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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 [:1702931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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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 第三节 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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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春季号的《国际组织》安排了一个讨论新现实主义的专栏，题为“新现实主义笔会”，发表了代表不同意见的文章：理查德·阿希利的《新现实主义的贫困》；罗伯特·吉尔平的《政治现实主义的传统宝库》；弗雷德里奇·格罗托奇韦的《错误也有好的一面》；布鲁斯·安德鲁斯的《国际目标的国内含义》。阿希利的文章《新现实主义的贫困》对新现实主义进行发难，他说，此文是受1978年E·P·汤姆逊的《理论的贫困》一书的启发而作的。阿希利指出，新现实主义自称是站在前两次论战（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科学主义与传统主义）的胜者一边，但实际上却背叛了现实主义传统，陷入了“理论贫困”，新现实主义并不“名副其实”。他认为新现实主义主张“国家主义、结构主义、功能主义和实证主义”是犯了“一系列理论错误”；他批评新现实主义是“自我封闭式”、“静态式”、“机械型”和“急功近利型”的理论。罗伯特·吉尔平的反驳文章则从政治现实主义传统及其影响，为新现实主义辩解。吉尔平指出，阿希利的长文是对新现实主义的“偏见和误解”，是他本人“历史近视和理论贫困的表现”。吉尔平等人强调说，新现实主义注意国际经济关系与国际政治关系的结合是形势的新的需要，只有这样才能使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扎根于国际关系现实的土壤”(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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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这场小争鸣相隔不久，1986年，罗伯特·基欧汉主编的《新现实主义及其批评者》出版。就在1985年9月10日基欧汉写完前言的最后一稿时，基欧汉的81岁高龄的母亲因车祸不幸身亡，基欧汉即以此书作为永久的纪念。此书收入了肯尼思·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的四个主要章节、对华尔兹结构现实主义的四篇批评文章（约翰·拉吉的《世界政体的连续与变革》、罗伯特·基欧汉的《世界政治理论》、罗伯特·考克斯的《社会力量、国家和世界秩序》和理查德·阿希利的《新现实主义的贫困》）和罗伯特·吉尔平的辩解文章《政治现实主义的传统宝库》以及华尔兹对批评者的答复。基欧汉认为，新现实主义的重要作用已是公认的事实，对它有不同看法是不足为怪的。他的《新现实主义及其批评者》涵盖了三种基本观点：（1）新现实主义为了解当代国际关系提供了有力基础；（2）新现实主义的作用和价值是有限的，但经修正后可以改进；（3）新现实主义存在严重缺陷，有误导性，阿希利就代表这一观点(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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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吉认为，华尔兹的《国际政治理论》是他继《人、国家与战争》以来对国际关系理论的最重要的贡献。但主要不足是未能“动态的说明世界政治的主要变化”(16)，其体系结构模式常常“发生短路”(17)，“缺乏预测变化的基础”(18)。此外，华尔兹曾在《国际政治理论》中提出“四P”问题（污染pollution，贫困poverty，人口population和扩散proliferation），但由于新现实主义自身的局限，缺乏全球问题的管理机制，“四P”问题亦成空谈。这里使人想起阿希利批评新现实主义时提出的另外一组“四P”问题（过程 process，实践practice，权力power和政治politics）。阿希利指责新现实主义否认作为过程的历史，否认实践的历史意义，否认权力的社会基础和社会局限，否认传统的政治观，将国际政治降格为“一种经济框架”和“纯粹的技术东西”(19)。拉吉在其文章最后说，尽管华尔兹的新现实主义有着不少缺陷，但“仍是有力的和雄辩的”(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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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欧汉认为，华尔兹无愧是结构现实主义最有影响的代言人，他的结构现实主义“正处于当代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地位”，使之更趋“系统化”(21)。