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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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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 二 中共口号的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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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青年”与“老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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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中共党员开始加入国民党时，国民党号称有20万党员，而中共只有400多人。尽管如此，中共当时不仅没有顾虑可能被国民党吞并和“融化”，相反抱有要充当革命动力去推动国民党革命的意图。他们坚信自己的党是无产阶级的先进代表，是人类社会未来的主人翁，具有高度的政治使命感和强烈的阶级优越意识。在中共“新青年”眼中，国民党人的形象已是“老朽不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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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二年后，国民党即因宋教仁被刺及其他主要领袖被迫流亡国外，而一度与国内的政治文化主流疏离。在1915年反“二十一条”的民族主义运动中，国民党人基本上置身事外。及至次年的护国之役，唱主角的乃是进步党，国民党只起到辅助的作用。到五四运动期间，国民党大体上仍在运动主流之外。[38]1923年7月《前锋》杂志创刊号有文质问国民党曰：“民国八年学生大运动的时候国民党在什么地方？民国四年反对日本二十一条要求的运动中有没有国民党？……无怪乎五四运动的学生把国民党忘掉，去年北京双十节纪念在中央公园开会，学生工人到者数千人，连创造民国的国民党名字多没有提起……革命党不能，而北京大学却能做革命思想的中心，这种事实实在不能令人满意。”[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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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云汉认为，“当时的国民心理一致倾向国民党，共产党的旗帜不足以号召群众”。[40]这一认知显然与当时的“国民心理”不尽相符。当时固不存在举国“一致”的“国民心理”，而国共两党的旗帜，谁更有号召力，关键要看是对什么样的“国民”。如就社会底层民众而言，他们也许因“共产公妻”的传闻而视共产党为洪水猛兽。[41]而对那时尊西崇新的知识青年而言，则可能又是另一番情形。罗志田研究五四前后思想文化运动与政治运动的关系时，即发现“社会主义”的招牌在那时具有相当的吸引力，尽管各派所标榜的“社会主义”的实际内涵可能相差甚远。[42]这当然仍是相对部分人群而言。事实上，当孙中山声称其“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就是社会主义”时，在某种意义上即是为了迎合五四新青年对社会主义的信仰，或者说是为了将当时知识青年对社会主义的崇拜，吸引和转移到对其三民主义的信仰上来。当时有舆论称：“现在的一般青年，未免太爱学时髦了……不谈政治则已，一谈政治，至少也要共产主义，再不然，还要无政府主义。”[43]此类言论虽不无夸张，但仍反映出五四以后知识青年的急进化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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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如此，当国民党宣布改组时，北洋旧阵营一方的舆论大肆宣扬国民党“赤化”“过激”，而在“新青年”一方，却嫌国民党“老朽”“落伍”。当马林提议中共党员和青年团员加入国民党时，几乎遭到后者的一致反对。在中共“新青年”眼中，老国民党人是旧时代人物，加入国民党，意味着共产党退化。[44]孙中山容纳共产党分子的一个重要考量，即是要将这批五四新青年吸纳到他的革命队伍中来。在当时孙中山的认知中，国共两党的分别，一是“老同志”，一是“新青年”。[45]“老同志”固然疑虑“本党名义被彼利用”，而“新青年”更担心与“老同志”合流会失去青年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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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共产国际强迫中共党员和青年团员加入国民党后，中共中央谆谆告诫其党员不要对国民党人存嫌恶藐视心理和不屑与之为伍的成见，亦不可有骄矜自炫的辞色，而应该对他们努力“扶持”、“诱导”和“掖进”。[46]实际上，中共中央让其党员去“扶持”、“诱导”和“掖进”国民党，本身即是一种居高临下的“骄矜”姿态。