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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社与会（增订本） [:1703022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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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社与会（增订本） 第二节 会社与近代政党的区别与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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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政党的产生，固然是受欧风美雨洗礼的结果，然传统的会社团体与近代政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换言之，朝内的朋党与朋党之争当然不同于近代的政党，然朋党本身所具的政治色彩，朋党之争对君主专制所构成的政治威胁，乃至传统的政治性社团以“清议”这种舆论左右朝政的实际做法，确实令人不可忽视。尤其是明末的东林、复社，假如将它们置诸当时商品经济繁荣、城市化的加速、城市平民力量增强、非君思潮迭起，乃至黄宗羲提出学校议政（带有议会色彩）的社会大环境中来看，显然不能将其视若一般性的朋党与结社。这种朋党群体历史经验的积淀，无疑为近代政党的产生作了历史的铺垫，从而使近代政党与传统政治性社团具有一脉相承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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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朋党与政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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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党与政党迥然有别，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一般的观点认为，近代政党的产生，当始于17世纪70年代英国的“辉格党”和“托利党”。英国资产阶级政党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议会制度的创立与发展。英国议会制度创立于13世纪，是封建贵族同国王不断斗争的产物。议会的创立，为英国统治阶级各阶层的代表提供了一个合法的活动场所。正是在议会中，数百名议员召开会议，发表意见，提出议案，辩论投票。有时一部分议员则站在反政府的立场上结成帮派，攻击政府政策。相应之下，国王与政府的某些达官显宦，也利用他们的实权，通过赏赐年金、职位和爵号等手段，在议会中扶植了一些亲信，使他们成为政府的代言人。久而久之，宗派开始萌芽，集团随之出现。于是，在两派议员中，反对国王的一方称为“圆颅党”，拥护国王的一方则称“骑士党”。在议会中，各派互相指责攻击，甚至辩论争吵，其间难免秽词百出，一些挖空心思而得出的千奇百怪的诨名绰号，被一并用来贬称政敌。其中“辉格党”和“托利党”这对称号，寓意幽默，嘲弄辛辣；再加上音节最少，书写简便，所以后来使用最为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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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有的研究成果显示，这对诨号同属外来语。“辉格”一词最早见于17世纪40年代，原指苏格兰西南地区一伙清教徒盟约分子。“托利”一词最早见于复辟王朝初建时期，原指爱尔兰的一些天主教流民。由此可见，这对名词原属贬义，但使用一久，人们就逐渐忽略了这两词的本义。1680年以来，“辉格党”和“托利党”的称号开始在议会中被两派“自豪地采用”，以后长期使用竟达一二百年之久。（注：相关的阐述，可参见阎照祥：《英国政党政治史》，21~22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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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政党？康有为认为：“盖政党者，立宪之产物也。”（注：康有为：《民政部准帝国统一党注册论》，见《康有为与保皇会》，314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可见，政党是阶级的一翼，是近代政治集团内各阶层政治斗争的产物。