然而，华尔兹理论在解释“变化方面却很弱”，基欧汉说，他同意拉吉的观点，认为华尔兹“未能说明世界政治的变化”，忽视了“国家内部因素与国际体系结构的联系”(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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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克斯认为，国际关系有两种基本理论：解决问题的理论（problem-solving theory）和批判的理论（critical theory），和摩根索一样，华尔兹把现实主义变革归为前者而不是后者。考克斯是推崇马克思主义的少数西方学者中的一位，他指出，历史唯物主义视冲突是结构变化的根源，不是结构重复的结果。华尔兹正是在这一因果关系上弄颠倒了。考克斯还指出，历史辩证主义强调生产权力、国家权力和国际关系权力，而新现实主义却忽视了生产过程的权力。考克斯得出的批评结论是“华尔兹的理论从根本上来说是非历史性的”(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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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欧汉在《序》里写道，在此书出版之前，华尔兹没有机会对批评者的批评作出答复。因此，此书的目的是给华尔兹一个回复的机会，同时让读者不仅从批评文章了解新现实主义，也从华尔兹的自我辩护中重新审视他的观点。基欧汉认为，华尔兹的答复澄清了一些问题，缩小了他与批评者之间的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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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尔兹在答复中坦诚地介绍了他写作《国际政治理论》的背景和目的。他说，他的结构现实主义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在很多方面受到经济学、人类学、微观经济学和市场理论的影响，受到埃米尔·德克赫姆的启发。他写该书的目的是：（1）提出比早期现实主义更严谨的国际政治理论；（2）提出单位层次和体系层次的结构分析；（3）提出“自内向外”的思路模式（inside-out pattern of thinking）；（4）显示随着体系结构的改变，国家行为是如何随之改变的；（5）提出一些检验理论的方法(24)。华尔兹还指出，批评者说新现实主义“没有新东西”，但关键是如何看待旧的东西。华尔兹说，阿希利指责他是从传统现实主义的“倒退”，而他“发现阿希利很难对付”，“读他的文章就像进入迷宫”(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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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上的叙述可以看出，华尔兹结构现实主义理论的提出、对华尔兹结构现实主义的批评以及华尔兹对这些批评的回复，构成了20世纪70年代末至整个80年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主要内容和基调。基欧汉的《新现实主义及其批评者》则成了第三次论战发展期的一个重要标志，它对新现实主义和对新现实主义的批评观点作出了最初的总结。虽然当时批评一方叫什么学派尚未点明，但双方争论的焦点已经显露：第一，新现实主义主张“以国家为中心”的观点，即认为，虽然国际社会存在不同的国际关系角色，但国家仍是最中心的角色；新自由主义则主张“以全球相互依存为中心”的观点，认为国家不再是占中心地位的国际社会角色，世界政治经济多极趋势导致众多的角色活跃在国际舞台上。第二，国际系统应主要包含结构和过程两部分，新现实主义所强调的是系统“结构层次”的分析，而新自由主义则注重系统“过程层次”的分析。第三，新现实主义认为，国家仍视权力为目的或手段，仅是形式和重点有所改变，国家的一切行动仍是为了追求政治和经济权力，国家应根据自身的利益以合理的方式参与国际政治、经济和军事活动；新自由主义则认为，权力不再是国家行为的唯一目标，武力不再是国家对外政策的有效手段，指出全球相互依存、经济技术合作正逐渐占据国际关系的主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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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以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对峙来概述第三次论战的是约瑟夫·奈在《世界政治》上发表的文章：《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奈的这篇文章是关于罗伯特·基欧汉的《新现实主义及其批评者》和理查德·罗斯克莱斯的《贸易国的兴起》的书评。前者刚作过介绍，后者阐述了传统自由主义的演变：重商自由主义（强调自由贸易的重要性）—民主自由主义（强调共和政治的重要性）—调节性自由主义（强调国家之间关系之规则和机构的重要性）—社会自由主义（强调跨国利益和联系在国际社会中的重要性）。罗斯克兰斯在这基础上提出新的自由主义概念，认为它不同于新现实主义，它所强调的是国际关系中的非权力因素、沟通与合作的能力变化以及全球系统相互依赖过程（而不是结构）的分析。