而这种姿态，与中共党员受容于国民党的“党内合作”形式显然是不相适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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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方面反对国共合作的，主要是一批“老同志”。从冯自由到西山会议派诸人均是。其间亦不无代际冲突的因素。孙中山改组国民党时，倚赖的主要不是元老派，而是党内的少壮派和中共“新青年”。对国民党元老派来说，眼见这些后进少年轻而易举跃居党内高位，难免心有不服。在国共合作初期，像廖仲恺、汪精卫、胡汉民、蒋介石这批国民党少壮派和中共“新青年”相处尚属融洽，多被中共视为左派或中派；而被中共视为右派的，则多是国民党内的“老同志”。中共最初的斗争矛头亦主要指向“老国民党员”，认为只有将那些“国民党老朽”清除出去，才能组织一个新国民党。[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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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民党内部，“老同志”和少壮派之间亦不无冲突。国共之争和国民党内部的左右之争最初几乎表现为老少之争。如国民党改组后不久，戴季陶即已深切感受到国民党旧同志与共产党新青年之间的差距：“今日最能奋斗之青年，大多数皆为共产党，而国民党旧同志之腐败退婴，已无可讳。”[48]戴于失望之余，愤而辞卸党内一切职务，一度不复与闻党事。此时年近40的蒋介石，亦常流露出对国民党“老同志”的不满。如他曾在一次国民党中央全会上公开指责：“许多老党员，应该知道他自己已是暮气沉沉，差不多已成为骨董，只能陈列着，不能有什么实用。现在最革命的差不多都是青年分子。”蒋甚至认为，“总理革命四十年而未成功，其原因甚多，然亦未始非一般老同志从旁掣肘，使总理不能径行其志之所致”。蒋在私下场合更是埋怨“本党老同志实不行也”。[49]李云汉认为，廖仲恺被害的一个主要原因，亦与他时常流露出对国民党老同志的不满而招人怀恨有关。[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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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革命是青年人的事业，故青年最革命、最能奋斗之观念，渐成为国共两党的共识。与此相对，“老”也就于无形中成了“老朽”“保守”的代名词。以至于与“老”字相关的称谓，都难免暗含贬义。如西山会议派即指责中共将孙中山称为“老革命家”是别有用心，不怀善意。邹鲁指出：“犹记十三年冬，共产党在广东编平民学校教科书，称总理为老革命家，革命家而下一‘老’字，何等深刻！说[没]想这‘老’字至今通移到我们国民党的党员来了，其消灭本党的阴谋……却可于此见出。”[51]连“老革命家”也成了一个贬义词，可见当时革命话语的主导权已完全掌控在青年一代之手。崇新与鄙老，几成为当时“新青年”流行的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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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导》式的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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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自称是无产阶级政党，国民革命中亦将相当精力投注于工人农民运动。不过，在实际宣传、动员过程中，中共的意识形态如何为社会底层的工人和农民所接受，尚值得探讨。以当时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为例。该刊曾发表一封署名“冬原”的读者来信。来信以“冬原”家乡的情形为例，说农民不仅看不懂《向导》，也买不起《向导》，进而指责《向导》与其说是给无产阶级看的东西，还不如说是给资产阶级看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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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贵刊者，实在是给资产阶级看的东西，我们苦人不但看不懂，买也买不起了。所以我要问你们：你们是希望资产阶级觉悟让步，而尽量的给他们《向导》看呢？还是主张无产阶级起来革命而尽量的给他们《向导》看呢？……里面虽写着“工人、农民、兵士们！起来！起（来）！”等话，但我老实告诉你们……他们买一块豆腐要吃惊，更说不到买《向导》了。因为《向导》究竟是废纸，包油条的废纸。他们并没有听着你们叫；他们也未曾看着《向导》这样东西的。你们的文字太深了……你们那些“列宁”、“马克思”、“实际”、“封建”、“军阀”，他们确实看不懂，比较看得懂的，是“共产”两字，你们想，这是多么恐怖的“共产”！所以你们现在既不瞎想帝国主义让步，却偏偏又要受过很好的教育的朋友才能看得懂的东西，需要革命而不知革命为何物者却偏偏不能给他看懂。这是一个什么的向导？[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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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封读者来信颇能说明早期中共精英在意识形态社会化过程中的“自说自话”。