期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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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加入欧盟这一土耳其长期追求的目标，在2005年启动入盟谈判后，正发党政府似乎也失去了真正的热情，更不用说土耳其领导人时不时就高调和欧洲领导人互相抨击，甚至还有一些土耳其人异想天开地说要加入上海合作组织，取代加入欧盟，罔顾两者之间的重大区别。在中东剧变引发的欧洲难民危机中，土耳其一方面令人称道地接纳了数百万叙利亚难民，另一方面也因为难民问题与欧洲多次发生龃龉，甚至多次以难民威胁欧洲。种种迹象表明，土耳其似乎已经改变了其传统上“一边倒”地亲西方的对外战略定位，日益显示出一个独立自主的地区性强国的形象，亦不掩饰其谋求成为一个全球性角色的野心，比如土耳其还持续在非洲、中亚、南亚、东南亚、高加索等地区积极经营、深度参与和高调介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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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区层面上，在“阿拉伯之春”前，土耳其积极发展与叙利亚的关系，也积极发展与伊朗的关系，尤其是介入伊核问题，甚至还被认为同情哈马斯。其中值得关注的应该是2010年的“蓝色马尔马拉号”（Mavi Marmara）事件，当时，以色列海军突袭试图驶入加沙沿海地带的土耳其籍国际人道主义救援船“蓝色马尔马拉号”，造成8名土耳其籍人员死亡，从而引发了土以两国之间的紧张外交局势，土以关系陷入低谷。2013年，经美国总统奥巴马调停，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就“蓝色马尔马拉号”事件向土耳其道歉，时任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代表土耳其接受了这个道歉，双方关系这才逐渐恢复。直到2016年9月，以色列才完成向土耳其救援船事件受害者支付赔偿款。“阿拉伯之春”后，土耳其更是积极介入地区局势，支持穆斯林兄弟会，在叙利亚、埃及和利比亚等地建立影响力或积极介入，扩大了自己的势力范围；当然它也遇到了一些挫折，尤其是在埃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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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土耳其长期致力于打击库尔德工人党武装，在其南部边境不断采取跨境军事行动，打击其所认定的恐怖主义势力。叙利亚动荡发生后，土耳其一改与阿萨德政权此前的热络，转而支持叙利亚反对派，并力图在叙北部压制库尔德势力，建立安全区。土耳其在叙利亚问题上的战略和举动，往往被外界解读为某种所谓恢复奥斯曼帝国的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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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前文已经详细讨论的，2020年7月还发生了一件大事，土耳其政府宣布将圣索菲亚博物馆变成清真寺。这极大地刺激了土耳其和希腊民众之间的心理冲突，毕竟，历史上，将圣索菲亚大教堂变为清真寺，是奥斯曼帝国征服君士坦丁堡、灭亡拜占庭帝国的重要标志，是土耳其人对西方的胜利，今天，土耳其和希腊之间的矛盾，在某种程度上还会被视为伊斯兰世界和基督教欧洲之间长期冲突的延续。双方在舆论上的交锋持续不断。2020年7月24日，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以国家元首身份出席了阿亚索菲亚清真寺86年来举行的首次礼拜，而且亲自诵读《古兰经》的部分章节作为序幕，其庄严肃穆的神圣性效果应该是符合预期的。当时，土耳其国内有很多人关注此事，除了作家帕慕克等著名知识分子公开反对外，大部分土耳其人是支持此举的，也有很多人现场参加了这个活动，我相信，在东欧和巴尔干地区（乃至更远的“基督教世界”）的关注者也为数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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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人常常把土耳其的上述种种在外交、地缘政治和内政上的行为与姿态说成是所谓的“新奥斯曼主义”。无论是各方与土耳其在地中海油气资源问题、叙利亚问题上的争执，还是土耳其国内文化、政治上对奥斯曼帝国的怀念，以及各方对土耳其的批评，都说明土耳其、希腊、阿拉伯国家以及西方国家都有着某种深刻的“奥斯曼帝国记忆”。奥斯曼帝国尽管已经灰飞烟灭，但人们对它却保留和延续着深刻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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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09年：埃尔多安在达沃斯的“飙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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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1月29日，在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时任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在与时任以色列总统佩雷斯激烈争论后愤然离场。根据一些国外评论家当时的说法，总理埃尔多安“发飙”直接改变了达沃斯论坛的沉闷气氛，所以，也就不难理解，嗅觉敏锐的世界各大传媒随后都把这一“风波”作为头条来报道。然而，单从媒体的报道来看，这似乎只是一个非常偶然的突发事件：佩雷斯为以色列在加沙的军事行动高声辩护，埃尔多安则高声指责以色列滥杀无辜的不人道行径；当主持人以超时为由试图打断埃尔多安时，埃尔多安就发火说：“别打断我，你们不让我说话。我再也不会来达沃斯了。”随后，埃尔多安起身退场。事后，埃尔多安说自己离场的原因是主持人没给自己足够时间来回应佩雷斯的发言，主持人给了佩雷斯25分钟，而只给了自己12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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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偶然事件，其经过与原因都有了说法，似乎已经没有进一步讨论的必要。但显然并非如此。对这一事件，我们还应进行多角度的解读和深入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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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来看原因。埃尔多安本人的解释是，他在表达对主持人所给时间“不公平”的愤怒。虽然我们不能完全排除这种解释的可靠性，但是，若因此而说出“再也不来达沃斯了”，似有反应过度之嫌。即使我们认可埃尔多安本人的说法，我们也必须说，他在当时表现出来的样子是一度失去了理智的。我认为，对于埃尔多安这个久经考验的政客而言，失去理智这个解释有点儿太简单了。