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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人力车夫：1920年代的市民与政治 镇压与调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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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1914年公布的《治安警察条例》实际上已经把自发表达政治观点的所有形式视为违法。(118)根据这些条例,人们不得在公开场合发表演说,不得就公共事务集会,甚至不能在未经政府允许的情况下张贴告示。在接下来的15年里,人们一直在违反这些法律。融入日历的新的抗议仪式,对监管领域形成了颠覆性的威胁。在五四时期,人们游行、演说、分发传单而非(也许兼而有之)唱京戏、吹喇叭、打大鼓,建立了一种基于社会监管崩溃、呼吁新道德认同感的行为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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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不遗余力地执行每一条法律法规,足以招致那些热衷言论自由的个人和团体与日俱增的憎恨。一位北京时评员对1914年的条例限制十分憎恶,1925年他撰文指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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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的言论、集会、结社等自由,便完全生活于警治之下,而北京这个都会为尤甚。一般民众,除了公然违反法律,便往往不能行使丝毫自由。……因为违法或不违法,警察就是一个裁判者,警察就可迳自执行各种处分。所以北京这个都会,如果遇着一个“执法如山”的警察,便往往活像一个鬼森森的酆都城。(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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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比喻之所以出神入化,还得归功于人们把衙门和地府画上等号的想象。但是在官僚式警察监管的北京,这些妖魔鬼怪已经从政府大楼和值班岗亭的棺材里蜂拥而出,使得政治活跃分子无处藏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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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北京警察也承受着来自有着强烈政治意识的北京市民的压力。类似学校和工厂这样的新机构培养了大批不同阶层的人,他们抵制警察试图控制或限制他们集体力量的努力。学生运动最能反映“警察与人民”之间的冲突。(120)在学生政治运动期间,警察试图通过包围四散在北京各处的学校校区来“文禁”激进的学生。(121)学生们有时会用竹棒和木棍武装自己,试图冲破警察的包围圈,为的是赶赴诸如天安门这样的政治集会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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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激进分子憎恶和抵制警察对他们的活动强加的限制。与此同时,改革派与革命派觉得警察的权力应另有用武之地,而这才是能让人接受的受监管社会的基本理念。例如,1919年,共产党创始人李大钊在一份提倡改善北京生活水平的改革派小册子里,呼吁警察对粪夫团体“加以编制”,改善交通,禁止当街乞讨,将乞丐送入收容所。(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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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干预和条规的自治性、社团性抵制,不时对警察队伍在城市的官僚统治和它的道德说辞提出挑战。另一方面,各个团体和组织之间的内部斗争有时也会撕破“团结一致”的脸面。在这种情况下,某一派就会请警察介入他们的领地来调解纠纷。如果干预时有偏袒一方,甚至警察个人也会被卷入到派别斗争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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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夏天,一个名叫张连氏的女人连同另外二十多位女工堵住了她们工作的罐头公司的大门。(123)这群女工向路人严词指责两名把她们招进厂里做工的工头。不久,围观人群就达到了一两百人,来自附近区署的徐连升巡长赶来调查此事。张连氏对着徐巡长和人群,列数两位男工头的种种罪状,他们非礼女工,厂里没有男女分用的厕所,强迫加班却不给予补偿。就在张控诉之时,女工们已经怒不可遏,徐巡长只能勉强劝住她们不要立即报复工头。警察把两名工头传唤到了门口,他们承认了自己的过错,并请求徐巡长给他们想想办法平息纠纷。徐巡长随后到厂里调查女工们所言是否属实。(124)在找到了确凿证据之后,徐公开谴责两名工头“实非良善”,并询问女工们是否愿意接受调解。女工们拒绝了这一提议,一致决定继续罢工,并将两名工头送上法庭。徐巡长陪她们到区署办理手续。不论女工们是否经过深思熟虑,她们的行动所造成的骚乱确实成功地引起人们的关注,转而也吸引到了警方的注意。女工们把问题公之于众,再加上警察起到了调停者和街头治安官的作用,她们因此获得了与对手谈判的重要砝码。(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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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队伍的控制领域,集中在北京的街道和公共场所,有时也会奉命不得不越过公私领域的分界线以完成治安任务。在民国时期的城市中,以家长式精英互相牵制的网络为基础的社会控制,已被越来越多的团体和组织所摒弃,因此警察在执法中继续恪守这条分界线的理由很难成立了。法团的存在,使得少部分诸如商会等获得政府特许状的组织得以重新确定其分界线,来适应自治管理和政府管控的混合模式。但不论正式与否,出于自愿还是被迫,大部分城市社会团体都对警察监管敞开了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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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重新自我封闭,各种团体能够——也确实尝试过——扭转这一趋势,尤其是当官僚式警察监管的入侵性和高昂代价变得显而易见的时候。身份地位和结交政要或许能使人不受警察监管。而那些为夺取北京而战斗的军人更是对警察权威不屑一顾。