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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与反革命：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 一 以党治军的蜕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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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今中外，最难以驾驭的统治机器莫过于军队。国民党“党军”的建立，是中国近代军队建设史上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军队党化，由党来指挥枪，是中国军事史上前所未有的新事物。晚清民初以来，军队沦为私人争权夺利、割土称雄的工具。“党军”的意义，意味着以党建军，以党控军，军队服从党的意识形态，党的组织细胞渗透到军队的组织系统中，军队设立政治部和党代表，文职的党代表和职业军官之间“权”“能”分开，从而抑制军权过度膨胀。[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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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改组后，确曾有过一段“党权高于一切”和“以党治军”的时光。但这一局面未能维持多久。北伐打到长江流域以后，军权迅速蹿升，最终形成蒋介石藉“党军”坐大的格局。南昌与武汉“迁都之争”和“提高党权运动”实即军权与党权的较量。党权本是至高无上，既要“提高”，说明党权已受到军权的侵蚀和挑战。当时国民党中央显已感到党有不能指挥枪的危险。在北方《大公报》报人眼中，南方的党权与军权之争，实际仍是文武之争。其实当时南方党人内部亦有相似的看法。四一二政变发生后，当时尚站在武汉国民党左派一方的宋子文，最初的反应就是觉得文人被武人制裁了。他亲口对当时一位来华的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说：“国民革命的主旨是以党治军，就是以文人制裁武人。现在都完了！文人制裁武人的局面全被推翻了。”[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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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4月宁汉分裂后，南京的军权与武汉的党权公开对峙。未久，宁汉合流，国民党党权与军权形式上达成统一，而潜在的对抗依然存在。此后直至30年代初期，党权与军权一直处于分裂、对抗和较量之中。其间国民党党统几度分裂。在中央，蒋介石挟军权另立中枢，与西山会议派和改组派互争正统。在地方，北伐完成后新军人与加入新政权的旧军人重新瓜分地盘。蒋介石在南京，冯玉祥在开封，阎锡山在太原，李宗仁在武汉，李济深在广州，张学良在沈阳，形成各自的军事权力中心。[3]国民党的党权、军权与政权呈现四分五裂之象。但最终还是蒋介石以军权裹胁党权，建立了一个以党治为表、军治为里的政权，形成如吴稚晖所称的“党亦交给武装同志，权亦交给武装同志”的局面。[4]汤山事件之后的胡汉民更愤激地申言：“顾今日中国政治之现象，一绝对的军权统治之现象也。枪之所在，即权之所寄；政令所由，不在政府，而在于军事委员长……国计之决，不在于党部，而在于庐山、南昌之会议。”[5]中国政局再次演化为“武主文从”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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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主文从”不仅表现在南京中枢政局，在地方，各省主席十之八九也是武人。笔者统计1927～1949年间全国各省主席的出身背景，文人占12.5%，武人占87.5%；各省主席主政年数，文人仅占9.6%，武人占90.4%。[6]国民党仿照苏俄体制自上而下建立了一套与行政层级相并行的党务组织系统，地方党部与地方政府各自独立，自成系统，法理上两者的地位不分轩轾，平行并存，互相监督。实际上由文人主控的省党部无法与武人主控的省政府相抗衡。地方政治的重心在政不在党。省党部几乎沦为省政府的附庸。[7]可以说，国民党执政时期，武人控扼地方权势资源的程度与北洋时代几无二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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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认为，任何时候，任何国家，军人都应该是社会的主导群体。“盖无论古今中外，国家之兴替，全视军人为转移”。[8]在蒋看来，军队的组织精神在国家和社会各个领域均具有普适性。他说：“无论古今中外，要组织成一个健全的国家和社会，都是要全国军队化。”[9]他对军队化的含义作过如下解释：“就是以军队的组织，军队的纪律，军队的精神，和军队的行动和生活，使之普及于政治、经济、教育，以至于整个社会，成为一个战斗体，最后要做到民众即军队，军队即民众，生活即战斗，战斗即生活的目的。”在他看来，在一切社会组织中，只有军队组织最严密，最科学，最合理。因为军队组织的特质在于层层节制，系统分明，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10]故他极力主张不仅要政治军事化，政党军事化，而且要社会军事化。保甲制度的推行，即是他推进社会军事化的重要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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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蒋介石军治思想主导下，军权日趋膨胀，党权日趋低落。从中央至地方，军凌驾于党政之上。党治徒有其表，军治实际上取代了党治。1930年，张季鸾曾深有感慨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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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状况，政界固不堪，军界殆尤甚，且时局递演之结果，权力中心，皆集中于军。