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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社与会（增订本） [:1703022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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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社与会（增订本） 第二节 学者的结合：讲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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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说诗文社是纯粹的文学团体，那么，各色讲学会则应归属学术社团。讲学会的崛起，与书院、理学的兴起颇有关系，而讲学会的兴废，则与理学的兴衰乃至官方的学术政策休戚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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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讲学会的源流而言，当起于宋、元两代；大盛于明代中叶；入清，讲会之风犹有遗存；自乾嘉汉学大盛，讲学会一度沉寂；清末，由于受到西方各种社会思潮的熏染，变法与革命的学说交替出现，遂致各种新式学会蓬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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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书院与讲学会的初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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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儒家学说中，尽管有“以文会友，以友辅仁”的传统，尽管儒学在孔子的时代亦属私家之学，但自汉以后，由于独尊儒术，儒学遂成官方的统治学说，学在官府的现象亦成了既定的惯例。书院的出现，不仅在中国教育史上是一个新现象，而且假若将其与理学（新儒学）的崛起放到一起来看，则无疑又是中国学术史上的一件新事物，因为它打破了学在官府的沉闷局面，进而开创了私家讲学的全新气象，使“以文会友，以友辅仁”这种优良的传统再一次在知识阶层中得以真正地实现，尽管由这种私家讲学而产生的新学派理学，仅仅是原始儒学的改头换面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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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体说来，书院是一种高于蒙学程度，不列入国家学制的教育机构。（注：章柳泉：《中国书院史话》，3页，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盛朗西在《中国书院制度》一书中，曾就书院出现的原因作了探讨，并由此指出书院的功能，以及书院与学校之间的区别。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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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元之世，自有国学及府、州、县学。而此外又有书院者，盖学校多近于科举，不足以餍学者之望，师弟子不能自由讲学，故必于学校之外，另辟一种讲学机关。其官立者，虽有按年积分之制，而私家所设，地方官员自以其意延师讲授者，初无此等拘束，故淡于荣利，志在讲求修己治人之法者，多乐趋于书院。此实当时学校与书院之大区别也。（注：盛朗西：《中国书院制度》，见杨家骆主编：《中国选举史料·清代编》，1609页，台北，鼎文书局，1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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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书院出现的原因，除了生员增多、学宫不能容纳，以及学宫败颓、不堪生员肄业之外，其中一个较为重要的原因，就是通过设立书院并驱使生员在书院肄业，以免生员成为科举的奴隶，进而恢复修己治人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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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书院产生的时间，明代学者管志道在《志练川明德书院缘起》中说：“书院之兴非古也，自有宋南渡后巨儒倡道始也，而唯紫阳夫子之白鹿洞为最著。”（注：万历《嘉定县志》卷21《文编》，见《中国史学丛书》，台北，学生书局，1987。）又明人沈德符说：“书院之设，昉于宋之金山、徂徕及白鹿洞。”（注：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24《书院》，中册，608页，北京，中华书局，2004。）揆诸史实，上述二说不尽然。其实，书院之名昉于唐。如唐玄宗时，有丽正书院、集贤书院，均建于朝省。当然，唐代的书院，不过为修书之地，而并非士子肄业之所。真正作为学者讲学、士子肄业场所的书院，创于唐末五代，至宋初遂有天下四书院之称。