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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滨中华街（1894～1972）：一个华人社区的兴起 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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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中华民国在中国本土不断加强统治的时候，它也采取进一步的举措来管理海外华人。民国政府在1928年颁布了基于血统主义的国籍法，并且在1929年出台法律，规定所有海外国民都必须登记。1932年4月，中华民国政府改组“侨务委员会”。[127]这个时间点绝非偶然。新的侨务委员会以传播民族意识为使命，以应对日益严峻的民族危机，包括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以及1932年在上海发生的一·二八事变。[128]为达成这一目标，政府向海外华人社区派遣代表，构建相应的联络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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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的几年里，中华民国继续加强对海外华人社区的管理。影响最深远的一项政策，就是将海外教育机构与内地的标准统一。原来各地方自发编撰的教科书，包括19～20世纪之交大同学校使用的那些，不再被允许使用。教科书和课程必须经过中华民国教育部的批准。1932年11月26日，侨务委员会颁布法令，规定所有海外华人教育的内容必须包括国语。早在1903年，中国国内的各个机构就已经对教育体系进行了规范，包括说国语、写白话，以此统一国内文化。这是历史上中国的中央政府首次有能力强制海外学校遵守这些政策。[129]中国政府规定国语为民族语言，并且不允许它再受到嘲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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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几十年里，中华街的华人更彻底地融入了中华民族。在面对日本人这个明确的敌人时，政治和文化认同都得到了巩固，而华人内部的语言差异也因强调国语教育而缩小。然而，即使名为“华侨”的中国认同日益巩固，华人的省籍归属感也会不受中华民族观念的制约，很多人仍然认同当地的横滨社区。这一时期，华人团体的领袖基本都是融入当地的第二代移民。另外，正如棒球和中华料理所显示的那样，横滨华人对横滨的社会和文化也做出了贡献。这些例子很好地说明了融合与分化的过程是相互联系的。对日本人来说，中华料理是一种外国菜的事实并不妨碍自己对它们的欣赏；相反，中华料理的外来性正好帮助它成为日本消费文化中带有异域风情的一部分。同样，梁扶初的棒球队经常参加当地的锦标赛，但它是作为一支华人球队参与。对华人来说，棒球、中华料理帮助他们将不同省籍的人统一在共同文化之下，即使来自上海的裁缝，也可以改行卖“支那荞麦”这种原产于西北的面食，或者为梁扶初的棒球队加油助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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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世纪10年代到30年代，在中国和日本，用于描述身份认同的术语越来越受限于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对于横滨华人和他们的日本邻居而言，很难在中日合作的框架之外思考“公共”和“团结”概念。换句话说，华人是以外国人的身份，即华侨身份融入横滨社会的。到20世纪30年代，日益严重的中日冲突进一步缩小了个人以非民族身份行事的空间。而对于中华街社区来说，最大的悲剧即将到来。1937年夏，当中日两国军队在北京西郊的卢沟桥发生小规模冲突，并最终演变为全面战争的时候，很多横滨华人选择了留守。他们错误地判断，战斗会像1931～1932年那样很快结束。随着中国和日本陷入全面战争，日本外务省、内务省面临着一个棘手的问题，那就是如何处理横滨这些根基深厚但也是潜在敌人的群体。正如我们将看到的那样，他们的解决方案是首先改造中国认同话语，笼络中华民国所领导的培养爱国公民的各类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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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鹿目『南京町』、一頁；L.Pan，Sons of the Yellow Emperor，p.305.这种描述与电影中对于纽约唐人街的负面描述相似，都将此地描述为危险、刺激的场所。不过现在去横滨中华街旅游的游客早已不那么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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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鹿目『南京町』、十七～十八頁。展出的书法作品被认为是光绪皇帝和清朝政治家李鸿章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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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Kuhn，Chinese among Others，p.30；Goodman，“New Culture，Old Habits，” pp.77，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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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木村「郷土史·地方史·地域史研究」、一二～一五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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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Doak，History of Nationalism in Modern Japan，p.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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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Kuhn，Chinese among Others，p.249.首先将“种族”（ethnicity）和“人种”（race）加以区分是必要的。Phili Kuhn指出，20世纪海外华人的民族主义将中华“民族”（nation）描述为“一个在社会达尔文式竞争中濒临灭亡的‘人种’（race）”。但中国和日本的泛亚洲主义者使用“人种”一词时，把中国人和日本人都包括在内。因此在日本的语境中，中国人被理解为黄色人种中的一个种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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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過放『在日華僑』、七五頁；Morris-Suzuki，Re-inventing Japan，pp.189-90.尽管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国籍法还是血统主义的，但它的入籍手续已经变得简单且宽松。仅在1994年，就有11146人入籍成为日本公民。战后日本的公民身份将在本书第五章和结论中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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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Tsai，“The Chinese Nationality Law，” pp.407-8.1912年清政府倒台后，中华民国政府继承了此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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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袁世凯任北洋军司令，北洋军是当时中国最强大的军事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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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鹿目『南京町』、一四頁。1916年，吴廷奎兼任大同学校校长、中国进步党横滨支部主席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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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百年校史』、七一～七四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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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鹿目『南京町』、二三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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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读音统一会”最初确定的国语是“以京音为主，兼顾南北”，但后来经过“京国之争”（即京音和国音的大辩论），又“定北京语音为标准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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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民国創立祝賀：祝賀の席にも南北衝突」『横浜貿易新報』、一九一三年十月十一日、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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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Tsang，Nationalism in School Education in China，p.66.同年早些时候，中华民国成立“读音统一会”，正式将国语确定为官方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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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鹿目『南京町』、二〇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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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袁世凯死于1916年，在随后的权力真空中，各路军阀纷纷出动军队，争夺地盘当土皇帝。同时，孙中山和他所建立的国民党在广东建立了军事基地。1925年孙中山死后，他的门生蒋介石夺得了国民党的领导权，并在1926年发动北伐，将军阀们全部打倒。到1928年夏，蒋介石的军队已经占领北京，随后统一了中国大部分领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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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Silverberg，“Modern Girl as Militant”；鹿目『南京町』、三〇頁。日本现代女郎，即“モガ”，在20世纪20年代被媒体描述为新一代女性，她们对时尚敏感、思想开放且经济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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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鹿目『南京町』、一四～一五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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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明治以后的新货币单位，1钱=0.01日元=10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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