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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真相：对101个重要问题的思考 26．布哈林及其理论的真相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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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异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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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哈林，苏联政治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哲学家、经济学家，是列宁时期最年轻的领导人，被列宁誉为“党的最宝贵的和最大的理论家”，“全党喜欢的人物”。［1］布哈林对捍卫和发展列宁的新经济政策，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作为理论家，列宁之后在苏联无出其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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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布哈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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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哈林全名为尼古拉 · 伊凡诺维奇 · 布哈林，1888年生于莫斯科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他自幼聪慧过人，兴趣广泛，多才多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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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年，俄国爆发轰轰烈烈的民主革命，布哈林积极参加了革命运动。1906年下半年莫斯科武装起义失败，革命形势恶化，正是在这时候布哈林毅然加入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属布尔什维克。入党后布哈林开始在莫斯科河南岸区担任宣传鼓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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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7年秋，布哈林考入莫斯科大学法律系，学习经济学专业，利用大学作为革命活动的场所。1908年党的莫斯科委员会增补布哈林为委员，次年，被选入新的莫斯科委员会。他在莫斯科的一些区担任组织员、宣传鼓动员。1910年底莫斯科组织遭破坏，布哈林被捕，在狱中被关押了几个月，然后行政流放奥涅加，不久从那里逃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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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10月来到德国的汉诺威，从此开始了他的流亡生活。布哈林后来总结流亡生活时认为有三大收获：一是充分利用了国外的图书馆，从而积累了“学术资本”；二是认识了列宁，受到他的巨大影响；三是掌握了多种外语，获得了丰富的欧洲工人运动的实践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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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秋，布哈林在克拉科夫会见了列宁，列宁建议他为《真理报》和《启蒙》杂志撰稿。此后布哈林一方面从事大量的著述工作，一方面积极参加国外的工人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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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冬至1913年，布哈林移居维也纳。在这里他一边在维也纳大学听著名的奥地利学派（边际效用学派）的代表人物柏姆 · 巴维克和维塞尔的课，同时写文章批判他们的观点。他写了《无价值的政治经济学》、《食利者的政治经济学》等著作，批判司徒卢威、杜冈 · 巴拉诺夫斯基、奥本海默和柏姆 · 巴维克的观点。他是最早批判奥地利学派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与此同时，他还密切参与布尔什维克杜马党团的工作，为之起草演说、报告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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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3年，斯大林为写作民族问题的著作来到维也纳收集资料。他不懂西方语言，布哈林在收集和翻译有关材料方面给了他极大的帮助。可以说，没有布哈林的帮助，斯大林是不可能写成《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这本使他成为“民族问题专家”的成名之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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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布哈林在奥地利的一个小镇林茨被警察当做奸细逮捕，获释后被押送到瑞士边境。在瑞士的苏黎世和洛桑逗留期间，他埋头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数理学派及洛桑图书馆里的大量经济学家的著作，考察帝国主义和世界经济问题。1915年7月，布哈林取道法国和英国，辗转来到瑞典，同以后属于齐美尔瓦尔德左派的“青年派”建立联系。