（注：按照传统的观点，“书院”之名始于唐代，而真正属于私学性质的书院，则为南唐之白鹿洞书院（参见盛朗西：《中国书院制度》，见杨家骆主编：《中国选举史料·清代编》，1535页；章柳泉：《中国书院史话》，1页）。但根据最新的一些族谱资料，又可知私学性质的书院，源于唐大顺元年（890）江州义门陈氏所建东佳书堂。详见欧阳宗书：《中国家谱》，159~161页，北京，新华出版社，1993。）宋初海内著名的大书院有：石鼓、白鹿、应天、嵩阳、岳麓、茅山六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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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元之制，书院最盛。入明，书院稍衰。这是因为，关于书院之制，明代无额设明制。同时，朝廷网罗人才，士之散处书院者，均聚之于南北国子监，虽有书院，然其风不盛。当然，明初书院之制也是存在的。如洪武元年（1368），立洙泗、尼山两座书院，各设山长一人。成化二十年（1484），命江西贵溪县重建象山书院。弘治二年（1489），因吏部郎中周木言，修江南常熟县学道书院。正德元年（1506），江西按察使邵宝奏修德化濂溪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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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德年间，王阳明以良知之学，聚徒讲学于江浙、两广之间，罗洪先、唐顺之诸人继之，于是东南景附，书院顿盛。嘉靖年间，明世宗力禁书院，收效甚微。嘉靖末年，徐阶以内阁首辅的身份而成为讲学主盟，学者纷纷趋鹜。于是建设书院，遂成一时盛风。这些书院，有些建于亲王宗室，如宁王朱宸濠在南昌建阳春书院，以刘养正为讲学盟主，招致四方游士，求李梦阳为之记。有些建自地方大吏，如当时巡抚莅镇，必建书院，鸠集生徒，所以三吴之间，竞称书院为“中丞行台”；又如在明代的书院中，很大一部分由提学官所建，甚至提学官的公署、寓所也以书院相称，此即所谓的“提学书院”。（注：赵宽：《浙江提学书院碑记》，见嘉靖《仁和县志》卷14，明嘉靖二十七年刻本。）有些由讲学者设立，作为讲学的场所，如张骢为乡贡士时，在其家乡立罗山书院，聚徒讲学。更有一些林下君子，相与切磋讲习，各立塾舍，亦称书院。万历初年，张居正当政，痛恨讲学，下令拆毁天下书院。此举随张居正之败而烟消云散。书院聿兴，不减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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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清康熙、乾隆年间，天下州县莫不将书院当作养士之所，府、州、县各级儒学反而形同虚设。清代书院之制，设山长一人，专司教授之事，下设管院、斋长各一人，或二人，主持庶务、会计以及学舍等事。山长由州县官聘请，到院讲学，称“主讲”。每省设大书院一处，或二三处，由省长官主管。凡是州县的童生，均可在州县的书院肄业。而省里的书院，必须具备生员以上的资格，才能肄业其中。除给诸生讲授外，山长还每月两次命题课士，分别甲乙，榜示奖给膏火，称为“院课”。州县官每月一次临院点名，命题课士，分别奖给，称“官课”。省书院之制略同，督抚、司道官也按月亲临一次，命题考课，称“大课”，其奖给尤其优厚。（注：民国《重修鄠县志》卷4《学校》，见《中国地方志集成》，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然与明代相较，由于理学式微，汉学大盛，而且书院纳入官方教育体系之中，所以清代书院与讲学会之间的关系，并不显得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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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院最初的目的是图书的收藏与保管。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到了南宋时期，书院的性质也发生了变化。一些士子远离他们的家乡，跟随著名的学者在书院中学习或听他们讲学。这些士子参与知识和社会网络的建立，以便贡献于“道学”（即理学）的普及和士人社会一体化。（注：See Linda Walton，Academies and Society in Southern Sung China，p.209，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1999.）于是，书院不仅成为教育中心，而且是社会与知识分子活动的中心。（注：See Thomas H.C.Lee，Government Education and Examinations in Sung China，p.27，Hong Kong，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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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院自创设之初，就与讲学会密切相关。就其大概而言，书院有会讲式、考课式书院之别。明代中期以后，讲学会甚炽，而明代书院也以会讲式书院为其大宗。书院之设，据王阳明《万松书院记》所言，其本意为“所以匡翼夫学校之不逮也”（注：王阳明著，吴光、钱明等编校：《王阳明全集》卷7《文录》4《万松书院记》，上册，253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明人时偕行在《明德书院记》中，亦称书院之设的作用，“凡以萃俊而专业也。业专则理明，理明则士习端，而民知向方。是书院者，辅学以成俊者也”（注：万历《嘉定县志》卷3《营建》上《书院》。）。学不讲不明，学不明，则士习不端。所以，理学家大多是在书院中设讲学会，传道讲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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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确是如此。