就连北京的建筑风格,也以其高墙壁垒把家庭和集体生活阻隔于外界监督之外。有些阶层,比如走投无路的街头劳工和挤在大杂院、住在半开放环境里没有守门人的穷人,则被警察死盯着。然而,由官僚部署和管理的北京警察的冲击力,只能被直接针对这种新兴国家权力的对冲力量所转向和阻遏。(126)即使在全国范围内,中央和地方政府陷于腐朽和混乱状态下,这支作为政府实施管辖的边缘机构仍以这种方式正悄无声息地逼近普通民众。围墙内的冲突,以及墙外具有政治意识的团体的政治斗争,划出了政府和市民社会进行沟通、行使权威和影响的新界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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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人力车夫：1920年代的市民与政治 官僚扩张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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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飞力(Philip Kuhn)论述了晚清州县以下的控制机构或书吏差役所办的“公事”,是如何地糟糕。他指出：“不论是官员职责(因为他们确实没有正式官阶),还是他们与当地社会个人或团体的交情,都无法有效地约束他们。因此他们在当地为中饱私囊而自成一派,结党营私。”(127)清代改革派在北京试图通过授予警察官阶来解决这一问题。只要警察们能按时领到工资,而且遍布城内的分厅和区署网络正常运作,那么贪财和玩忽职守的势头就会有所遏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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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官僚体系的迅速扩大是一步险棋,而且代价高昂。在1920年代,北京警察局的预算相当于一个国家正规部门(一个月16.5万元到20万元不等)。国家政府的破产,使得维持警察队伍的重担转嫁到了城市市民身上。起先,预算亏损靠商会和银行联合会等机构的捐助补足。这些组织依赖于整座城市治安稳定,能明白受监管社会的价值。拿不到报酬的警察和拿不到报酬的军人一样,要是他们自己也罢工暴乱,那肯定会对当地治安造成威胁。1920年代发生过一起事件,北京警察示威抗议欠薪,并且罢工一天。(128)对普通百姓和店主来说,最恼人的还是几个月拿不到薪水对警察士气的影响。1923年,有人传言说警察准备罢工,称“巡警岂堪枵腹从公”。(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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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财政告急对警察来说意味着几个月拿不到薪水。几乎占到一名巡警月薪一半的口粮,则只能抽回警局其他的基金——如粥厂——才能得以维持。(131)总厅入不敷出,只能下放财政权到各个分厅,如此一来,当地警官就不得不在他们辖区内向有钱人或团体募款。也是因为缺钱,1924年警察总厅下达命令,小案子各区自行处理,只需将处理结果报告总厅即可。(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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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制定市政税收以维持警务支出上多次尝试(1915、1921和1924年)未果后,张作霖北京军政府终于在1927年开征房捐(133)。当时并未遭到强烈反对,可能是因为张作霖的无情作风让反对者收了声。但是这个理由并不充分,因为张曾在1927和1928年试图为了自己的开销开征“奢侈品税”,却遭到了商人团体的严厉抗议,最终只得让步。(134)起初,房捐是由租客而非房屋和店铺的房东支付的,这只能满足所需税收的极小部分。因此在1928年3月,政府提高了税率并增加了新的税种。新税率的出台以及人们消极抵制情绪的明显降低,使得该月税收跃至11.5万元。(135)房捐收入,加上屠宰税收入(136)2.5万元,再加上戏捐、妓捐、车捐、烟捐和其他商品服务等名目繁多的捐税,终于让警局能够实实在在地自给自足了。即便怨声载道,但是人们最终肯为警察交捐,也反映了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同官僚警察在一般公共场所的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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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警察队伍之所以能像其建立者所设想的那样保存下来,靠的不单单是官僚体系的扩张而取代了衙门差役的位置。北京警察还与当地社会大大小小的自然单位建立了密切的、正常的关系,包括街坊邻里、居民区、店铺和大街小巷。这种近距离接触是职业教育和社区对于公众领导的需要、期待的双重产物,也是公众领导力所期望的。(137)人们发现儒家理论和价值观在现代警务工作中也很实用。强调展示和培养道德情感也使得失去原有地位却构成警察队伍主体的满人加强了自尊心和职业水平。注重商量和调解而不是动用强权,让警察比较容易获得辖区内市民和团体的支持。警察以市民所期待符合通行的社会准则的方式处理他们的事务,市民则回报以向警察提供精神和物质上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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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城市中,警察面临着各种活动形式的竞争,他们要么被直接接受,要么遭到排拒。直到19世纪末,正如水会的历史所示,公共事务领域早已成为当地各种公众领导者施展身手的舞台。(138)随着20世纪政治参与度的扩大,公共领域充斥着形形色色的领导者和推举者。在这种团体政治日益强化的过程中,一个重要的趋势就是“展现富有公共责任感的自我形象——一种服务感或干部场域(cadredom),这便是在中国文化中地方领导人的特点”(139)。北京警察不遗余力地追求这种干部的品质,而这种品质也在有关好政府的传统观念和对于全新、全面的公共服务的当代需求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北京的警察遵循着公共服务意识的指导原则,但同时,他们也效仿其他团体中的活跃分子,在公众面前故作姿态,提高自我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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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黄公度：《对于无产阶级社会态度的一个小小测验》,《社会学界》第4卷,第176—1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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