今人民已不知有党权、政权，而唯见军权。社会所注意，报纸所记载，世界所研究，政府所筹划者，皆为关于若干军人之事。此情形已仿佛北洋时代之旧观，绝非三民主义训政下应有之现象。[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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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不知有党权、政权，而唯见军权，正是党权衰微、军权膨胀的写照。自晚清以来，军人集团逐渐从社会边缘走向社会中心，成为举足轻重的力量。[12]“民国成立，军焰熏天”，是民国初年的一种写照。1924年孙中山改组国民党，一个基本出发点即欲提高党权，强化党力，以图制服军权，扭变“因军人持权，党员无力，故党之主张无力”的局面。但孙中山过早去世，北伐又过早举行，[13]蒋介石藉军坐大。军人持权的局面很快又复旧观。在这一时代背景下，军人的地位如日中天。军人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导群体。在军人势力膨胀之下，“党权高于一切”实际成了一句空话。南京政府建立初期，蒋介石手下一名旅长公然声称：“吾不知何谓党权高于一切，吾只知有万能之枪杆。”[14]军人之骄横表露无遗。其时蒋介石自己亦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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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最可悲的现象，为一般皆不知尊重党。武装同志之间，亦有忸于一时感想，视党务为赘瘤，甚至对党有反对之表示。当政治责任者，不知不觉之间，不免流露对党的厌恶之心理，且以党比拟于昔时之国会，颇有敝屣弃之之概，亦有以为吾侪只要三民主义的国民革命，但不必一定需要党。[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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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装同志”视党如赘瘤，弃之若敝屣，正是北伐结束后党军关系的鲜活写照。1929年，胡适在《新月》杂志发表文章坦言：“其实今日所谓‘党治’，说也可怜，哪里是‘党治’？只是‘军人治党’而已。”[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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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与反革命：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 二 军队政工与党务的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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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国民党政工人员龙家汾撰文指出，国军政治工作经历了三个时期：北伐时期为政工新生期，国共军事时期为政工消沉期，抗战时期为政工复兴期。他还指出，第一期的对象是军阀，因军阀没有政治头脑，没有政治眼光，没有政治技术，故政工朝气蓬勃；第二期的对象是共产党，因共产党“颇著政治头脑，颇有政治眼光，颇富政治技术”，政工乃消沉衰微；第三期的对象是日寇，因全民同仇敌忾，政工又复兴迈进。[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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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伐政工之所以朝气蓬勃，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是政工人员绝大部分由共产党员充任。这一格局也潜伏了日后国民党政工因清党反共而衰微的危机。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军委会政治部于1927年8月被撤销。不久另成立政治训练部主导军队政治工作，但其职责仅为宣传与联络，沦落为“替军队贴标语”的地步。济南惨案发生，怪罪政工人员贴标语惹祸，遂将军以下之政训机关一律撤销。其后新军阀混战不断，各军离合向背无常，政工完全停顿。[18]30年代初，为配合“剿共”，先后设立海陆空军总司令部“剿匪宣传处”、训练总监部“剿匪训练处”、军事委员会政训处等机构，但国民党军队政工一直处于衰微低落状态。[19]1929年2月，蒋介石曾对军队党务和政治工作的废弃过程及其原因与影响，作过下一番检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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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国民革命军军队里的党务和政治工作，几乎可以说是没有了……军队的政治工作不能做，甚至党务也有名无实，或毫无党务可言。这是什么道理呢？其中的原因：第一，从前做党代表和政治工作的人员差不多都是共产党，或受了共产党理论和宣传影响的人，后来……因为反对共产党，就对政治和党务工作人员也不信任了！第二，是军队里带兵官长，本来就对党代表和政治工作人员怀有成见，只是没有机会来反对，自从有了反共的机会，他们不仅是对党代表和政治工作人员要反对，连党代表的制度以及政治工作的计划也要全部取消了！……所以后来的政治工作没有一点效力，并且在军队中发生不好的影响！[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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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之相反，1927年以后的中国共产党军队，则继承发扬了北伐时期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并取得很大成绩。