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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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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 五 “四大”的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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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事变的次日，李石曾、张继、吴铁城联名致电广州，建议停止敌对，一致救国。20日，南京中央亦致电广州，主张抛弃一切意见，团结御侮。粤方复电表示赞成息争，同意取消广州“国民政府”，唯附有条件：一是蒋介石下野；二是召开统一会议产生统一的国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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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派蔡元培、张继、陈铭枢三人赴香港，与粤方代表汪精卫、孙科、李文范等人商谈。蒋介石提出三项原则：一，如粤方自忖能负应付国难责任，则全体来京，改组政府，南京同仁无不相让；二，如粤方自忖不能担此重责，则广东政府应即撤销，粤中同志应即来京，共赴国难；三，如粤方意在合作，则南京尤为欢迎，即请同志联袂来京，面商参加政府办法。[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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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商定：一，蒋介石下野，粤方取消广州政府；二，立即变更京沪卫戍警备组织，俾粤方代表安心来京商议统一政府办法。南京方面按照粤方要求，任命原广东省主席陈铭枢为京沪卫戍司令兼代淞沪警备司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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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3日，蒋介石释放胡汉民。10月22日～11月7日，宁粤双方代表于上海召开“和平会议”。[66]会议最后达成协议：南京、广州分别召开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分别选举中央执监委员，然后在南京合开四届一中全会，以建立统一的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统一的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建立后，广州的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即宣布取消。至于党统问题，蒋介石提议将一、二、三届中委冶于一炉，组成第四届中委，粤方同意。第四届中央委员名额定为160人，除前三届中委均为第四届中委外，另由宁、粤两方各新选24人，并互相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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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四大”于11月12～23日在蒋介石主持下召开。24名中委顺利选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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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四大”于11月18日开幕。参加会议的代表大致分为陈济棠的粤派，李宗仁的桂派，胡汉民的胡派，孙科的孙派，汪精卫的汪派以及西山会议派。大会于11月20日举行第一次会议后，即决定休会。休会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粤方内部对上海和平会议的决议存有不同看法，胡派代表主张否决，汪派和孙派代表倾向于接受。结果，汪派和孙派代表愤而退席。汪派代表160余人在汪精卫的电召下转赴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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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派代表抵沪后，于12月3日在上海大世界游戏场，另行召开“四大”。大会由汪精卫主持，实际只开了一场选举大会，选出10名中委。[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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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派和孙派代表退席后，广州“四大”继续召开，仍选出24名中委。[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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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来，国民党四全大会实际一分为三，南京大会奉蒋介石为领袖，上海大会奉汪精卫为领袖，广州大会则奉胡汉民为领袖。汪派主张履行上海和平会议的协议，预示着汪、蒋日后之合作。而胡派则坚持非蒋介石先行下野，粤方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即不撤销，粤方中委亦不北上，且由胡汉民领衔发表促蒋介石下野通电。蒋介石被迫于12月15日辞去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院长及陆海空军总司令各职，宣布第二次下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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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下野后，宁粤沪各地中委相继赴京。12月22～29日，在南京召开四届一中全会。汪精卫、胡汉民均借故没有与会。沪“四大”选出的10名中委，粤方不愿承认，而宁方为拉拢汪，而倾向承认。于是全会决定再增加18人。当时人戏称这些增补委员为“恩科中委”。[69]第四届中委合计为178人。与前三届相比，中委人数大为扩充，沦为“中央执行委员愈多，则党的纠纷愈增加；党的纠纷愈增加，则中央执行委员愈多”的恶性循环局面。[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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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四届一中全会是三方“四大”分别召开之后的整合会议，故其重要性相当于一次全代会。这次全会之召开，至少在形式上达成了党内的团结和统一，结束了长达五六年的党统分裂和纷争局面。会议对中央政制做了较大调整，试图限制个人权力的过分集中。如党务方面，中央执行委员会设常务委员9人，不设主席，采取集体领导制；中央政治会议设常务委员3人，开会时轮流做主席；政治方面，采取虚位元首制，规定国民政府主席不负实际政治责任，并不得兼任其他官职；五院院长由国民党中执会选任，独立行使职权，各自对中执会负责；行政院为国民政府最高行政机关，行政院院长负实际行政责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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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会选任林森为国民政府主席，孙科为行政院院长，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3人为中央政治会议常委。