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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 第八节 基本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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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世纪80年代，尤其冷战结束以来，国际关系正在两个宏观方面经历着深刻的变化：一方面，新的国际事件层出不穷，造成整个国际体系和世界政治处于历史性的深刻转型过程中；另一方面，后冷战时期更为错综复杂的国际社会现实，迫使人们调整或改变对国际关系的传统认识及思维方式，甚至提出对现存国际政治理论及研究方法的深刻反省和重建，由此推动国际关系研究在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及方法论等方面出现新的转型。前者可谓是国际关系现实层面的变化，后者则是国际关系理论方面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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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在几次论战的推动下，正在朝着纵深和更为成熟的方向发展。敢于自我反思和反省本身就是一种成熟的表现。该学科的每次论战都试图弄清楚和回答一些基本的理论问题。第一次论战探讨了国际政治研究取向问题，第二次论战涉及到研究方法问题，第三次论战则是关于超理论的问题。它试图解决当前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较为前沿的两个问题：如何思考和建立理论，以及理论发展与变化中的世界政治背景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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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几点基本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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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许多方面看，国际关系批判理论的出现是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主流的一种反映。它对国际关系理论建设本身进行了较为深入和复杂的哲学探讨，从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和方法论等方面动摇了西方国际关系主流理论体系的学术根基。这是国际关系批判理论的一个重要贡献。此外，国际关系批判理论帮助人们扩大了研究视野、视角和范围，为解放和重建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开辟了途径，也由此推动和激励了自80年代尤其冷战结束以来西方国际关系研究领域新的学术革命。这是国际关系批判理论的另一个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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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就本章讨论所涉及的内容而言，以批判理论为主体的后现代国际关系研究为开拓和深化当代国际关系的一般探讨至少作出以下两个较有价值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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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后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揭示了西方国际政治与西方权力及利益之间的相互地位，一针见血地指出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主流所具有的“霸权地位”及其狭隘性和偏见性。值得人们注意的是，西方占支配地位的国际关系理论，如强权政治理论、国际机制理论等，不但是根据西方意识形态、根据对欧洲历史及经历的观察所产生出来的，而且直接为西方国家对外政策及防务政策服务，譬如，一些新现实主义者强调国际关系两极化对世界安全起稳定作用，并以冷战时期处于“相对长期和平”为例证。然而，这种认识显然只是考虑到冷战时期欧洲相对和平罢了。众所周知，冷战时期的亚洲和其他地区不断处于局部战争和冲突之中。现存西方国际关系主流思想由强权国家所提出，自然指导着强权国家的对外关系，这种意义上的国际关系理论实际是强权“国家”对外政策理论，不是普遍的、“国际”的理论。因此，第三世界国家的国际问题学者应该积极参与理论方面的研究，提出自身的研究视角和取向，与西方理论相互对照和充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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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后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重视扩大研究范围和视野。如果说一定的理论是一定时空的产物并反映那个时空的话，那么，二战以后西方国际关系主流理论所强调的权力、利益、结盟、威慑、均势等内容则反映了当时超级大国之间冷战的需要。后冷战时期复杂变化的国际关系环境在许多方面已经不同于冷战时期的国际关系环境，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寻找新的研究课题，应付新的现实挑战，探讨长期被压抑和被忽视的问题，包括第三世界国家生存与发展问题等，成为新的国际关系研究需要。在开阔视野方面，后现代国际关系理论从现存主流理论强调以实证数据为主的国家行为模式研究，转向对国际关系文本含义结构以及国家所处社会结构进行研究。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主流强调作为物质外的国际体系对国家行为及其结构的影响，重视国际政治结构中物质力量的分配，后现代理论则提醒人们把文化、社会规范、认同等被认为属于国内政治研究范畴的诸因素引入国际关系研究，用它们解释国际行为及其后果。这种从研究“外部”转向研究“内部”的方法，不仅利用了人文学科的研究成果，而且是对传统研究取向的一种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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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如同其他批判理论分支一样，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研究在理论批评和重建方面作出一定的贡献。一方面，它打破了关于西方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是一套理性的、不带情感色彩的客观法则的神话，一针见血地指出它是明显地带有性别偏见的国际政治知识，女性和妇女被置于世界政治的边缘，因此，这种国际政治知识是狭隘的和不全面的。另一方面，它通过把性别话题引入国际关系研究，谋求重建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从而使这种理论更加接近世界政治的真实画面，引导人们对这个世界所发生的事情作出更好的理解和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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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建构主义则批判性地吸取了先前国际关系解释性理论和构成性理论的研究成果，谋求从社会学角度考察世界政治，为国际关系研究开辟了一条新思路。建构主义和新现实主义之间的分歧大体可归纳为以下几个主要方面。第一，国际体系结构到底是由什么构成的问题。新现实主义强调国际体系的物质结构影响行为体的理性行为，认为处于残酷竞争压力状态下的国际体系决定着国家的利益行为并采取诸如权力均势之类的形式；建构主义则认为，除了物质能力的分配以外，国际体系结构还由社会关系所组成，也就是说，国际体系也是一种社会结构，文化内容往往比物质能力更重要。第二，国际体系中的国家自助原则问题。新现实主义认为，由于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以及在国家之上没有更高的权力机构，国家完全从自私利益考虑出发；建构主义则认为，由于受社会规范和认同的作用，国家的行为有时是利他性的，社会规范往往胜过物质上的自我利益。第三，影响国家利益和行为形成的动因问题。新现实主义认为，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决定了国家利益和行为的自私性，它们是理所当然的“客观”存在；建构主义则认为，国际“无政府状态”是一种社会建构，国际规范、认同和其他文化内容决定、影响或改变国家的利益和行为。第四，国内因素对国际政治的影响问题。新现实主义认为，国际政治不受国内因素影响；建构主义则认为，国内因素如国家机构、国内社会规范、认同和文化也是解释国际政治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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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构主义与新现实主义的分歧实际上是反思主义和理性主义之间的分歧，前者强调规则、认同、利益和知识，后者注重结构、信息、策略、制度。