奈在这篇颇有影响的书评里提出，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在理论观点和方法上的区别，首先表现在国际关系的角色问题上。新现实主义强调国家为中心，国家是最重要的国际关系的角色；而新自由主义在承认国家角色的重要性的同时，更重视其他角色（跨国公司、国际组织等）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其次，在军事安全问题上，新现实主义认为，对国家来说，权力、安全和生存是第一位的，因此，军事实力是国际关系中最重要的因素；而新自由主义则认为，由于国际关系趋于缓和，军事威胁可能降至次要地位，军事实力的作用相对减弱，国际合作领域明显扩大。再次，双方都重视经济因素，但新现实主义强调国家必须依靠自身的实力，以维持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为此目的甚至可以付出较高的经济代价；新自由主义则视经济利益与国家安全为同样重要，不能忽视，更不能随意放弃或牺牲，并对新现实主义的“自助”主张提出质疑。最后，在研究方法或层次方面，两者也不一致。新现实主义是一种体系结构（structure）层次上的分析方法，重点在体系角色之间的权力分配上；而新自由主义是一种体系过程（process）层次上的分析方法，强调研究体系角色相互作用的权力模式(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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奈于1988年撰写的这篇文章再次显示，“当代国际关系理论最有影响的两大学派是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它们之间的论战在过去的十年里支配着大部分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领域。”(27)1989年基欧汉也指出：“在过去的几年内，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之间的论战是广泛的和激烈的。”(28)双方的理论观点和研究方法被视为“国际体系两模式”，列表如下(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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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体系两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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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戴维·鲍德温主编的《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当前的论战》一书出版。撰稿者均是活跃在第三次论战中各流派的代表人物，包括罗伯特·基欧汉、罗伯特·阿克塞洛德、亚瑟·斯坦恩、查尔斯·利普森、邓肯·斯奈特、罗伯特·鲍威尔、约瑟夫·葛里格、海伦·米尔纳、斯蒂芬·克莱斯纳和麦克尔·马斯顿多诺等。这本书是迄今为止关于国际关系理论第三次论战最系统、最全面的总结。鲍德温在该书第一章里就言明：“在一定意义上，这本书是《新现实主义及其批评者》一书的续篇。”(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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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维·鲍德温在书中还提及一个颇有意思的“名称”问题。他说，其实，从渊源来看，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并不是对立的，自由主义的对立面是保守主义。起先，自由主义只是在讨论国内政治时才常被引用，后来逐步用之专指国际关系中的经济因素分析。如今，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已广为使用，尽管许多学者感到不满意，但也无奈，只是希望随着论战的发展，我们能提出更满意的学派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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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德温在书中撷取六个要点对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进行比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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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无政府状态的性质和结果。鲍德温认为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在某种程度上都承认国际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但这两大流派对于无政府状态的性质、作用和结果有着不同的看法。