明代自王阳明兴复讲学之后，流风所被，倾动朝野，于是缙绅之士与遗佚之老，纷纷联讲会，立书院。王阳明一生讲学，亦大多在书院，如龙冈书院、贵阳书院、濂溪书院、稽山书院、敷文书院，等等。又据《王文成公年谱》记载，阳明去世后，其门人纷纷筑祠，祭祀阳明。每年春秋二仲月丁日为祭期，四方同志如期陈设礼仪，悬挂钟磬，歌诗侑食。祭毕，“讲会终月”。嘉靖十三年（1534），王氏门人邹守益分别建复古、连山、复真书院，祭祀阳明，并成为四乡诸生士子之会所。每年春秋二季，又为大会，在乡士大夫均参与其会。于是，“四方同志之会，相继而起”（注：《王文成公年谱》，见《王阳明全集》卷36，下册，1328~1330页。）。至嘉靖末年，徐阶凭借首辅的身份做上主盟，“一时趋鹜者人人自托吾道”。凡是巡抚上任，必立书院，以“鸠集生徒，冀当路见知。其后间有他故，驻节其中”。于是，三吴之间，竞相称书院为“中丞行台”（注：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24《畿辅·书院》，中册，608页。）。显见，由于地方大吏的提倡，书院讲学已是蔚然成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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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溯讲学会这一类学术社团的源头，不能不提到宋代的“经社”。如宋人孙觉，曾从学者胡瑗受学。胡瑗弟子有千数，“别其老成者为经社。觉年最少，俨然居其间，众皆推服”（注：《宋史》卷344《孙觉传》，10925页，北京，中华书局，1985。）。元兴，故臣遗老固守蓬庐，处处如此。自元世祖诏褒特立之士，禁网疏阔，于是人行其志，士气奋兴。流风所及，至于山巅海澨，骚人墨客，“莫不开舍结社，讲学论文”（注：曾廉：《元书》卷91《隐逸传》上，清宣统三年刻本。）。显然，自元世祖以后，不但文人矜尚风雅，开舍结社，而且学者亦讲学论文，讲会兴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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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讲学会的大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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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明史·东林诸儒传赞》，明代成化、弘治以前，学术醇而士习正，其时讲学之习未盛。正德以后，士大夫讲学遂成一时风气。对此，明人伍袁萃有如下揭示：“近世士大夫好讲学。大概多伪，高者博名，卑者媒利。”（注：伍袁萃：《林居漫录》卷4，见《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台南，庄严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7。）明末学者陆世仪亦言：“至正、嘉时，湛甘泉、王阳明诸先生出，而书院生徒乃遍天下。盖讲学于斯为烂漫矣。……迄于隆、万，此时天下几无日不讲学，无人不讲学。”（注：陆世仪：《桴亭先生文集》卷1《高顾两公语录大旨》，《续修四库全书》本。）可见，当时的讲学之风，确乎蔚为壮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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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至明代中叶，王学崛起，讲学事业渐向社会下层流播，于是讲学从传统的向上领导政府以求开出政治事业的理想，一转而为向下层传道。王阳明讲学，传播极快，对明代教育的影响颇深。这时学校教育渐渐转向社会教育，于是出现了所谓的讲会。换言之，讲学之风的盛行，必然带来讲学会的大盛。明代讲学会由王阳明的“惜阴会”开其先声。自王阳明设坛讲学以来，各种讲学会一直兴盛不衰。阳明殁后，王畿、钱德洪处处讲学，于是泾阳有“水西会”，宁国有“同善会”，江阴有“君山会”，贵池有“光岳会”，太平有“九龙会”，广德有“复初会”，新安有“程氏世庙会”，使讲学会达到了极盛。讲学会与以前的讲堂精神不同。讲学会有一定的会场、会期、会籍、会约，会主所讲论的记录为会语等。讲堂是学者相集从师，讲学会则由会众延请讲者，所请不止一人。讲会每年可举，每举旬日或半月，会所往往借祠堂或寺庙，会毕则主讲者又转至他所，如是轮番赴会，其事较之讲堂更为活泼展扩。（注：钱穆：《社会自由讲学之再兴起》，见《国立北京大学四十周年纪念文集》乙编上，205~218页，1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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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明末清初著名学者黄宗羲的说法，讲学会崛起的原因，大抵是“制科盛而人材绌，于是当世之君子，立讲会以通其变”（注：黄宗羲：《南雷诗文集》之《碑志类·陈夔献墓志》，见沈善洪主编：《黄宗羲全集》，第10册，452页。）。明代的讲学会肇始于正德、嘉靖年间，如当时张振德在安徽，“集同志讲学，邑会季举，郡会岁举。徽、宁、池、饶四郡大会，于每岁暮春，举于四郡之中”（注：康熙《徽州府志》卷15《绩学·张振德》，清康熙刻本。）。阳明之后，其弟子王畿等到处设讲会。如嘉靖二十八年（1549）秋，王畿与钱德洪设“冲元会”，“合凡百余人，相与绎参互”；嘉靖三十年秋，王畿、周顺之在苏州设“道山亭会”；嘉靖四十一年冬，王畿、钱德洪又在抚州设“拟岘台会”。