然而，学者们指出，在今后一段时间内，建构主义与“两新”理论将构成国际关系理论的主要内容，它们“在研究社会联系和互动关系和价值取向上有共同点”，呈现“健康的多样性”（healthy diversity），将从不同的角度对国际关系理论的未来发展起重要作用(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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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然而，西方国际关系在从事理论批评和重建活动过程中，也面临着各种挑战和问题，大体归纳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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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国际关系批判理论在对理论本身建设或“超理论”问题给予认真思考的同时，对如何把理论应用于世界政治的经验分析关注不够。正如一些新自由主义者和新现实主义者所指出的那样，国际关系批判理论所面临的一个主要挑战是如何把获得解放和重建的理论应用于当代复杂多变的世界政治现实中，尽管建构主义取向已经在试图弥补这方面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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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国际关系批判理论有时显得陷于极为抽象甚至艰涩难懂的思辨里，尤其后现代国际关系研究趋于使用新的术语、新的思维方式、新的会话语言，造成一些后现代研究作品极为艰涩难懂，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后现代国际关系研究中可取价值的传播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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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它使西方国际关系学科面临一个范围定位的问题。如果国际关系批判理论所关心的问题过于宽泛，过于追求新颖和奇异，那么，它会给西方国际关系学科带来某种程度上的认同危机。后现代国际关系研究似乎过于强调主要适用于研究文学及社会学的方法，过分地将话语、文本、建构、认同等概念应用于国际关系的研究。国际关系学科有其自身的特点，毕竟不等同于文学批评或其他人文或社会科学。我们还不能说研究国际关系就是研究话语和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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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国际关系批判理论面临一些更深层次的理论问题。以建构主义取向为例，它需要回答下列问题：规范从哪里而来？国际规范如何得以公平合理地制定出来？规范得以实施的基本保证是什么？国家行为体之间的集体认同如何加以实现？国际关系批判理论所提出的某些观点和看法也还有待于进一步探讨。譬如在安全概念方面，应该如何看待“国家安全”与“人的安全”之间的关系？它们是否构成新的“安全困境”？由于全球化和跨国行为的日益加剧，国家和主权的概念是应该消失还是应该加强？它们给国际关系现实生活所带来的含义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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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勒夫等人在强调建构主义和批判理论“适合冷战后国际关系深刻变化”的同时，也表达出某种担心：一些学者漫不经心地把建构主义“视为标签”，使新的理论可能成为“空洞的陈词滥调”(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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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关于国际关系理论的未来趋势，学者们认为应把握三个侧重点：现实主义关于权力作用的分析，自由主义关于国内因素对国际关系的影响的分析和建构主义关于社会变化的分析。可能会出现一种明显的汇合互补的趋势，使现实主义仍将是“理解国际关系的一个基本框架”(119)。曾在英国牛津大学和加拿大麦考尔大学攻读政治学，现任美国麻省大学政治学教授的詹姆斯·德林曾作过一段充斥调侃但令人回味的表述，特录以备忘，作为本章的结尾。德林写道，未来的国际关系理论领域将出现“多枝型的现实主义”（a multiplicity of realism）：“历史的、社会的、哲学的、政治经济的、艺术的、戏剧的、文学的、法律的现实主义；马基雅维利式的、霍布斯式的、罗素式的、黑格尔式的、韦伯式的、基辛格式的现实主义；乐观主义的、悲观主义的、宿命论的现实主义；幼稚的、庸俗的、神奇的现实主义；技术的、实践的、实证的现实主义；传统的、科学的现实主义；结构的、结构-理性主义的、后结构现实主义；极小化的、极大化的、基础的、潜在的现实主义；实证主义的、后实证主义的、自由的、新自由的、制度的、激进的、解释性的现实主义；批判的、核心的、认识论的现实主义；超级的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反现实主义、后现实主义，等等。”(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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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Richard Ashley, “The Poverty of Realism”,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Spring 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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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Michael Banks, “The Inter-paradigm Debate”, in Margot Light and AJR Groom, International Relations—A Handbook of Current Theory, Frances Printer (Publishers) Ltd. , 1985, p. 9 and p.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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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Ken Booth and Steve Smith,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Toda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 294—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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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Paul Viotti and Mark Kauppi,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Realism, Pluralism and Globalism, MacMillan Publishing Company, 1987, pp. 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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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Steve Smith, Kenneth Booth and Marysia Zalemski (eds. ), International Relations—Positivism and Beyo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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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Ole Wæver,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Inter-paradigm Debate”, ibid, pp. 163—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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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2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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