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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插图本） [:1703035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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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插图本） 2.上流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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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政府官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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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文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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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公元前3世纪直到现代，中国的行政体系皆由这样一群官吏组成：他们中间的绝大多数要么是根据其功绩、要么是根据其考试成绩被选举上来。这是中国最早的特点之一。不过，尽管当18世纪的欧洲人头一回听说这种制度时是如此地羡慕不已，但该制度本身在中国历史上却并非一成不变的：选举的方法、人数、省籍以及社会地位总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而且，在上述种种不同的方面，宋代时期(960-1279年）正是一个转折点。进一步说，启蒙思想家所构筑的有关中国政治结构的理想图画也与实际情况相距遥远：政府官吏全部来自极少数的书香世家，这些家族惯于向国家输送它们的行政代理人。而且，即使这些官吏经常显示出对于皇权利益的热心捍卫，那也是因为这种行为几乎总是暗合着对自己切身利益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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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另一方面，皇帝所行使的至上权力的专制特性，也导致了不稳定和道德沦丧：在行政组织的最高阶层，那些最受宠的爱卿有可能突然和出乎意料地遭到最可怕的侮辱。宰相或者高官一旦失宠，就会牵连所有受其保护者一起倒台，无论官阶是低级还是中等。宫廷乃是接连不断的阴谋诡计的中心，而经常卷入其中的，则有皇族成员、皇后和后宫的宦官。此外，其他的一些不同因素，诸如个人气度、家族传统、不同的癖好和不同的结交等等，均掺入了官吏阶层，使之在整体上与起初的面貌大相径庭。朋党一个个地结成了，其政见有时会相互牴牾。有宋一代，在主张以武力抵御胡人的主战派和主张以纳贡来息事宁人的主和派之间，或者在新党和旧党之间，爆发了激烈的冲突，而在政府范围内部的暴力冲突，则更是该时期的奇闻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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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纵然有其不足，中华帝国的行政组织仍然令人赞叹。它的基本概貌是这样的：最高权力由皇帝执掌，并由最多3至5个重臣组成的御前会议辅弼之。该御前会议于黎明时分会面，与大规模的朝觐有所不同，前者是秘密的和不拘礼仪的，后者则有文武百官参加。仅次于御前会议的较接近皇帝的官员是御史大夫、六部尚书以及大学士等，他们分别司掌下述职能：掌管重大的行政事务、执行皇帝的决定、发布布告等等。在他们之下，则是御史台、翰林院和由于所雇人员较多而显得重要的政府机构——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和工部；再往下，则是一整套的办公部门（九寺五监——译注），既处理直接与皇帝和皇室有关的事务（祭祀、宴会、徽标、马房、皇帝的私人财宝），又处理一些技术性问题和一般性命令，其范围涉及农业、教育、运河、兵备、外交或特殊法令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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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殿试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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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把上述轮廓勾勒完整，还要提到两个办公机构，其一负责转交地方官员上呈给皇帝的奏折和请愿书，其二负责传递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指令。以上便是以粗笔勾画的中央行政机构的大致框架了。人们若考虑到欧洲国家同期之行政机构的幼稚形态，便会对中国行政机构的现代程度和复杂性惊叹不已。而这还并非什么新鲜事物，人们在公元7世纪甚至更早的年代便发现了作为其模型的类似形态。[2]还有一点并非那么一目了然，但却值得重视，那便是中央政府各主要行政部分之间的相互制衡。此外，御史台亦对整个行政机构——无论是京师的还是地方的——起着一种永久性的督察作用。在各个行省，均设有巡按等官职，隶属于御史台，其职责在于对当地行政首脑施行监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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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帝国（1127—1279年）划分为大小不等的16路，一路的平均面积约等于法国的1/4或1/5。每一路由大约10个府或州组成，1个府或州的平均面积相当于法国的2个省。每一州或府又接着划分为3到5个县，县是最小的行政单位。在人口稀少的乡村地区，一个县管理着数万居民；而若一个县部分地或整个地处在像杭州这样的城市中心地区，其人口数量则可达几十万之多。如遇后边这种情况，县官手下便有几名助手，他们一般是初入宦途者；同时，此种县的职员数量也比边远乡村地区的县要多。不过，无论大县还是小县，衙门的雇员（师爷、捕快、法医、守库人等）均是就地招募，区长或村长也是由当地人推选，以协调他们与公共当局的关系，而不是为了参与执行正式的公务。因此，鉴于其统辖之人口的数量（6000万人以上），可知官吏的数量是很少的。在18世纪，他们统共也不超过几千名。在1046年，一定是由于政府机构的增多和专卖制度的扩大，官吏的数目达到了18700名，不过即便如此，其中尚有6000名为军官，另外又有1000余名为京官。