它具有如下一些共性：共同的组织系统、领导机构、领袖和纲领，对党员的权利、义务和党的纪律作出规定，并为实现其政治目标而采取共同的行动。显然，政党是一种结构比较健全的政治团体。传统的朋党则与此不同。在君主专制这样一种政治体制下，臣子不过是天子的家臣，无独立的人格，生杀予夺均由君主掌管。君主为防止大权旁落，严禁臣下朋党比周在君主看来乃是天经地义。由于政治、经济利益的不均以及志趣的不同、意气的相异，尽管在传统的统治集团内部可以分化出许多不同的政治派别，也就是通常所指的朋党，但任何朋党中人都对“朋党”一词讳莫如深，唯恐由此触犯君主禁忌，招致不测之祸。而不同的政治集团则尽量给对方戴上朋党的帽子，借此迫害异己，直至置政敌于死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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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值得指出的是，政党虽也为不同的政治派别的产物，但由世界政治史的经验来看，政党的产生，显然必须具备如下两个条件：一是议会的出现，使各派政治力量具有自由议政的场所；二是从斗争的性质来看，不再是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和冲突，而是新生的资产阶级同传统的封建势力之间的斗争。而朋党则不同，朋党之争，归根结蒂无非是传统的统治阶级内部的权力再分配，没有新生阶级力量的投入，而有些朋党之争，更不过是不同的政治集团之间的意气用事。尽管他们有争吵，有辩论，但是维持传统的伦理纲常乃至君主统治，却是共同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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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至明末，商品经济的迅猛发展及新生的城市平民力量的增长，使明末的朋党之争颇有一些新的气象。这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分析。第一，东林党、复社已非单纯的朋党，而是有自己的组织团体，立有会约、盟词等章程。东林党的会社基础是东林讲学会，以讲学抨击朝政；复社的会社基础是一个以复社、几社为主体的社盟联合体，借讲习文章为名，讽议朝政。第二，传统的朋党多讳言自己是朋党，而东林、复社则不然。他们的组织是公开的，而且大胆为朋党辩解，甚至唱赞歌。第三，东林后人、复社成员黄宗羲根据东林、复社议政的历史经验以及“清议”的实际意义，在《明夷待访录》中提出了学校议政的新式主张。他想象当中的学校，颇具近代议会的雏形。第四，由于东林、复社部分地反映了新生的平民阶层的利益，因而其势迅猛发展，从而招致政敌的忌恨，纷纷以秽词相加，如将东林讲学会称为“东林党”，称复社为“小东林”，并造《点将录》、《蝗蝻录》，挖空心思给东林、复社中人取诨名绰号。在这一点上，又与英国近代政党的形成何其相似！第五，从传统“党”字的起源不难看出，中国的朋党无不带有地缘与血缘色彩，尤以血缘关系的纽带更为明显。而在明末的党争与门户关系中，却出现了父子分属不同政治利益集团的现象。这已充分证明，当时的集团政治利益已经完全置于血缘关系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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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种意义上说，关于近代政党的形成，作一些适当的中西比较是很有趣味的，从中可以看出两者之间的相同以及差异。尽管黄宗羲提出了具有近代议会特色的学校议政新说，但那不过是理想而已，却非政治生活的真实。而英国在近代政党的形成过程中，在1688年至1714年间的政党尚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政党性政治集团，在组织上具有突出的分散性特点。首先，政党派别名称复杂混乱。在威廉三世在位前期，不仅流行“辉格党”和“托利党”的称号，而且还有“宫廷党”和“地方党”的叫法。同时，还派生出“宫廷辉格党”和“宫廷地方党”、“地方辉格党”和“地方托利党”的叫法。其次，从组织形式上看，当时英国的政党不过是议会中一些通过宫廷政府的笼络收买，或通过家族、亲戚、邻居、朋友、师生等多种社会关系结合起来的宗派团体。（注：阎照祥：《英国政党政治史》，55~56页。）这就可以看出中英政党形成过程中的部分差异，即时至明末，在传统的朋党、会社团体中，中国正在逐渐分化出新的政治力量，形成政党的雏形；而在英国，在16世纪中叶前后，当政党形成之时，同样保留着诸多传统政治团体的宗派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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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中国传统的朋党当然不同于近代的政党，但当有了相应的社会土壤，仍可分化出近代的政党。