埃尔多安的做法也可能是他有意为之，这个“意”或许只是临时决定，抑或是早有“预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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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尔多安及其所属的正发党代表着冷战结束以来土耳其保守主义政治（有伊斯兰主义色彩的中右翼力量）的主流。自2002年至2009年，正发党已经两度执政，牢牢掌控了土耳其的政权。2007年赢得大选后，本来表现含蓄的正发党开始日益强调其伊斯兰主义的一面，推行了很多讨好其“深绿”选民（伊斯兰主义者）的措施，在土耳其引发了一次又一次的“教俗”之争。2008年下半年发生的世界经济危机对土耳其影响较大，而2009年3月底，土耳其又要举行地方选举。埃尔多安在达沃斯论坛上“发飙”，很可能意在转移国内民众对正发党统治之下经济形势的不满，从而巩固土民众对正发党的支持。作为伊斯兰国家的土耳其，大部分民众对以色列入侵加沙非常愤慨，埃尔多安在达沃斯高调反以，自然会为其政党加分。当埃尔多安从达沃斯返回伊斯坦布尔时，有大量民众在机场外举着标语欢迎他，埃尔多安俨然成了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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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尔多安的强硬姿态还是一个象征，即“冷战”后的土耳其重新寻找其国家定位的焦虑感。作为北约成员，土耳其曾是美国的盟友，是以色列的中东战略伙伴，长期以来一直寻求加入欧盟。冷战结束后，土耳其大大丧失了其对美国的原有战略意义，欧盟又以各种理由阻挠和拖延土耳其的入盟进程，这种挫折感刺激了土耳其人的民族主义情感，使土耳其成为一个民族主义倾向日益明显的国家，最终导致对欧美的反感与国内的政治伊斯兰联姻。民调显示，2005年后，支持加入欧盟的土耳其人从80%多下降到不足40%。有数据显示，土耳其长期是最具反美情绪的国家之一。有美国智库专家曾忧虑地提醒，应该密切注意土耳其这个伊斯兰民主的“样板”正在“变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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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土耳其在阿拉伯人主导的伊斯兰合作组织中没有任何软实力。但在21世纪，亨廷顿的预言似乎正在变成现实，即土耳其人要获得软实力，就只能“向东看”，重返中东和中亚。土耳其前总统居尔曾说，土耳其在西方最多是“末狼”，而在中东却有望成为“头羊”，也就是领袖。作为具有伊斯兰主义背景的政治势力，正发党及其领导人很善于操控伊斯兰话题，这有利于土耳其在中东地区构建符合自身利益的政治秩序，建立威望，而巴以问题无疑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发飙”之后的埃尔多安，立刻被广大的阿拉伯穆斯林称赞为“伟大的领导人”以及“一个真正的朋友”，埃尔多安因此也成了阿拉伯世界的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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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并不意味着土耳其将不再面向西方。作为传统上东—西之间的“桥梁”国家，土耳其在21世纪做的只是改变其过分关注西方而忽视周边及东方的做法，要同时重视其在中东地区尤其是周边国家的利益。埃尔多安在“发飙”之后就通过电话与佩雷斯和解，并且重申了其不反犹的立场。显然，土耳其绝对不想当哈马斯的“辩护律师”。土耳其仍然需要维持与以色列、美国和欧盟的关系。土耳其军方在埃尔多安“发飙”之后也表示，与以色列之间的军事技术合作不会受到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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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就在2009年达沃斯论坛之前不久，埃尔多安也曾在布鲁塞尔展现了他的强硬一面。2009年1月19日，埃尔多安开始其为期三天的布鲁塞尔访问，目的是商讨土耳其加入欧盟的谈判进程。2005年下半年开启的土耳其入盟谈判因为种种原因已处于搁置状态。但埃尔多安并未以低姿态向欧盟示好，反而在很多方面说了欧盟不愿意听的话。他还多次节外生枝地谈到巴以问题，甚至说是巴勒斯坦领导人阿巴斯要求以色列不宽恕哈马斯的。不过，这些话除了引起伊朗外交官和阿拉伯民众的赞扬外，并没有什么实际作用。在土耳其加入欧盟的谈判中，塞浦路斯问题可谓一个死结。在访问布鲁塞尔期间举行的一次演讲中，欧洲议会的塞浦路斯议员马里奥斯·马特萨奇斯（Marios Matsakis）打断了埃尔多安的演讲，并说土耳其“入侵”了塞浦路斯。埃尔多安当时勃然大怒，他大吼道：“对你们所做的事情，我们在土耳其有很好的说法。但是，把它在这里说出来是不合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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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回顾起来，2009年埃尔多安在达沃斯论坛上的这场“发飙”，可能是21世纪土耳其外交风格转向的一个重要标志，也就是越来越深刻地打上了埃尔多安强硬的个人色彩。埃尔多安这些强硬态度都在宣示：土耳其是一个重要的国家，不容忽视或轻视；它不会再像过去一样“低声下气”地讨好欧美；土耳其要申张自己的主体性，要成为国家定位多元化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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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奥斯曼主义”与“战略纵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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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厄扎尔的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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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西”（欧化或西化）与“向东”（地区化）是土耳其对外战略选择的两条主线。土耳其处于东西方之间的特殊地理位置，决定了其先天具有“向东”或“向西”进行选择的命运与可能。这种选择受到内外两种因素的影响：在国内是国家统治精英的战略选择，在国外是国际形势的影响。在近代历史上，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是欧洲人眼中的“东方问题”，在此情势下，奥斯曼帝国晚期自保的战略选择，无论是泛伊斯兰主义还是泛突厥主义，都只能是“向东”的选择，这种选择主要是为了抵御西方的殖民主义野心。直到共和国建立，土耳其才具有了在东西方之间进行选择的相对自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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