海伦·米尔纳认为，在表面混乱的无政府状态中“发现世界政治的有序特征”，也许是“新现实主义的主要成绩”，然而，新现实主义却过分强调“无政府状态”而忽视“相互依存”。相比之下，新自由主义并没有把无政府状态的程度和结果看得太严重。此外，新现实主义比新自由主义更强调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对国家行为有着很大的制约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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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关于国际合作。如前文所讲，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都承认国际合作的可能性，但是在其可行性和可靠性上，双方存在分歧。约瑟夫·葛里格指出，新现实主义对国际合作的态度是消极的，新自由主义是积极的，前者认为国际合作很难成功，即使成功了，也很难维持，因为合作大都依赖于国家权力。邓肯·斯奈德说，当两个国家关心的只是相对利益时，他们之间的关系就是零和博弈型的，或囚犯博弈型的，没有合作的余地。而国际合作是新自由主义一个重要的内容，新自由主义者都支持国际合作，认为，在无政府的国际体系中，合作是正常的，也是经常发生和存在的现象。新自由主义认为现实主义低估了国际合作的可能性以及国际制度的能力。同传统自由主义一样，新自由主义坚信制度能使人与人在一起工作，也能使国与国成功地合作。基欧汉的国际合作理论基于这样一个假设：国家是原子行为体（atomistic actors），是理性的自我主义者。理性意指国家行为合乎规则、一致且有秩序，并能权衡将要选择行为的得与失，以最大化其实际效用。而对于新现实主义来说，国家不是原子行为体，而是地位行为体（positional actors），其特点是，一国关注的是在合作中如何比别国获取得多。基欧汉和葛里格认为，欧盟一体化的成功与否是检验国际合作的一个重要试金石，理论应有实践去证明它的正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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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相对收益与绝对收益。相对收益（relative gains）与绝对收益（absolute gains）也叫相对利益和绝对利益。当国家之间进行合作以获取某些得益时，它们关注的是得益如何分配。在这个问题上，新现实主义强调国家在国际关系中获取相对利益，也就是说计算自己所得是否多于别人所获，而新自由主义者则认为国家的目的是获取绝对利益，只考虑在合作中自己是否有所得益，不顾及自己的收益比别人多还是少。葛里格指出，新自由制度主义者最大限度地追求实际或潜在的绝对得益，而忽视了相对得益的重要性。利普森认为，相对得益在安全问题上比在经济问题上显得更为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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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华尔兹所说，在合作中感到不安全的国家总关心收益如何分配，他们并不注重参与者两方是否都得益，而只关心谁多得益。如果收益分配不均，得益的国家总想要削弱对方以改变自己在利益分配中处于不利的地位，即使利益分配的双方有获得绝对收益这种愿望，但都害怕对方的实力增强对自己有威胁，所以合作起来也就不能成功。斯奈德认为，相对收益的追求导致“囚徒困境”，但他却认为新现实主义者所强调的相对收益只适用于两极关系，也就是合作的参与者只有两个谋求相对收益的国家，对相对收益的追求使两个行为者的国际态势变成要么是零和游戏，要么是更为激烈的冲突，合作是不可能的。如果参与者是两个以上，行为体数量少量的增加会减少相对收益的作用对合作的阻碍。另外，斯奈德认为，相对收益与绝对收益的界线不像人们常说得那样分明，二者之间有时是相互交融的。葛里格强调现实的和潜在的绝对收益掩盖了相对收益的作用，他认为不论在什么情况下，国家最基本目的是防止其他国家在实力上超越自己。罗伯特·鲍威尔争辩道，当军事效用很高时，相对收益阻碍合作的发展；当军事效用不高时，相对收益不会对合作造成不利因素。亚瑟·斯坦恩认为，国家的个人利益就是最大化自己的绝对收益，在谋求绝对收益的同时产生了共同利益。如果国家只追逐相对利益，就无法形成公共利益。基欧汉赞成国家的目的是获取绝对利益，但他提出，不能在强调绝对收益时否认相对收益的作用，同时，在强调相对收益时也不能否认绝对收益的作用。基欧汉还声称，将二者清楚地区分开是十分困难的，因为谋求相对收益的国家与谋求绝对收益的国家的行为特别相似，通过他们的行为很难说明谁在获取相对收益，谁在获取绝对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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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关于国家的优先目标。如前文所述，新现实主义者与新自由主义者都认为国家安全与经济福利是国家的主要目的，但二者的侧重点不同，新现实主义强调安全目标，而新自由主义则强调经济福利。鲍威尔试图在这二者之间架构一座桥梁，他指出，国家凭借军事力量谋求使自己的经济福利最大化，没有军事力量为保证，一国很难取得经济利益，经济福利是军事力量的后盾，而军事又是经济利益的保证。