因为当时《向导》并非免费散发，每份定价6分，而对当时的农民来说，10文一块的豆腐已不敢问津。更重要的是，《向导》的文字非中等以上文化程度者不能看懂。20年代初的江苏南通，在张謇主导下大力发展实业、教育，以“地方自治”著称一时。即使在南通这样开风气之先的地区，其市民识阿拉伯数字者也不过百分之二三。[53]试想那时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工人、农民，他们连阿拉伯数字尚且不识，遑论“列宁”“马克思”等洋导师以及“狄克推多”“苏维埃”等洋名词了。[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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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那时的革命者未必不知他们所要唤起的民众的接受能力。如1926年4月中共中央印发了一本名为《我们今后怎样工作》的小册子，要求每个党员必读。在这本小册子中，中央鉴于过去宣传口号提得过高，未能深入群众，提醒今后的宣传要顾及群众心理，适合群众要求，“群众有时很糊涂，我们便不能太过聪明，使他们离开我们，这时我们不妨也随着糊涂一点，引导他们由糊涂的路走到聪明的路”。[55]此时的革命知识分子显然自我感觉良好。[56]唤醒民众，启蒙民众，是五四后革命知识分子自任的一大使命。但如何唤醒？如何启蒙？显然还处在摸索之中。《向导》记者在答复“冬原”时亦承认：“不用说卖钱，不用说《向导》式的文字，即使用极通俗的言辞，无代价的向农民去说，他们也不愿意来听，即来听亦难使他们了解……可知革命的理论是一回事，革命思想的通俗化文[又]是一回事。”“《向导》之不能通俗化，我们是承认的，然而中国革命中万分需要《向导》一类的刊物，这应该也是公认的事实，顾此则失彼；《向导》既然担起指导中国革命理论和策略的责任，自不能兼顾通俗化……马克思的《资本论》是共产主义的经典，然而一般工人又何尝能看懂呢？难道马克思也是希望资产阶级觉悟让步，而著作《资本论》给他们看吗？不过他方面革命思想之通俗化，亦是刻不容缓的事。本报读者来信亦常有提及之者。”[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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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导》记者以“中国革命中万分需要《向导》一类的刊物”为由，认为不能“顾此而失彼”。这实际透露出《向导》在工人、农民之外，还存在另一个潜在的读者群。这个潜在的读者群正是广大的中小知识青年。据1925年4月青年团广州地委的报告，《向导》“在广州只知识者看，一般工农群众一因国语白话，二因意义深奥，很少看得明白”。除《向导》外，那时广州青年团还办了一份《平民周刊》。该刊虽名为《平民周刊》，但“阅者多非平民，故宣传意义，不外对非平民说：要注重平民教育”。[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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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为“平民”，实则“对非平民说”，恐怕是这个时期中共宣传刊物的共同特征。《向导》式的文字无疑适合那群趋新崇洋而又急进的“非平民”的知识青年的胃口。中共精英担心，《向导》和《平民周刊》若真通俗到能让普通工人和农民看懂，又恐失去这群知识青年读者。“顾此则失彼”即此之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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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中共的阶级划分，中小知识青年属于小资产阶级。而在革命过程中，中共显然有赖中小知识青年于上层精英和底层民众之间，充当沟通的桥梁和革命的媒介。中共先向广大中小知识青年灌输革命理论，然后再通过他们深入民众中去动员和唤起民众。共产国际曾要求中共广泛利用学生党员建立一支为工农服务的干部队伍，给工农群众读报讲报，宣讲党的方针政策。[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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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人观之，《向导》的文字并无新奇之处，然在当时人看来，《向导》中充满了时髦和洋化的词语概念，如“实际”“封建”之类，在“冬原”眼中即很新奇。据担任过《向导》和《新青年》校对工作的郑超麟后来回忆，两刊上的一些文章带有莫斯科东方大学或上海大学讲义的味道，有的稿子甚至是直接从莫斯科带回来的。还有的文章和启事是用半文言写的。[60]但正是这些洋化和半文言的词汇颇迎合那时趋新崇洋而又半新不旧的“新青年”的胃口，以至于当时一些“新青年”以读《向导》和《中国青年》为时尚。一位读者在给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的信中写道：“惭愧！像我这样年纪比较还轻，而受过中等教育程度以上的人……也看过几本《中国青年》《向导》一类的杂志，但这不算我的诚意的研究，不过拿它做我文字或谈话的点缀资料罢。”[61]《中国青年》和《向导》竟成了受过中等教育的“新青年”们用作谈话和作文的点缀资料，可见两刊在那时“新青年”心目中的“新潮”形象，以及两刊在“新青年”群体中之流行。