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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与反革命：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 第五章 党员、党组织与都市社会：上海的中共地下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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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1927年，是中国共产党“从研究的小团体到群众的政党”的重要转型时期。[1]在短暂的五六年间，中共由最初的数十人，发展到五六万人。[2]这是否意味着中共这样一个外来的“国际性”政党组织，[3]已经在中国本土生根发芽并在一定程度上楔入了中国底层社会？近代以来，中国人借鉴和移植外国的知识和制度，多半“水土不服”。那么中共在向中国社会渗入的过程中，其遭际又是如何？本章试图考察早期（1925～1927）中共在上海都市社会的组织动员。在1920年代上海纷繁复杂的都市环境里，中共如何立足生存，如何扩张组织，如何动员民众，采取了何种策略，在具体实施过程中遇到了什么问题？诸如此类，均值得我们饶有兴味地去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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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是中共早期革命的大本营和重要的活动基地。在1925～1927年间，中共在广东和两湖地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工农大革命。不过，当时中共认为，作为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只有在上海这样一个拥有数十万产业工人的大都市开展革命，才最具典型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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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选择研究上海，与中共上海地方组织文献相对完好地保存大有关系。1925～1927年间中共上海地方组织的文献，尤其是中共上海区委[4]历次会议的原始记录，保存相当丰富。1980年代，中共中央档案馆与上海市档案馆联合编辑了《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这套《文件汇集》分甲、乙两编。甲编按组织机构分为八册，如上海区委文件、区委各部[5]文件、区委下属各部委[6]文件，以及青年团上海地委文件、工会等群众团体文件等。乙编为上海区委会议记录之专辑，共六册。甲、乙两编均非正式出版品，注明为“馆藏本，供内部使用”。不过，甲编八册坊间早有流传。唯乙编六册控制最严，外间基本上看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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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代以来，中共地方组织的相关文献资料大量汇编出版，为中共党史研究在进行全局性的宏观鸟瞰的同时，兼及区域性的微观细察提供了可能性。这些文件不同于中央高层的理论性、计划性和宣传性的文件，内容多为地方各级组织的工作汇报、请示材料以及上级党组织有针对性的具体指导性文件和会议决策过程记录。它更多地反映了中共在革命实践过程中所遇到的具体问题以及路线方针政策在基层的贯彻执行情况。这些文件当时是高度保密的，从未打算公开甚至保存下来，内中不少出自文化程度甚浅甚至不知名的党内基层干部之手，行文和内容表述大多直白，未加修饰，有的文句不通顺，错别字亦不少见，但亦因此而更显生动、鲜活。如中共上海区委的会议记录几近完整地保存下来，尤为难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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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与反革命：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 一 “精英党”向“群众党”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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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最初虽是少数知识分子组成的精英团体，但“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自我定位，使其创党伊始即申言要采取“群众路线”的革命方法。中共二大就强调：“我们共产党，不是知识者所组织的马克思学会，也不是少数共产主义者离开群众之空想的团体”。“我们既然是为无产群众奋斗的政党，我们便要‘到群众中去’，要组成一个大的‘群众党’”。[7]1924年开始加入国民党后，在国民党的旗帜下，中共将精力主要投向民众运动，认为只要将民众组织动员起来了，党的势力就可以深植于广大基层社会，并具有不易摧折的伟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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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五卅运动，中共对动员民众的信心骤增。五卅前夕，中共估量自己的实力[8]和总结前两年工人运动的经验，不敢进行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只打算发动一场小规模的罢工，因为中共担心“不能确定抓得住群众的指挥，群众成无意识的兴奋，恐酿事端”，引来“政治上之压迫和经济上之恐慌”。[9]但运动最终引发为一场超过五四运动规模的全国性的反帝大风暴，大出中共的意料。虽然运动由多种力量和多重因素所促成，但这场运动给中共一个极深的感受是：革命并没有原先想象的那么难。如恽代英在五卅周年纪念时说：“五卅运动是全国数百万人共同联合起来的一件大运动，在普通的人一定以为是一件顶难的事情，但是有了相当的宣传和组织，并得到了相当的机会，实际是很容易号召起来的。”“我们不要把革命看得太难，只要我们努力，就可以使革命成功。”[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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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中共的组织路线和组织目标是相悖的。根据中共的章程，其组织路线十分严密。而严密的组织路线显然不利于“群众党”的组织目标的实现。为了尽快实现“群众党”的目标，中共不得不修改其组织规程。1925年初中共四大规定，党员入党时，须有正式入党半年以上之党员二人之介绍，并有相当的候补期，候补期劳动者三个月，非劳动者六个月。五卅运动以后，中共决定放宽组织路线。1925年9月，中共中央通告全党：“当此本校[11]极须发展之际，此条规定颇不便适用”，特拟变通办法：两名入党介绍人中，只须一人是正式党员，且不限于入党半年以上者；[12]候补期也尽量缩短，工人的候补期由三个月缩短为一个月，知识分子的候补期由半年缩短为三个月。[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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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上海区委更进一步规定：党员每人每月必须介绍五人以上入党。[14]并批评在入党问题上重质不重量的观点是极端错误的。[15]对于发展对象，区委指示，“只要有阶级觉悟及诚实便可加入，认识主义的程度如何，能力如何，都不必计及”。[16]在当时的政治和社会环境下，每人每月介绍五人以上入党，即使不计及能力和对主义的认识程度，恐怕也是一个难以实现的指标。况且对主义若无认识，其阶级觉悟也会大打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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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中共党章，党员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必须开除：无故连续三次不到会；无故欠缴党费三个月；连续四个星期不为党服务。