事实确是如此。当清末党派林立、政党勃盛之时，很多政党中人除了模仿西方的政治模式之外，又从传统的朋党中寻取历史的渊源。如清末保守人士王先谦在《群论》一篇中，一方面对中国传统的朋党进行一番梳理，指出“群之为祸”尤为昭然，以及朋党与近代政党的渊源关系；另一方面，又指出近代“奏牍上陈，竞称社会”，不知朝廷禁令，其根本原因在于“法外洋也”（注：王先谦：《虚受堂文集》卷1，清光绪间刻本。），亦即受到西风的影响。变法人士康有为虽说政党与专制政体不相容，中国数千年并无政党，但说到政党，同样不得不提及历代的朋党以及党禁。另外，在西方人眼中，中国传统政治门户的角立，也具有政党的特色，概以党派视之。例如自中日甲午战争以后，国势大异，变法之说稍出，先发端于各报馆，继而昌言于朝廷，而一些王公大臣却不以为然，于是彼此争论，不能相容，士大夫渐有分党之势。一些西方人见及此，就将中国当时的朝局分为三党：一是守旧党，主联俄，意在保现在之局面；二为中立党，主联日，意在保国而变法；三是维新党，“意在作乱为自振之机”（注：严复：《论中国之分党》，见中国史学会编：《戊戌变法》（四），76页，上海，神州国光社，1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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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季党派中，“清流党”之崛起乃至衰落，无不证明传统的社党在近代已经面临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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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元年至五年间（1875—1879），太平军、捻军已被平定，左宗棠又戡定新疆，疮痍渐复，民气昭苏，中兴之业，号为极盛。沈桂芬当国，亦务为安静。其人性矜慎而稍刻深，钳束士类，无一毫奋发踔厉之气，而才士之锐气阴为消沮。至光绪五年，俄约事起，崇厚因畏惧而丧权辱国，于是言路交章弹劾，“清流党”随之崛起。清流风力，以张之洞为最著，而邓承脩、张佩纶、盛昱、陈宝琛等，皆堪称党中知名健将，均以文章节气著称。清流党的盛行，有待于李鸿藻之主持。与沈桂芬相较，李鸿藻权力有所不逮，但其人尚气，不甘久处桂芬之下，桂芬稍加裁抑，故不能平。清流党以论劾大臣见风采，中外皆有所畏惮。光绪十年三月，“枢垣全体皆罢，势张甚”。法越之役，清流名士无不主战，战役不利，且张佩纶又败，名士一时气慑。正好张之洞出任山西学政，宝琛出任会办南洋防务，张佩纶因福建海防而诖误，邓承脩进入总理衙门，于是清流党至此星散。（注：徐珂：《清稗类钞》之《正直类·光绪朝之清流党》，第7册，30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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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学会与近代政党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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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讲学会必然引起朋党之争一样，中国近代政党的产生，同样是以建立形形色色的学会为起始。关于政党在中国起源的时间，过去存有不同的说法。康有为言：“中国数千年未有政党也，甲午东败乃始倡之于京师，曰强学会。”（注：康有为：《民政部准帝国统一党注册论》，见《康有为与保皇会》，314页。）明言“强学会”为中国政党的起始。可是，周素园却因政见的不同而对强学会颇加微词，认为强学会“或以鼓众，或以敛财，至恶劣不足道”，进而断言当时粗具政党形式者，“惟马良之政闻社，杨度之宪政公会”（注：周素园：《贵州民党痛史》，见《辛亥革命》（六），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3。）。假如撇开陈见，从历史的真实出发，那么甲午以后的学会，正如有的研究者所言，确实“反映出全国官绅之思想醒觉”。尤其是这些学会的组织形式，大多沿袭西方规制，而活动旨趣，更是五花八门，代表了当时多样化的观念姿态，充分体现出“近代思想之转变与士绅之结合”王尔敏：《清季学会与近代民族主义的形成》，见氏著：《中国近代思想史论》，183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按：清末“学会”一词的内涵，正如王尔敏所言，与西方learned societies不同，系当时共喻之通义，属于“革命性”与“职业性”会社的通称。同书，附记，194页。）。