自胡汉民被软禁后，孙科渐成为粤籍国民党人众望所归的人物，故一致主张新政府由孙科组阁。1932年元旦，林森、孙科等宣誓就职，完成政府改组。新组成的行政院各部会首长以粤籍居多。在内阁12名部会首长中，有7名阁员为粤人，若加上行政院正副院长，则内阁14名成员中，粤人占9席。[71]以至于有人将这次内阁更迭，视为“中国的两个经济势力——浙江帮与广东帮的斗争”。[72]另一方面，广州方面在通电宣布取消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后，又另设中央执行委员会西南执行部、西南政务委员会、西南军事委员会。这意味着广东在党、政、军三方面仍维持着半独立的姿态，也说明粤方于进退之间，仍然有所保留，进则握掌中枢，退则踞守西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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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观之，这次全代会召开以迄政府改组，粤方似占上风，宁方有所退让。但蒋介石此次下野，大不同于前次。在其第一次复出后的三年间，蒋蓄积了深厚的实力基础，且此次下野前，已做好充分的部署，如重组苏、浙、赣、甘四省人事，以其亲信顾祝同、鲁涤平、熊式辉、邵力子分别担任四省政府主席等。孙科内阁成立后，首先面临财政困境。宋子文在财政方面故意与新内阁为难，各省纷纷截留国税，江浙驻军又趁机索饷，外有日军进逼锦州，外交一筹莫展。在内外交困、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孙科只好电邀蒋介石重返南京主持大计。1932年1月25日，孙科辞职。蒋介石重掌大权，出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汪精卫应蒋介石之邀出任行政院院长，从而形成蒋汪合作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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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以后，西山会议派和改组派等政治派系几乎偃旗息鼓。地方实力派中一部分或归附南京，或发生分化；以胡汉民为首的西南反蒋势力则仍与南京中央分庭抗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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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汉民领导的西南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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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全大会后，胡汉民虽与蒋、汪一起当选为中政会常委。但他拒不入京，一直留居香港领导西南反对蒋介石。他的政治主张是抗日、反蒋、“断共”。他为西南制定了“对中央行为均表反对”的基本策略，几乎在一切方面都与蒋介石对着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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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汉民在南京主政期间，曾竭力维护“中央权威”，自处在野地位（之所以说他“自处在野地位”，乃因其法理身份为国民党中常会常委、中政会常委）以后，又竭力联合一切力量，利用一切机会反对“中央权威”。胡汉民在南京时曾强烈主张“统一”，支持蒋介石平定抗命的地方实力派。自居在野派后，他力主地方“均权”，反对中央“集权”。在此期间，胡汉民除切实联络西南各省的地方实力派外，还与一批北方军人暗通款曲，试图策动南北联合武力反蒋。除此之外，胡汉民还联络了一批失意于南京的政客。胡氏从前特别强调“以主义结合同志”，对这两类人基本不屑一顾。但在反蒋的大目标下，胡氏极力拉拢甚至迁就他们。作为党内文人领袖，若无军事实力派的支持，是很难形成颠覆性气候的；同样，对地方实力派而言，若无全国性的政治号召，难免师出无名，在国人心目中留下“地方反抗中央”的印象。唯有两者结合起来，才有问鼎中央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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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执行委员会西南执行部”名义上是当时两广最高党务指导机构，实际上广西自成体系，不受广东之约束。而广东党务由陈济棠指派其亲信林翼中为国民党广东省党部主委，把持一切。故“西南执行部”实际上只处理一些例行公事。因胡汉民不在广州，邓泽如、萧佛成等年事已高，日常事务由邹鲁驻部主持。[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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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汉民北伐时期首倡“党外无党，党内无派”的主张。但1932年后他却另立秘密政党。30年代初，国民党内掀起一股秘密组织风。如桂系组织“革命同志会”，邓演达组织“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陈铭枢组织“社会民主党”，胡汉民组织“新国民党”。这些秘密组织均具有政党的组织形态。在这些秘密组织中，唯有胡汉民的秘密组织仍称“中国国民党”。这反映出胡汉民不愿放弃国民党的正统旗帜。其实，胡汉民的做法比“西山会议”、“扩大会议”和“非常会议”的做法更进了一步，后者不过是另立中央，而胡氏则是另立新党。当时外间对胡汉民的秘密组织多以“新国民党”称之。胡汉民自任“新国民党”主席，邹鲁任书记长。除了秘密政党活动外，胡汉民很重视公开的舆论宣传工作，如出版《中兴日报》《三民主义半月刊》等，作为其政治喉舌，经常发表政论文字。胡想通过秘密组织和公开宣传来与蒋介石争夺国民党的正统。“新国民党”在两广、上海、天津等地和海外华侨中建立了地方组织，但并不十分成功。[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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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 六 蒋汪合作与“五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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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以后，蒋介石开始调整策略，并注意自己的公众形象。蒋认识到，“政治握权之后，其成功在化敌为友，不可以敌为敌也”。[75]面对党内反对派，蒋氏已经不一味诉诸武力。虽然他对以胡汉民为首的西南势力视为共产党之外的另一个心腹之患，急于解决，不断施加压力，甚至陈兵湖南威胁广东，但在胡汉民在世之日，宁粤虽剑拔弩张，终究隐而未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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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汪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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