但上海区委在具体执行过程中规定：“非万不得已实在无希望之同志，不可开除。”[17]可见其组织实践与规章制度存有相当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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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部”是中共的最基层组织。上海区委文件一再强调，发展组织是基层党支部的中心工作，并提出“群众化”是组织发展的主要目标。[18]不仅如此，上海区委经常下达征求党员的具体指标，如要求在1926年5月以前，全市党员要扩充到5000人，1926年9月以前要扩充到1万人以上。[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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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区委对于党员的征求，手段相当灵活，如要求“每个同学要深入各方面去活动，不论若何社团，到处参加，无孔不入”。“要与各方面群众建立成很好的联合关系，或尽量帮助他们组织团体，只要不是反动的，并不是一定要马上拉他们加入我们的团体才有作用，我们可随时加以注意与领导，也就不失为我们的好助手，且可慢慢吸引其优秀分子加入我们的团体，当然也有很大的意义。”[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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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区委很快发现，即使放宽组织路线，党员的征求很难达到预期的目标。区委下达的征求指标，基层组织无法完成。到1926年8月底，上海党员总数为2223人。[21]上海区委发现，这一数字未必十分确实。因为每月各部委报给区委的党员人数，时增时减，波动极大，很不稳定。“往往同志数量的增加或减缩，在一个月，相差至七八百人：发展的时候，同志突然增加了七八百人；低落的时候，突然又减少七八百人，党的组织状况不稳定。”[22]骤增骤减的背后，其实是党员数字的虚报不实。因上海区委经常向部委下达硬性的征求指标，[23]部委无法完成时，只好虚报浮夸，或者临时拉人凑数，敷衍应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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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部委如实道出其中的原委说：过去上报的党员数字确有水分。“每次开会，因要人数多，临时召集些人来，每次临时来的人，即认为同志，实际只到一次，并且不能作事，故以前的同志，靠不住的，这是现在同志减少的原因。”[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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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部委也坦承：“本来有许多同志是在开会时临时找来的，在会场上将其名字抄写在名册上，即作为一个同志。这种同志第一次到了会，第二次并不来了的，一到罢工失败之后，不说要他们成为新的干部分子继续负支书干事之责没有可能，即要他们到一到会也是不容易的事……在罢工结束之后，无论罢工厂的支部或未罢工厂的支部，除部委保存了一本很好的名册之外，至于名册上的同志和支部工作，都要重新开始做起。”[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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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情形在青年团内也存在。如团上海地委指出：团员的数目有时突然增加，有时突然减少。上级机关催得紧时，就四处“拉夫”，不管三七二十一，拉来充数。这些拉来的阿猫阿狗，既不为革命而来，自然过了一个时期，又都一滚而去。[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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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区委对中央的组织路线已经打了折扣，而基层部委又对区委的组织路线打折扣。层层递减的结果，实践与制度日趋背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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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区委要求每个党员每月介绍五人以上入党。介绍者自然首先从自己的熟人、朋友和亲戚、帮派入手。但上海区委很快发现，通过私人感情介绍党员的方式固然便捷，而其弊端则是新党员效忠于个人胜过效忠于党，“同志对党关系不如对私人”。[27]区委称：“过去我们发展党员，往往以党员个人的情感关系为介绍新同志的入手办法，因此发现很多的弊病，如一个同志发生不好倾向，或遭其他打击，其余凡为这个同志所介绍的同志，都与党脱离了关系。尤其是工人区域，往往以每个同志的帮派或姊妹们的关系，从事发展，结果，这许多同志只知有帮派或姊妹们的情谊，而不知有党，很少对党有诚挚的信仰与情感及认识。”[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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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情形在青年团中也存在。如小沙渡的纱厂工人，有的一人介绍数十人加入，甚至“一天将一车间的女工一起领来，不问她是否觉悟，介绍来的时候并没有经过支部的通过，更说不上部委的批准……只问在车间是否听他的话，不问她的家庭，她的历史……因为只是一二个人的发展，所以发展是畸形的，一厂里甲班有同志，乙班却一个也没有……而且男女同志的发展也不平均，同兴十四厂（的同志）都是女的，东、西五厂（的同志）尽是男的”。[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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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存在种种问题，上海区委仍然不停地催促各部委和基层支部加紧发展新党员。区委的做法在很大程度上是贯彻中共中央的指示。1926年10月17日，陈独秀亲自给各级党部负责同志写信，声称：“我们现在都已经喊出‘从研究的小团体到群众的政党’这一口号了，可是怎样才能够走到群众的政党呢？党员数量上的增加，乃是第一个重要问题……我们党的各级党部若仍被研究小团体的旧观念所拘囚，而不急谋党员数量上的增加，便是对党怠工，便是一种反动行为。因此，我提议：我们的党在明年春天第五次全国大会以前，党员应发展到四万以上（C.Y.应该照此数目加一倍）。”[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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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响应中央急于实现“群众党”的目标，上海区委经常将指标具体落实到各部委每周的征求数目，并提出“大发展，大洗刷”的口号，认为“因为群众很简单，不能完全靠得住，我们可以很简单的认识，就介绍进来，如果进来后稍有不合，就可开除，这样结果就拿住积极分子，就把党去深入群众”。[31]实际上，区委一心追求“大发展”，“大洗刷”并未见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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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1月的统计结果显示，上海党员约3000人。这一数字显然与区委所期待的“大发展”目标相距甚远，于是区委又提出一定要在三个月内发展到1万人。[32]到3月15日统计，党员人数增加到4400人。区委仍十分不满：两个月只发展1000多党员，“实在嫌太少了，以后要努力吸收，我们要在一月内发展到一万个党员”。[33]但令区委沮丧的是，第二天各部委汇报上来的党员人数反而减少了200人。这意味着部委报上来的党员数字并不可靠。区委觉得“部委说话靠不住”，“部委书记工作之不切实”。[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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