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陋规：明清的腐败与反腐败 第二节 严密的监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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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那就要加强对马匹的监管和鞭策。朱元璋虽然文化水平不高，但是思维却非常缜密，这在他的反腐、防腐措施中也能体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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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特别重视监察系统的建设，他设计了一套非常复杂的监察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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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武十五年（1382年），朱元璋确定都察院为最高监察机关，负责对中央包括六部的监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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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部之内，朱元璋设置了六科给事中，负责六部内部的廉政工作，相当于六部的“纪委”。朱元璋规定，六科给事中级别虽低，但有事可直接上奏皇帝，只对皇帝负责，只由都察院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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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方上，朱元璋设十三道监察御史，监察所辖各道，并且可以监督中央的都察院的官员。他还定期从中央派出御史巡察各道，称为“巡按御史”。另外，各省行政长官对本地方、本部门的官员同样具有监察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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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大明王朝在中央就形成了都察院、六科给事中、十三道监察御史相互监督制约的三重监察网络；在地方则形成了监察御史、巡按御史和地方长官构成的三重立体反贪网络。古代监察系统在明代达到了前所未有的严密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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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朱元璋还规定了“风闻奏事”制度。明代监察官员职权很大，特别是拥有“风闻奏事”的特权。就是说，他们可以根据传闻进行举报而不用负任何责任，被举报者则需拿出证据证明自己清白。朱元璋时代还是著名的特务政治时代，这些特务的任务之一就是专门监视在京大小衙门官吏的不公、不法及风闻之事，并一一向上奏闻。朱元璋特别爱听官员们的花边新闻，所以大小官员们的生活琐事，无不在皇帝的掌握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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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严密的监察体系，朱元璋还制定了历史上最为严厉、繁密的规章制度来约束官员们的行为，令他们只能在严格规定的范围内活动。他生怕地方官们办事不细心或者不尽心，亲自撰写了《授职到任须知》，对每一级地方官吏的职责都做出详细的规定。他把地方公务分为“发布公告”“征收田粮”“管理仓库”“会计核算”“受理诉讼”“管理囚犯”“管理官署房产”“管理辖内读书人”“管理地方渔业”“管理地方窑冶”等三十一项，并且逐项列出地方官工作职责中应当注意的事项，对这些注意事项往往还列出许多具体的要求。比如对“管理囚犯”一项，不但要了解已经结案的案件有多少、在押犯人有多少，还要“知入禁年月久近，事体重轻，何者事证明白，何者取法涉疑，明白者，即须归结，涉疑者，更宜详审，期在事理狱平，不致冤抑”[1]。如此谆谆嘱咐，像个碎嘴婆婆，只恨不得手把手教他们干，一身化为千万，在官员身旁严密监视着他们。对于京官，他则制定了《六部职掌》，把各部、司、科所有大小官员的岗位职责都制定得明明白白，连每个月用多少墨水钱都算得清清楚楚，这种管理可以说是非常精细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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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现在鼓励官员深入基层体察民情相反，朱元璋不许官员们下乡。曾经的农民经历，使朱元璋产生了一个牢不可破的印象：那些下乡的官员，都是去大吃大喝、搜刮扰民的。当上皇帝后，他说：“朕昔在民间时，见州县官吏多不恤民，往往贪财好色，饮酒废事，凡民疾苦，视之漠然，心实怒之。”[2]所以他规定，官员只能老老实实待在官衙里，不许去体察什么民情。如果官员胆敢下乡，百姓见了可以捉了送到京师，由他亲自处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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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极为严密的反腐规章和对官员们的限制性规定，有些甚至到了让人无法忍受的地步。比如官员出差时，不能用公车运送私人财物：“凡因公差，应乘官马、牛、驼、骡、驴者，除随身衣仗外，私驮物不得过十斤。违者，五斤笞一十，每十斤加一等，罪止杖六十。（不在乘驿马之条）其乘船车者，私载物不得过三十斤。违者，十斤笞一十，每二十斤加一等。罪止杖七十。家人随从者，皆不坐。若受寄私载他人物者，寄物之人同罪。其物并入官。”[3]他希望设置这些规章制度，可以使百官“犹行荆棘中，寸步不可移，纵得出，体无完肤矣”[4]。对于官员犯的一般性错误，朱元璋处罚并不算太严厉，很少刑戮，但是事涉贪污，则决不放过。他说：“故朕于廉能之官，虽或有过，常加宥免；若贪官之徒，虽小罪，不赦也。”