当局因布哈林进行反军国主义宣传，把他当做“炸桥”、“扔炸弹”的“列宁的间谍”逮捕，驱逐到挪威。在挪威，他参加“青年派”机关刊物《阶级斗争》的出版工作。不久，他转移到丹麦。1916年10月，秘密赴美国，在那里参加了《新世界》的编辑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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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布哈林在理论研究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1915到1916年，他完成了《世界经济和帝国主义》一书。书中布哈林把世界经济同帝国主义联系起来考察，分别探讨了国际垄断组织如辛迪加、卡特尔，金融资本，资本输出，殖民地争夺与分割世界的斗争等等世界经济中的新现象，认为当前的世界经济无非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新阶段即帝国主义阶段。列宁为此书写了序言，认为布哈林这本书的科学意义在于考察了世界经济中涉及作为一个整体，作为极其发达的资本主义的一定发展阶段的帝国主义的基本事实。布哈林对世界经济和帝国主义的研究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贡献。列宁对帝国主义的研究晚于布哈林，显然吸取了布哈林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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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哈林在研究帝国主义的经济制度的同时，对它的国家制度及其发展前途也做了深入的探讨，写了《论帝国主义国家理论》的长文和《帝国主义强盗国家》等多篇短文。当时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遭到资产阶级学者和机会主义分子的粗暴歪曲，布哈林认为有必要恢复其本来面目，批判社会爱国主义，他在文中提出必须敌视和炸毁资产阶级国家，同时指出，无产阶级在摧毁资产阶级国家组织的同时，也要“利用它的物质骨架，建立起自己的临时国家组织”，即无产阶级专政，而国家将随同无产阶级专政的消失而消失。列宁当时对布哈林的某些提法有误解，认为“炸毁”国家是无政府主义的公式，实际上，炸毁国家是恩格斯的用语。分歧存在的时间很短，到1917年列宁自己也使用了“炸毁”资产阶级国家的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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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战期间布哈林同列宁的真正分歧是在最高纲领和民族问题上。当时布哈林认为帝国主义时期已把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直接提上日程，俄国面临的是无产阶级革命，在这种情况下，民族问题已不能独立存在，民族自决权已无必要，只有无产阶级革命才能解决民族问题。布哈林在自传中说，“还在国外就曾捍卫社会主义革命在俄国不可避免的论点”。而这时候列宁坚持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分两步走，认为俄国当前的任务是进行推翻沙皇的民主革命。在民族问题上，列宁坚持民族自决权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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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共产主义”的理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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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俄国爆发了二月革命。获悉革命的消息后，布哈林立即取道日本回国，当选莫斯科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编辑《社会民主党人报》和理论刊物《斯巴达克》，在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中央委员。布哈林坚决反对党内在起义问题上的动摇，是领导莫斯科武装起义准备工作的布尔什维克的核心成员，主编起义机关报《莫斯科军事革命委员会消息报》。在布哈林等一批青年布尔什维克的领导和组织下，莫斯科武装起义取得了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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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革命胜利后，布哈林被调到彼得格勒。1917年11月29日（12月12日）中央委员会曾专门讨论了他的工作问题。布哈林本人要求摆脱经济会议的工作，专门从事《真理报》的工作。会上有不同意见。列宁希望布哈林从事经济工作，他说：经济会议至今还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然而它是当前国家建设中的一个极其重大的因素，因此需要像布哈林同志这样的行家。所以他坚持不把布哈林列入《真理报》编委会。斯塔索娃认为，经济会议是极端需要布哈林的，但《真理报》更需要布哈林，对经济会议进行思想领导同《真理报》的工作并不矛盾，他反正也不适于做组织工作。经表决，布哈林进入了《真理报》编委会。［2］在以后的十多年时间里，他一直抓宣传鼓动和意识形态工作，编辑党报成了他的主要任务。他主持下的《真理报》比较生动活泼，可以就各种问题展开讨论和争论。布哈林是布尔什维克领袖中唯一没有担任政府工作的，这使他能较为集中地注意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研究一些重要的理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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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初期苏维埃政权的一个首要任务是结束战争实现和平。在各协约国拒绝苏维埃政权关于结束战争的建议以后，苏俄开始同德国和谈。鉴于苏俄经济破坏、士兵厌战、军队瓦解，列宁主张尽快同德国达成协议，缔结哪怕是屈辱的和约。当时持极端激进观点的布哈林坚决反对同德国媾和。他认为拯救俄国的唯一希望是国际革命，特别是西欧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俄国必须用革命战争的烈火点燃西欧的革命。