（注：王畿著，吴震编校整理：《王畿集》卷1《冲元会记》、《抚州拟岘台会语》，卷2《道山亭会语》，3、16、30页，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这就是说，王阳明去世以后，阳明学凭借各地纷纷成立的讲学会活动快速发展，终于蔚为明代最具影响力的学术思潮。（注：明代阳明学讲会，其详细探讨可参见吕妙芬：《阳明学讲会》，载《新史学》，9卷2期，台北，1998年6月，45~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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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讲会大盛于万历年间。如万历三十一年（1603）的新安大会，焦竑主讲还古书院，“自薦绅先生以至儿童牧竖，四方之人莫不麇集，籍计之，得两千有奇”（注：焦竑：《澹园集》卷48《古城答问》，727页，北京，中华书局，1999。）。至万历三十二年，东林书院落成，顾宪成、高攀龙主讲东林书院，讲学会已是一番新的景象。东林讲学会堪称明代讲学会的典范。它以每月九日、十日、十一日大会东林讲堂，并作有会约，定有法程，藉此阐述论学主旨并约束诸生。（注：许献：《重修东林书院志》卷2，清刻本。）在东林讲学会之外，还有一些外围组织，如“诸友会”、“丽泽会”，都是东林的羽翼，“彼此之所以互相成也”（注：顾宪成：《泾皋藏稿》卷13、17《题暗予诸友会规》、《明故礼部仪制司主事钦降南阳邓州判官文石张君墓志铭》，《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起到相辅相成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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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天启、崇祯年间，一些地方长官和学官也纷纷设讲会，训导诸生，以期改变学风士习。如蔡懋德巡抚山西时，就集晋士讲学。每月三集，初集圣谕六句，“薦绅先生至乡耆里老咸在焉”；再集讲经济，“凡国家大政杂务切时利害者”，莫不讲辨；三集，则“课诸生制举义”（注：傅山：《霜红龛集》卷15《巡抚蔡公传》，民国十二年刻本。）。蔡懋德在江西时，又与南昌府推官李嗣京立“友教社”，成为诸生的课业都会。（注：查继佐：《罪惟录》卷9上《蔡懋德》，影印本，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侯峒曾为江西学政时，倡率文会，让诸生会课，又鼓励士子立社。（注：侯峒曾：《侯忠节全集》卷17、18《申明敕谕条款》、《倡率文会文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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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明末，讲学会流风余韵尚存。如在浙江、安徽，分别有“证人会”与“友善会”，均属明代讲学会的末流。证人会由刘宗周所创举，其目的是“长善救失，互相切劘，以无陨于名教，庶不至上辱先贤之灵”（注：刘宗周：《刘子全书》卷20《示诸生讼帖》，清道光刻本。）。友善会由金声创设，其本意是害怕独学无友，所以主张“学则必求师友”（注：金声：《金正希先生文集辑略》卷6《友善会序》，《四库禁毁书丛刊》本。）。除此之外，金声还在安徽歙县修复还古书院，“重举讲会”（注：金声：《金正希先生文集辑略》卷6《还古书院会序》。）。陆世仪在太仓水村，与同志数人相约为讲学之会，一意读书，称“读书社”。（注：陆世仪：《桴亭先生文集》卷3《水村读书社约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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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嘉靖以后，一些士大夫相率成立各种“明经会”、“五经社”、“读史社”、“文艺会”、“经济会”等学术团体，作为对传统理学家讲学会的补充，以便改变日趋衰颓的学风。所谓明经会，就是聚集诸生于明经堂，一起作文看书，讲论经义，追求“有体有用”之学。（注：林希恩：《明经会约》，见《说郛续》卷29。）又如福建龙溪县，士人崇尚经学，“同志者类相聚为会，推识见优者一人为会长，众推宗之。三六九日课文字，余日讲读”（注：嘉靖《龙溪县志》卷1《地理》，见《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上海，上海古籍书店，1982。）。万历四十一年（1613），白绍光署常熟县教谕，“立五经社分曹课试，四方名士，翕然来从”（注：钱谦益：《初学集》卷43《常熟县教授武进白君遗爱记》，见《钱牧斋全集》，第2册，1120页。）。王志坚鄙斥嘉靖、隆庆以来“剽贼”俗学，与同事创“读史社”，“九日诵读，一日讲贯。移日分夜，矻矻如诸生时”（注：钱谦益：《初学集》卷54《王淑士墓志铭》，见《钱牧斋全集》，第2册，1351页。）。天启五年（1625），颜茂猷落第回归福建龙溪，在城南筑云起堂，“设会讲学，从者如云”。他所设的讲会，分别有“树品会”，“以共修人纪竖义”，人无雅俗，均可参加此会。另外还有“文艺会”、“经济会”、“博雅会”，参加者均为一些文人学士，其目的仍不外乎修品。（注：郑仲夔：《隽区》卷1《品隽》，见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明史研究室编：《明史资料丛刊》，第3辑，206页。）杨以任论学注重经世。崇祯四年（1631），他到了南京，以造就人才为己任，立有“五经社”、“经济社”。后有感于射礼久废，重新设立“纬社”。崇祯九年（1636），左懋第为韩城知县，为了改变士风，在诸生中设立“尊经社”，要求诸生“五经应制科者，举业外业一经，月朔核之。一经通，复进一经，期三年五经乃已”（注：左懋第：《左忠贞公集》卷3、4《尊经社序》、《重修文昌祠碑记》，《乾坤正气集》本。）。上述种种，均可视为讲学会在明末的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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