[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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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申时行等重修：《明会典》卷九《吏部八·关给须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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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余继登：《典故纪闻》卷二，顾思校点，中华书局，1981，第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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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大明律》卷一七《兵律五·乘官畜产车船附私物》，怀效锋校点，辽沈书社，1990，第1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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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余继登：《典故纪闻》卷二，顾思校点，中华书局，1981，第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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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余继登：《典故纪闻》，卷三，第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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陋规：明清的腐败与反腐败 第三节 严酷的反腐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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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理说，制度如此严密，手段如此严厉，洪武朝的官员应该个个都老老实实，卖命工作。但是事实不然，官场腐败居然在朱元璋眼皮子底下滋生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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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专制制度下，官僚系统的腐败并不是一种病态，而是一种常态。它的威力如此惊人，登上大宝的朱元璋龙椅还没有坐热，四顾一看，腐败已经像瘟疫一样在他眼皮子底下迅速蔓延开来：诸多王公贵族的亲戚、家人、家奴，狗仗人势，横暴乡里，欺压百姓，人命案不断发生；刑部尚书收受罪犯贿赂，指示属下把罪犯放走，用死囚来代替罪犯坐牢；印钞局大使和户部官员勾结，印了七百万锭纸币，自己私藏了一百四十三万锭；兵部侍郎借抓捕逃亡军人的机会，收受军人家属贿赂二十二万锭……那些远离他视线的地方官员，胡作非为的程度更加惊人：苏州知府陈宁为了完成征收农业税任务，把那些抗税户抓起来，用烙铁残害他们，得了个外号叫“陈烙铁”；浙江省的农民，交纳的农业税比国家规定的数额多出45%，全部落入地方官的腰包，农民交不起税，他们就上房揭瓦，四处驱赶牲口作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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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员如此，地主们同样也不老实。两浙的中小地主们，勾结官府，多年来用包荒、洒派、移丘换段等手法，把农业税转移到普通农民身上。甚至他们还把自己的田产转寄到长工名下，叫“铁脚诡寄”。这种欺骗一层层上报，乡骗县，县骗府，州府骗中央，一直骗到朱元璋，名叫“通天诡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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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贪污腐败最终损害的是社会最底层人民的利益。因此，虽然刚刚立国不久，就有不少地方的百姓发动起义。从洪武元年到十八年（1368—1385年），各地上报的农民起义居然达一百多次，平均每年六次。这在历代王朝中都是不多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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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这种形势，一向强调以“严”治国的朱元璋怎么能不勃然大怒。在生活中，我们经常听大妈们愤怒地说，如果把天下小偷的手都剁了，小偷就绝迹了。如果贪污一块钱也给他抓起来，贪官就不敢再贪了。谁都知道这是激愤之语，就算大妈们当政也不会这样做。然而，朱元璋却这样做了。一开始，他规定凡贪污六十两的，就“剥皮实草”。后来干脆“我欲除贪赃官吏，奈何朝杀而暮犯！今后犯赃的，不分轻重都杀了”[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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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对贪污之官，毫不姑息，务期净尽。《大诰》规定，所有贪污案件，都要层层追查，顺藤摸瓜，直到全部弄清案情，将贪污分子一网打尽为止。《御制大诰·问赃缘由第二十七》规定：“如六部有犯赃罪，必究赃自何而至。若布政司贿于部，则拘布政司至，问斯赃尔自何得，必指于府。府亦拘至，问赃何来，必指于州。州亦拘至，必指于县。县亦拘至，必指于民。至此之际，害民之奸，岂可隐乎？”这样做固可使贪吏无所遁形，但在法制不健全的情况下，却也易生流弊，审理者务为严酷以当上旨，株连蔓引，往往累及无辜。从洪武四年到洪武十八年（1371—1385年），他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数次轰轰烈烈的反腐败运动：洪武四年（1371年）甄别天下官吏，洪武十五年（1382年）的“空印案”，洪武十八年（1385年）的“郭桓案”。其中，尤以“空印案”与“郭桓案”的规模最大，两案连坐被冤杀的人数达七八万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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