就此而论，戊戌时期的各种学会、社团，确实为政党的起源提供了社会土壤，而“强学会”则是众多新式学会的先驱。（注：日人宗方小太郎认为，清末政党组织真正在形式上的出现，当以“光绪三十二年预备宪政之上谕颁布后，以江苏、浙江、福建之官绅为核心之预备立宪会（光绪三十三年成立）为嚆矢”。究其理由，则是“以前虽有康有为之保皇党（光绪二十四年间成立）及杨度等组织之宪政公会（光绪三十二、三十三年成立）与梁启超之政闻社，但有如同盟会、光复会，带有秘密结社性质”（氏著：《一九一二年中国之政党结社》，序言，105页，北京，中华书局，2007）。此说虽有一定道理，诸如将西式立宪与传统秘密结社加以区分，但同时亦忽略了传统中国政党之特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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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事实来看，清末已经有了很多士大夫的政治性集会。如光绪初年，黄体芳、张佩纶、陈宝琛、宗室宝廷等十数人，常常在松筠庵聚会，“讨论朝政，正言弹劾，一时殿陛风生”（注：魏元旷：《坚冰志》，见《魏氏丛书》，民国二十二年刻本。）。这种政治性的聚会，究其实仍不过是朋党习气的延续。至强学会出现，政党才算正式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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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中国早期资产阶级政治代表可分为改良—立宪和革命两大派别。与此相应，早期资产阶级形形色色的政团和政党也大致可分为改良—立宪和革命两大类型。至于“自立会”，虽介于改良与革命之间，自成特色，但终未形成中间类型。改良—立宪政团的渊源，可以追溯到1895年设立的“强学会”。甲午战争，中国大败，国濒于危，于是一些识时俊杰，如康有为等，在北京创立强学会，由一些官僚主持其事，内有翁同龢，外有张之洞，“名士会者千计，集款亦数万”（注：谭嗣同：《谭嗣同全集》卷3《上欧阳瓣师书》25，北京，三联书店，1954。）。强学会的宗旨，“专以中国自强而立。以中国之弱，由于学之不讲，教之未修，故政法不举。今者鉴万国强盛弱亡之故，以求中国自强之学”（注：康有为：《康有为全集》（二）附《上海强学会章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可见，开设强学会，是想通过译印图书、刊布报纸、开大书藏、开博物院等举措，贵学益智，以图中国自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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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二十一年（1895）十一月，强学会被封禁，一些有志之士倡为小会，数日一集，以陶然亭、枣花寺等处作为讲学之地。后复开官书局，而此小会仍别行，相与讲求实学。（注：梁启超：《学会彬彬》，见《戊戌变法》（四），381页。）至戊戌年（1898），胶州、旅顺被割，京师人人震恐。于是康有为上书求变法。时会试期近，公车云集，御史李盛铎与康有为相谋，拟集各省公车之士开一大会，这样就成立了“保国会”。保国会的宗旨为保国、保种、保教，每次聚会，均立题演讲。（注：梁启超：《京中士大夫开保国会》，见《戊戌变法》（四），399~402页。）自保国会成立后，先后开过三次大会。粤东会馆第一集，到会者200余人，再会于菘云草堂，三会于贵州馆，来会之人尚过百人。在保国会之外，康有为在广东开“粤学会”；在四川，与杨锐等开“蜀学会”；在福建，与林旭等开“闽学会”；在陕西，与杨深秀、宋芝栋等开“陕学会”。此外，尚有“保滇会”、“保浙会”、“燕学会”、“苏学会”、“关学会”、“南学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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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学会被封禁后，各地学会仍纷纷创立（详见附表1）。在湖南，风气日开，更是学会林立，较之江海各省，有过之而无不及。先是创湘学会于校经书院，继起者有“南学会”、“群萌学会”、“延年会”、“学战会”、“法律会”。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南学会，发行《湘报》，由樊锥、唐才常、杨毓麟、何来保、谭易鼐等主其事，也以“保种”、“保教”为宗旨，并在邵阳设分校、分会。（注：石建勋：《樊锥传略》，见方行编：《樊锥集》附录，北京，中华书局，1984；毕永年：《毕永年文·南学会问答》，见《樊锥集》外一种。）此外，在金陵有“测量会”，由杨文会、谭嗣同倡议，草定章程九条；在上海有“农学会”，由罗振玉等办理，翻译东文西文农书农报，并每月出报一本；在桂林有“圣学会”，“皆以尊孔救中国”为宗旨，开报馆，曰《广仁报》。