抗战爆发后，国民党重新重视政治工作，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与中共合作竞争之战略互动的产物。国共十年的较量，使国民党高层深切认识到政治工作是中共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利器。军事委员会军令部部长徐永昌即直截了当地说：“共产党赖政治工作以生存、以扩大，阎先生（锡山）赖政治工作以防共、以整军，中央何至不能用政治工作以抗倭、以蹙共？”[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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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2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设立政治部，总管军队政治工作，以陈诚为部长，周恩来、黄琪翔为副部长，下设秘书处、总务厅、第一厅（掌军队和军事学校的政治训练）、第二厅（掌民众运动及国民军事训练）、第三厅（掌宣传）。贺衷寒、康泽与郭沫若分任三厅厅长。抗战初期，第三厅引用了不少共产党员和左派知识分子，既体现了国共合作精神，也有借重共产党人之处。但与北伐时期不同的是，中共党员没有直接参与战时国民党军队的政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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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3月，军事委员会通令：陆海空军各部队一律设置政治部及团连指导员，并规定政工人员的职责为主持军队政治训练，督促军民合作。抗战时期，国民党军队的政工机构多次改制：开始是按部队层级，自战区、行营、集团军、军、师、团、营、连，逐级分设政工机构。后鉴于层级过多，分工过细，人员经费缺乏，乃以师政治部为重心，师以上的军、集团军不设实级的政工机构；其后军、师两级的政工机构又多次调整，或军实师虚，或军虚师实，只有战区设政治部和团、连设指导员则基本未变。故战时国民党军队政工系统大体为：军委会政治部→战区政治部→军政治部→师政治部→团指导员室→连指导员。人员编制，战区政治部一般有上百人；军政治部七八十人，师政治部十多人，团、连数人。[22]随着政工机构的扩大，国民党军队政工人员的数量亦迅速增加。抗战前夕全国军队政工人员仅三千多人，到1940年初即增至三万人。[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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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工复兴之后，军队党务也重新恢复。北伐时期，党务与政工，如车之两轮，相辅并行。除中央设有军人部外，各军师团连均设有党的组织和党代表。党代表与部队长官平起平坐。国民党清党后，中央军人部被取消，党代表也不复存在，仅在中央组织部之下设军人股，后改设军人组织科。新军阀混战中，军队党务也卷入旋涡，实际工作无法开展。1935年12月，国民党中央鉴于“军队本身为有组织的行动集体，若再加一重党的组织，徒紊乱其本身组织而毫无实益”，乃撤销军队（陆军）各级党部。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蒋介石提出“政治重于军事，训练重于作战”，于1939年3月又通饬恢复各级军队党部。[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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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时军队党部的建置，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设军队党务处，下设战区特别党部、军特别党部、师特别党部、团党部、连党部。连党部之下分设小组。[25]小组为训练党员的基层组织。蒋介石对战时军队党务训示三点：（1）军队政治工作“应与党配合，以党为基础、为中心”；（2）所有官兵员生，尽量吸收入党；（3）军队党务工作由各级政工人员兼办。[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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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队党部的职务，规定由军事长官与政工人员共同兼任。具体兼任办法是：特别党部设特派员和书记长各一人，分别由该部队军事长官和政治部主任兼任；其他如总干事、科长、干事、助理干事、录事等，则由该单位政工人员兼任。如军特别党部由军长兼党部特派员，军政治部主任兼党部书记长；团党部由团长兼党部指导员，团政治指导员兼党部总干事；连党部由连长兼党部指导员，连政治指导员兼党部干事。[27]名义上，军队党务由部队长官和政工人员共同负责，而且规定由特派员综揽特别党部一切事宜，书记长位居特派员之下，副署特别党部一切命令。[28]但实际上部队长官对党务大多轻视而不大负责，具体党务工作专委之于政工人员兼办。[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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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队党部成立后，吸收官兵入党是其基本工作。抗战初期，“部队长官及政治部主任，颇多无党籍者，须先办理入党手续。”[30]蒋介石指示：“全体官兵员生，均须集团宣誓入党”；“军队党务经整理一年以后，凡军官之无党籍者，概无铨叙之资格。”[31]据统计，抗战胜利前夕，国民党共有党员688万，其中军队党员423万，占总数的61%。更值得注意的是，士兵占军队党员的77%，占全国党员总数的47%。[32]在某种意义上说，战时国民党党员的主要成分是士兵。按规定，士兵集体宣誓即为党员，[33]不收党费，也不发党证，几乎没有政党组织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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