这种流行，从另一侧面折射出当时“新青年”的急进程度。[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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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导》和《中国青年》的读者群，远远超出了中共党员和青年团员的范围。据1925年11月维经斯基给共产国际的报告，《向导》的印数已达3万份，并在全国许多地方翻印。[63]到1926年7月北伐前夕，《向导》自称销数达5万份。[64]据周谷城1933年的回忆，《向导》5万之销数当属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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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导》周报在武汉政府时代销路最广，据说有一个短时期内，每一期出版，不到一天，可以销到五万份。这事并不虚假，也不稀奇。因为《向导》在武汉政府时代以前，早就有了；受了她的影响的青年，为数很多。武汉政府树立的时代，一齐跑到武汉，从事革命。那末几万份的《向导》，在一天之内销完，是极寻常的事情。……当时该报的文章，比较的能独树一帜；文笔颇好，吸引力亦较大，故能风行一时。[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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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万份的销量，在那个年代的中国是一个非常可观的数字。当时一份杂志互相传阅乃属常事。如以每份杂志2人阅读计，则读者当在10万左右。《向导》主编蔡和森在致共产国际报告中说，如果出版印刷经费充足的话，《向导》的发行量可以增加到10万份。因为每期《向导》出版后，立即售光。仅在广州就有8万国民党员，至少可以推销4万份。[66]从蔡和森的报告可以获知《向导》的社会需求远不止实际销数，而《向导》的读者，除中共党团员外，国民党员也是它预期面向的对象。北伐途中有人发现，即使在江西赣州这样的内地小城，一个书铺也能每期代售《向导》七八十份，《中国青年》五六十份。[67]《向导》的大量读者来信也反映出它在当时广大“新青年”中受欢迎的程度，其中很多自称是国民党青年。1926年《向导汇刊》第4集出版时，其广告词写道：“本报自四年前出版至今，一向便是全国最急进的刊物。”[68]敢于以“最急进”自我标榜和招揽，显示当时中国社会已形成了一个相当大的趋于“急进”的社会群体。中共自称：“凡导报所到之处，很容易发展我们的党的组织。”对于党组织的发展，《向导》成为入手的媒介物。[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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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号的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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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于1922年春提议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时，一个重要的理由即中共若不与国民党合作，则宣传的前景将十分暗淡。[70]后来的事实表明，马林的预见并不正确。国共合作后，中共在意识形态宣传方面不仅保持自己的独立性，而且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优势。而国民党在意识形态宣传方面反而相形见绌。改组后的国民党虽拥有《广州民国日报》和上海《民国日报》等大型党报，但两报均侧重新闻报道，不似《向导》、《新青年》和《中国青年》那样专门致力于意识形态理论宣传。《广州民国日报》的社论，有时竟照抄《向导》言论。[71]有国民党青年埋怨国民党除了《三民主义》教条和偶尔发几个宣言、训令外，没有一个像中共《向导》那样的中枢言论机关，亦缺少面向青年的政治理论读物。[72]一位国民党青年深有感慨地说：“我们这几年来所看见的刊物是些什么？我们谁都不能否认是《向导》、《中国青年》、《人民周刊》、《少年先锋》……然而这些刊物只是为共产主义而宣传。”[73]在国民党方面竟没有一个刊物可以与《向导》争衡。连西山会议派亦慨叹“本党宣传工夫不如共产派，很可虑的”。[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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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个时期的国共之争，很少在舆论宣传上公开对峙。西山会议派掌控上海《民国日报》后，做过一些反共宣传，实际影响力有限。早期中共领袖人物如陈独秀、瞿秋白等人，大量精力投注于理论宣传。[75]而国民党内，自孙中山去世后，只有戴季陶一人公开著书立说，试图与中共在意识形态上对垒。但戴书刚出笼，就遭到中共的文字围剿。戴几乎没有回击便偃旗息鼓。中共赠以“戴季陶主义”的头衔，实在是有些抬举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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