流风所及，各省纷纷仿效，以致学会林立，蔚成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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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国会尚算是维新团体，而当它流变为“保皇会”，并与革命党分庭抗礼之后，行动就趋于保守。保皇会的全称是“保救大清光绪皇帝会”。据此会的章程来看，其宗旨为：“本会专以保全中国为主。盖中国危弱，欲保身家非保国不可，欲保中国非保皇上复位不可，故本会名保皇。”（注：《保皇会草略章程》，见《康有为与保皇会》，264~265页。）保皇会总局设于香港、澳门，入会者号称有数百万人，开会之所“凡数十埠地”。在会所供奉“万岁圣牌”，会众悬“皇上圣像”。每遇圣寿，“结彩燃灯而恭祝”（注：《恭请光绪皇帝复辟还舆京师折》，见《康有为与保皇会》，5页。）。后从保皇会中又演变出“保救大清皇帝公司”，倡导以变法求保国保种，并作有《诵救圣主歌》，歌词共计五章，供公司中同志会聚时歌咏。歌词通篇颂扬光绪皇帝，将希望寄托在光绪皇帝复辟。试举起终二章，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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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皇上之仁圣兮，舍身变法以救民。维百日之新政兮，冠千古而耸万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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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上之不复位兮，中国必亡。皇上之不复位兮，大地莫强。同志洒血而愤起兮，誓光复我皇上。（注：《保救大清皇帝公司序例》，见《康有为与保皇会》，258~2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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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在保皇会成员的深层意识中，残留着浓厚的忠君意识，这就是“尊君亲上”、“忠君爱国”。而且保皇会首领康有为不愿意听革命党那种“革命排满”之言，以“君民同体，满汉不分”八字作为行事准则。（注：《致李福基书》，见《康有为与保皇会》，1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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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6年以后，开始出现了一些以君主立宪为明确政治目标的立宪团体。比较著名者为：“预备立宪公会”，江浙，1906年；“宪政会”，日本，1907年；“宪政公会”，湖南，1907年；“宪政筹备会”，湖北，1907年；“地方自治研究社”，广东，1907年。而1911年成立的“宪友会”则已初步具有全国性立宪政党的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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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三十二年（1906），诏定筹备立宪。保皇会顺应时势，易名为“帝国宪政会”。此会对外国则称“中华帝国宪政会”，并仍然坚持“君民共治，满汉不分”的戊戌旧说，以君主立宪、尊帝室、扩民权为宗旨。通过讲求宪政结构、政党之成立、宪政国与政党的关系等，启发国民的宪政意识，以便借宪政团体监督政府。光绪三十三年二月初十，帝国宪政会在纽约召开大会，康有为自欧洲前往赴会，并在会上作演说，美、东各支会会员也都与会。与此同时，自清朝廷宣布预备立宪以后，杨度、恒钧等于光绪三十三年五月发起一个“宪政讲习会”，专门讲习宪政，并于秋冬之际，会员联名上书，请开国会。会后，会员分赴各省，讲明君主立宪的精神，以致主义渐昌。至十二月，扩张为“宪政公会”，并仿照各国政党的办法，无论京师、各省，皆设支会，以北京为总会。光绪三十四年五月二十九日，向民政部申文立案。宪政公会办事处先设于烂缦胡同莲花寺，后移至前门外延寿寺街羊肉胡同西头路北。入社人数共54人，此会以“确定君主立宪政体”为宗旨，设常务员长一人，各支部设干事长一人，下设评议员。（注：中国历史博物馆：《有关宪政公会的几件史料》，载《历史档案》，19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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