葛里格支持新现实主义的观点，强调国际无政府状态要求国家更加关注权力、安全和生存问题，国家应竭尽全力维护权力和自身的安全并应能适应任何竞争和冲突，这是因为国际社会是无政府的，而无政府是塑造国家动机和行为的主要力量。吉尔平虽主张经济力量在国际关系中占有很重要地位，但他认为，国家的最首要的目的还是争权力，求安全，追求经济利益也就是追求权力，有了很强的实力，就能保障国家的安全。支持新自由主义观点的利普森声称，在经济问题领域里要比在军事安全领域里更易形成国际合作的局面。他认为，新现实主义主要研究安全问题，而新自由主义则注重政治经济的研究，所以造成双方对世界的不同看法，由此推导出不同的结果。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国家目标都来源于假设，两者都不能说明利益的标准。新现实主义是权力利益和安全为主体的思想体系，新自由主义则是以国际合作、相互依存为主体的思想体系，所以它们对国家利益关注亦不同，最终形成了不同的国家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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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关于意图和实力。鲍德温指出，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在意图和实力的重要性问题上的分歧已成了当代论战的一个焦点。新现实主义更为注重国家的实力而不是意图，认为“实力是国家安全和独立的基础”；更为注重国际体系中力量的分配，也就是华尔兹所说的国家行为体实力的大小决定它们在国际体系中的排列。而新自由主义则强调国家的意图，也就是说国家参与国际社会的打算，比如说在合作中是获取相对的还是绝对的收益等。葛里格指出，由于一国将来的意图以及对其他国家利益的不确定性，导致国家领导更注重国家的实际能力，一个国家为自己设定了一定的目标，但由于自身实力和国际环境的变化，这一目标是未知的，不确定的，同时，由于不十分明确别的国家利益，所以设计不确定的意图是无意义的。只有注重国家的实力才是确切而有目的行为，因为国家实力才是安全与独立的根本。克莱斯纳批判新自由主义过分强调意图、利益以及信息等，而忽视国际社会力量的分布从而轻视国家实力对一国行为的作用。基欧汉辩解道，一些国家对别国追求利益行为的“敏感性”，从根本上来说是因为受了那些国家意图的影响和驱动。由于受不同的价值偏好和利益趋向等影响，一国更为担心的是敌对国而不是盟国的相对收益。斯坦恩以成员国的偏好趋向解释国际机制，他认为只有当实力影响国家的偏好和意图时，它才能算是实力，才能真正起作用。华尔兹与吉尔平都认为权力或者实力是现实主义理论最基本概念，尽管对权力的解释不尽相同，但国家实力在国际体系中起着主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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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关于制度与机制。机制意指国际关系中的“原则、准则、规则”，制度则是其“载体”。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者都承认国际制度与机制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但新现实主义者坚持国际无政府状态是国际社会的主要特征，在缺少超国家的权威机构的协调或者强制的手段维持国际秩序情况下，国际制度及机制无法有效地起作用。对于新自由主义者来说，因为国家是理性的，国际机制是解决国际无政府状态这一问题的有效手段，在无政府的混乱秩序中，国际规则及制度等能实现国家间合作这一目标。新现实主义者批判新自由主义夸大了国际制度和机制的作用，从而忽视了无政府状态对国家间合作的限制。如基欧汉指出的那样，当代论战的大部分内容集中在国际制度、规则以及机制等是否在国际政治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这一焦点问题上。(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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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鲍德温的这本书把关于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争论引向深入时，大西洋彼岸的英国学者也将目光转到这一论战上来。肯尼思·布思和斯蒂夫·史密斯于1995年出版了《当今的国际关系理论》，他们对这场论战双方的观点也作了类似的概括：（1）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在无政府状态问题上存在分歧，新现实主义比新自由主义更强调对国家安全的关切是国家行为的动机；（2）新现实主义认为合作难以实现；（3）新现实主义强调相对得益，新自由主义则强调绝对得益；（4）新现实主义注重国家安全，而新自由主义注重政治经济；（5）新现实主义强调实力，新自由主义则强调意图；（6）新自由主义认为，通过不断完善制度和机制，人类能克服国际无政府状态，新现实主义则对此表示怀疑。(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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