其实，在指望国际革命这一点上列宁和布哈林是一致的。但是，列宁知道，为了保存俄国这个国际革命的基地，必须用空间去换取时间，赢得喘息时机，以便积聚实力，东山再起。以布哈林为首的左派共产主义者反对签订和约的言行，使苏维埃政权蒙受巨大的损失。在经济方针上，布哈林等也持“左”的观点，认为不能对资产阶级让步，更不允许同资产阶级勾结，而只能靠无产阶级本身的力量去完成社会主义建设。主张实行彻底的社会化，把大大小小的工厂统统收归国有，彻底消灭生产关系中的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残余，完全打倒资产阶级和彻底粉碎怠工。他们的主张归结起来就是企图用立即改变生产关系的办法向共产主义过渡。不久布哈林开始认识到自己的错误。1918年7月在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共产党党团会议上，奥新斯基曾代表左派共产主义者发表声明，承认错误，宣布解散左派共产主义者集团。布哈林本人也多次公开承认错误。他在自传中写道：“在我的政治生涯的最主要阶段中，我认为有必要指出布列斯特时期，那时我领导了‘左派共产主义者’集团，犯了极大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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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内战争时期，布哈林写了两本重要著作，一本是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合著的《共产主义ABC》，一本是《过渡时期经济学》。这是两本当时很有影响的书。列宁认为，《共产主义ABC》是“一本篇幅不大但极有价值的书”，它对俄共党纲“作了极好的解释”。这本书也是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共产主义知识的入门书。《过渡时期经济学》试图揭示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经济的特点和规律。此书表明，布哈林是最早系统地认真探讨过渡时期经济规律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列宁为此书写了详细的评注，肯定了此书的“出色质量”，称之为“辉煌的作品”，肯定了书中的一系列观点，同时也指出其中的错误和缺点。这两本书都写于军事共产主义时期，带有强烈的时代烙印。《过渡时期经济学》可以说是对军事共产主义体制所作的理论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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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苏俄国内战争基本上结束，但军事共产主义却越搞越厉害，达到其顶点。也正是在此时期，农民对粮食征收制的不满越来越严重，到处爆发农民暴动。1921年春的喀琅施塔得水兵暴动是其顶点。空前的政治经济危机迫使俄共废除粮食征收制，改行粮食税，实行新经济政策。作为一个有理论修养，同时也了解当时局势的经济学家，布哈林立即毫无保留地接受了新的政策，承担起阐述、发挥和发展新经济政策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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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和全党一起作了“冷静的自我批评”，“幼年的幻想在这种自我批评的烈火中烧尽”，现实关系以其全部冷静的真实面目展现出来。新经济政策的实施表明军事共产主义制度及其思想的破灭，建立集中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幻想的破灭。他开始冷静地分析俄国的国情，承认俄国是一个农民占人口多数的经济落后的国家，由于起点较低，所以在俄国要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将是“一种落后型的社会主义”，或者叫做“亚细亚形式”的社会主义。其特点是发展速度较慢，过渡时期较长，必须集中注意力去解决农民问题。对国情的新认识，表明布哈林真正抛弃了“左”的激进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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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列宁卧病期间曾同布哈林有过多次深谈，他们之间的谈话内容，后来布哈林写进了《到社会主义之路和工农联盟》。布哈林转达说，列宁认为可以不再对农民施加暴力而将农民引向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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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历史上有过争论和分歧，列宁始终给予布哈林以极高的评价。1922年底，列宁在重病之中口授了《给代表大会的信》，即著名的“遗嘱”，对党内的6名领袖提出了自己的评价，给作为理论家的布哈林以极高的估计，说布哈林（还有皮达可夫）是在最年轻的力量中最杰出的力量，“布哈林不仅是党的最宝贵的和最大的理论家，他也理所当然被认为是全党喜欢的人物”。列宁同时也指出了他的缺点，说“他的理论观点能不能说是完全马克思主义的，很值得怀疑，因为其中有某些烦琐哲学的东西（他从来没有学过辩证法，因而——我想——他从来没有完全理解辩证法）”。不过，列宁对所指出的缺点做了很大的保留，他随即补充说，这是仅就现时的情况来说的，而且还假定此“杰出而忠诚的工作人员得不到机会来充实自己的知识并改变自己的片面性”。［3］优点也好，缺点也好，都是列宁根据自己同布哈林的接触交往得出的看法，并非对布哈林的盖棺论定。1926年布哈林在一次未公布的讲话中说，他完全记取了列宁的批评，并彻底摆脱了托洛茨基式的“高谈阔论”。［4］历史证明，布哈林在列宁逝世以后的表现，完全证明他记取了列宁的意见，学好了辩证法。在此后的二三十年代，他是布尔什维克领导人中掌握和运用唯物辩证法最好的一个。这使他在临刑前写给妻子的信中敢说，他在狱中所著的《哲学短篇集》，“自始至终贯穿着辩证法”。［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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捍卫和发挥列宁的新经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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