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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30318 从巴格达到伊斯坦布尔:历史视野下的中东大变局 [:1702928048]
1702930319 从巴格达到伊斯坦布尔:历史视野下的中东大变局 附言所谓的“新奥斯曼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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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30321 土耳其在内政和外交上的很多做法,经常被外界解读为要复兴奥斯曼帝国。这就是所谓“新奥斯曼主义”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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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30323 历史地看,这些做法是土耳其在新形势下的一种自我调整。实际上,土耳其自冷战末期以来就在寻找新的国家定位。它原来是美国阵营抵御苏联的前哨,冷战的结束使土耳其失去了这样的地位。而且随着深度融入全球化,土耳其成为重要的出口导向型国家,它需要周边国家的原材料与市场。这样,土耳其当然越来越重视周边国家,尤其是中东伊斯兰国家,也包括巴尔干国家。由于这些地方曾经是奥斯曼帝国的领土,因而,早在20世纪末,这些战略和政策导向就在土耳其国内被冠以“新奥斯曼主义”之名。不过,“新奥斯曼主义”这个说法被西方叫得更响是在21世纪埃尔多安领导的正发党上台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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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30325 对于所谓的“新奥斯曼主义”,笔者的基本看法可总结为以下几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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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30327 (1)21世纪的所谓“新奥斯曼主义”是继承自冷战末期的厄扎尔的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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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30329 (2)它并不是土耳其自我标榜的意识形态或主张,更多是外人所贴的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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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30331 (3)土耳其之外的人一般关注的是其在周边地区的积极的外交和军事活动,将其过度解释为一种土耳其要恢复奥斯曼帝国的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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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30333 (4)土耳其对外的积极姿态有一个显著特征,就是更加关注伊斯兰世界,这反映出埃尔多安领导下的土耳其要成为伊斯兰世界领头羊的一种雄心,而这些地区也是其所谓“软实力”能够覆盖的地区。因而,跟宗教有关的敏感话题,比如巴勒斯坦问题、耶路撒冷问题、缅甸的罗兴亚人问题、欧洲难民问题等等,是这些年土耳其有意识加以操控的,这些都使得一些人认定土耳其在走疏远西方、回归伊斯兰的道路。而我认为,这代表了土耳其的多边主义外交政策,是土耳其摆脱向西方“一边倒”、谋求其地区大国地位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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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30335 (5)在土耳其国内,它主要表现为对奥斯曼帝国极盛时代的怀念与肯定,尤其是要彰显奥斯曼帝国的胜利、伟大和荣耀,期望乃至煽动当代土耳其人以此为荣,使其在精神上恢复并达到所谓奥斯曼的水平。它包括在社会文化层面上的一些保守主义的举动,比如开放戴头巾的问题、领导人更多使用宗教话语进行政治动员,等等,而这些更加深了人们对土耳其所谓“伊斯兰化”、复兴奥斯曼帝国的印象,但目前这些举动仍局限于社会文化和价值观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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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30337 21世纪有一个很重要的全球性现象,即所谓新兴经济体的勃兴。土耳其也是一个重要的新兴经济体。这些新兴经济体挑战了西方主导的世界市场和国际秩序,当然,这个挑战也并非一帆风顺,目前看甚至困难重重。在土耳其国内,如何讲好自己的故事,并没有一个固定的版本,甚至还因为诸多分歧而难以定稿。但对一个有着丰富的帝国遗产和历史资源,又与周边龃龉不断的国家来说,土耳其的故事里最方便人们引用的就是伟大帝国的过去及相关记忆。所以,这个故事的主旋律就是对伟大帝国之过去的复兴。这样看来,圣索菲亚从博物馆被改回清真寺,也是这个主旋律的一部分。对外部来说,理解一个如此野心勃勃的土耳其,最方便的参照当然也是对过去的记忆,对阿拉伯人是如此,对希腊人是如此,对更广大的欧洲人也是如此。所以,“新奥斯曼主义”无非是贴在土耳其式伟大复兴身上的一个方便的标签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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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30339 要了解土耳其,就需要了解其帝国遗产。帝国的遗产不是非物质文化遗产那类东西,而是思维上的。土耳其最近的外交和内政动向有很大的变化,至少在口头上如此:对美国摆出和解姿态;对埃及摆出和解姿态;继续推动加入欧盟;在东地中海问题上撤船并提出谈判;在国内进行司法、人权改革和经济改革。这些充分表现出土耳其的灵活性和务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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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30341 未来很难预测。围绕2020年圣索菲亚问题的争议所折射出的,主要是现代土耳其民族在身份和定位上的历史性变化与矛盾性,是变化了的土耳其现实政治对历史记忆的操控,是危机四伏的政客们捞取资本的把戏,也是西方文化帝国主义不断寻找素材、制造“他者”的惯常伎俩。当然,若说这些举动在某种意义上意味着土耳其意欲复兴奥斯曼帝国,则不只是高估了所谓的“新奥斯曼主义者”,也大大低估了奥斯曼帝国历史遗产的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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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30343 土耳其在对外战略中,善于使用“进两步退一步”的策略,也就是一开始积极进取,“拉满弓”,但限于自身力量,会随着形势的发展和对手的反应,再相应有所收缩。通过这种策略,土耳其会实现自身理性的目标。在利比亚、东地中海、纳卡等问题上,土耳其这方面的策略是非常清晰的。土耳其“插一杠子”之后,别人就不能不带它玩儿了。阿富汗就更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土耳其现在成了阿富汗唯一信任的第三方,美国也得认真对待土耳其。总之,土耳其的对外策略,实际上是很有经验的,不是蛮干,更不是所谓埃尔多安的“发疯”。土耳其毕竟跟西方相处多年,经验丰富,心态也不一样。从人才的角度来说,埃尔多安选用的也是比较懂西方的技术官僚,这批人还是能够摸得清对方的基本路数的。