对于13世纪的官吏总数也应作如是估算，当时的中国北方诸省已被分割了出去。令人惊奇的是，在一个如此幅员辽阔的帝国中，只花费这么少的费用便能维持住秩序，——不过何以如此我们以后再谈。[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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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绍兴十八年殿试策题 右：绍兴十八年同年小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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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官吏是借助于考试制度选举上来的。然而，科场上的成功者并非总是或者立刻受到任命。这只不过是赋予候选人申请在政府内任职的资格罢了。科举是一种真正的考验，令人想起下面那句话的全部而强烈的含义——“神佑和启示是必不可少的”。科举由三个阶段组成：在州县举行的童试、在省会举行的乡试以及在京城举行的会试与殿试。每三年开科取士一次，只有极少数人能够参加会试。在殿试中高中状元，乃是莫大的荣耀，获此殊荣者可以飞黄腾达。在各种考试（文学、律学、历史、礼仪、经学）中，又尤以专尚文辞的进士科及第为重。由于不知答卷者姓名以及三阅其卷的制度，任何形式的舞弊偏袒均属不可能。一个专事誊抄的机构把考生的答卷重写出来，由两位主考官各自独立判分，然后第三位主考官再最终定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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仕宦生涯一般相当安定。派系倾轧和千般诋毁主要发生在行政系统的上层，在那里人们会担忧厄运降临。但是，那些中级官员——至少是那些并非因朝中有人才做官的人——被降级或无端罢免的危险性就很小。只有中央政府才有权对一位官员进行任命、调动或晋升，而在这样做的时候必须慎之又慎。在京城为每一位官员都备有一份档案，记下其任职经历、上司对其性格及人品的汇报，特别是其功过是非。在晋升的问题上，对于官员个人特点的强调超逾一切，这些特点包括他的能力、刻苦精神、健康状况、勇气和组织纪律性。他有无滥用权力的倾向？他是否曾铸成大错或鲁莽行事？他能否证明自己孝敬父母忠于朋友？他的行为是出于基本的正直感还是受个人野心所驱使？他是否关切辖区人民的福祉？他有没有因为在其辖区内施行严苟刑法和征敛过高税收而引起不满？他是心怀坦荡的清官还是收受贿赂的赃官（在理论上，腐败行为一经被发现，便会导致赃官失宠）？被甄选者的阅历也要被考虑在内：他在作为行政人员时有效率吗？他具备所需的各种能力吗？成为一名优秀的学者会具备确定的优势，因为文学能力乃是良好教育的明证，而且，对于人文学问的研究较之于对于技术知识的掌握更受重视。这正是造成下述现象的原因：一个通过了文学考试而进士及第的考生，总是最快地得到擢用，而且有时在刚入仕途便已身居显位。不过，一般说来，每位官员在其仕宦生涯之初总是担任府、州行政机构中的不那么重要的职位，或者被委派到边远省份去做县官或县官的助手。在这方面并无一定之规，大多数职位都可由任何一名偶然被委派的官员担当。因此，做官做到后来，大多数官员就都对地方和中央行政机构的一般功能有了实际知识。每一个职位都有一个至少的任期，比如一位县官通常要在某镇或某一城区呆上两到三年。但是，一位优秀的行政长官会比平庸之辈得到更快的迁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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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年龄为68岁左右，有时会比这略小。退休时，皇帝会赐予布匹或金钱作为退休金。有的时候，退休官员的儿孙会得到一项任命以示恩宠，抑或退休的官员本人会获得一种名誉性的职衔，并因而得到相当于该职务半数俸禄的年金。在任何情况下，退休时均无例常的年金，因为根据传统的规矩，子女必须供养年迈的双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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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有宋一代（960-1279年），科举制度已臻于完善，除此之外，官员的晋升亦遵循着一整套复杂的客观标准，此种标准可保障他们免遭不公正的待遇，并对他们中间的最优秀者给予奖掖。应试的考生为数众多，每路有数千人，这清楚地证明了该时期的教育十分普及，这中间又尤以东南诸路（今浙江、江苏、福建）为最，那里来的考生人数既多，成绩又好。尽管半数得中的考生均出身官宦世家，但选才范围却远较以前为广，而且新兴的社会阶层显然已获得了一条通路，以步入梦境中的士大夫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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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幅图画也有其另一面。科举考试并不是唯一登上宦途的通道，而且晋职也并不总是有常例可循。事实上，大量达官显贵的子弟、亲戚和好友经由荐举而获得了官职，而且他们的平步青云官运亨通亦并非与其政绩相称。从理论上讲，察举制度的设立本是为了通过确保对未曾闻达者的迅速擢拔来发现遗贤，然而，高官们却把它的初衷扭曲了。在考虑了各种利害关系之后，它主要被用来保障被大家族荫护者的利益，成了一种任人唯亲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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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有，卖官鬻爵也成了一项权宜之计，中央政权屡次三番地利用它来弥补财政上的持续困难。富甲天下的商人阶层的崛起给了高官显贵们沉重的一击。确实，传统的整套法律规定了官员生活中的全部细节——正确的服饰、府第、徽标等等。[4]可是，暴发商人的力量却一点儿一点儿地打破了等级的界限，这种界限曾壁垒分明地存在于手执权柄者、建功封侯者、皇亲国戚（总而言之是上流社会）和那些借助于蝇营狗苟的钻营而发家致富的商人们之间。某些富商巨贾的生活方式比起达官贵人来毫不逊色，甚至更上一层。不过，对于国家来说重要的是，它要能确保其官员享有至尊的和显赫的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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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在南宋王朝步向末年时，蒙古人对北方诸省的威胁和入侵，迫使朝廷不得不维持一支庞大的处于战备状态的军队。朝廷的节省开支、中国的普遍赤贫、贸易上的赤字，凡此种种均带来了愈益严重的通货膨胀，并导致了巨大的财政危机。官吏太多，官俸却太少，故而腐败现象日益严重，这不仅发生在从地方招募的下层小吏那里——对他们来说此乃家常便饭——甚至也发生在最高行政阶层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