外界所谓土耳其的“新奥斯曼主义”外交,无非是其“积极的务实主义”的表现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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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30349 从巴格达到伊斯坦布尔:历史视野下的中东大变局 第四部分全球化、极端主义与世界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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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30352 引言极端主义与现代性[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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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30354 谈论极端主义问题,需要多个学科的视野。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归根到底是一种“反政治”[2]。法国在2015年11月发生的一系列恐怖袭击事件,不是一群走投无路或者对社会不满的人绑架了人质要向“有关部门”提什么政治要求,而是极端分子对平民的赤裸裸的无情屠杀,是恐怖主义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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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30356 著名军事家克劳塞维茨(Carl Von Clausewitz,1780—1831)在200年前曾经说过:“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外一种手段的继续。”[3]但与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的战争,不是为了争夺哪一个阵地或者哪一片领土,也不是这个文明圈和那个文明圈之间的冲突,而是不同价值观、秩序观和世界观之间斗争的外在表现。“9·11”的时候,美国总统小布什一再强调,反恐战争不是针对穆斯林的战争,而是对恐怖主义的攻击,“恐怖分子是他们自身信仰的叛徒,实际上,他们力图绑架伊斯兰教。美国的敌人不是我们的众多穆斯林朋友,也不是我们的众多阿拉伯朋友。我们的敌人是一个恐怖分子的激进网络,以及所有那些支持他们的政府”[4]。恐怖主义是有意识形态色彩的、针对平民的暴力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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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30358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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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30360 现代性的文明(艾森斯塔特的定义[5])与不同地域的传统文明之间的矛盾,是现代历史的重要内容。极端主义与现代化和全球化这两股世界潮流密切相关。现代化的社会影响,是源于西欧的现代性文明打碎了传统社会那种温情脉脉的依附性联系,造成了传统社会的不适应。对西方社会来说,由于现代性文明有“西方性”,接受它并不难,但是,对非西方社会来说,一来和它接触的时间比较短,二来它可能会被认定为“异族的”。所以,在现代性文明与悠久的传统文明的汇聚之处,才会产生某种极端主义思想——不管是以宗教还是以民族为名。这种极端主义当然可以被视为现代性的产物。从全球化的角度来说,不是过去简单强调的那种全球性的联系影响了人类社会,而是近代以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形成和扩张意义上的全球化对当下人类社会的处境影响深远。全球化的本质,就是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秩序的扩张,这一点是根本性的,也只有通过这个角度,极端主义与世界体系的关系才能被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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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30362 关凯指出,极端主义是一种绝对主义立场。最典型的就是宗教中绝对地排斥异教徒,无法理性谈判或沟通。极端主义复兴的21世纪初和被霍布斯鲍姆喻为“极端的年代”的20世纪有很多共同点,而现代性陷入了重重危机,为极端主义的复兴提供了诸多条件。在这种情况下,极端主义不一定只是个选项,而是代表了现代性危机和历史断裂之下的人的心理寄托与归属,这种诱惑特别针对年轻人。例如据报道,IS中有很多欧洲国家中上阶层的子女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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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30364 张新刚认为,另一种寓于现代性之中的极端主义也值得关注:“人的信仰问题是现代国家无法管控的,这是对现代政治理论的很大威胁。在对现代性政治进行了入木三分的观察的韦伯看来,与世界的祛魅相伴的就是世界的理性化与理智化,这样的直接后果就是诸神之争。现代生活的特点是无聊、破碎,那么,如何追求美和神圣?恰恰是不美不善,成了我们的普遍状态。因此,韦伯说我们需要呼唤英雄甚至是超人,即在现代性的逻辑中本身就有对卡里斯马的呼唤。”这是应对现代性挑战时出现的新挑战,是对极端主义的诉求。张新刚接着指出,韦伯在1914年后对卡里斯马有了正面积极的评价。卡里斯马的出现有两个路径:一是像俾斯麦一样的政治领袖,二是在国家层面推动民族主义和普世主义扩张的道路。从德国的历史来看,应对现代极端主义挑战的两条道路都失败了。似乎只有英国比较成功,但这种成功很难复制。在其他国家,尤其是后发国家,包括当前的伊斯兰国家,德国经验仍值得检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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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30366 高毅指出,极端主义似乎成了恐怖主义的别称,但实际上其所针对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国际社会,而是资本主义世界政治—经济意义上的世界体系。极端主义是反对这种体系的,只是恐怖主义的手段和方式带有极端主义和非理性的色彩。源自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国际社会是讲求平等的,但平等只是以口号或理念的形式存在,而没有成为现实。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1930—2019)论述的世界体系是反国际体系的原则的,是分中心和边缘的。既有的世界体系过于强大,使边缘地区在反抗的绝望中出现了极端主义的情况。IS也宣称反对事实上的不平等现象,不能忍受“大压小”。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解决和改变世界体系的不公正性,建立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把自由、平等和民主的原则以及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的理想真正落实。我们要区分宗教极端、极端宗教的概念,辨别宗教和极端主义的关系。相比于认为极端主义是从宗教中异化/退化出来的解释,也许“极端主义歪曲和利用了宗教”这种解释更符合现实。极端主义是现代性的产物,现代性问题的本质之一就是圣俗之争。流行的意见中将极端主义等同于恐怖主义是不贴切的。从法国史的角度看,恐怖主义是罪恶的,极端主义则未必,比如,近来有学者研究指出,法国大革命中也有极端主义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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