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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赏赐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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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正式薪俸,皇帝经常对官僚行赏。“赏赐”也是官贵的一种经济回报。本节以汉代为例,讨论赏赐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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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朝的赏赐数量巨大,赏赐内容包括金钱、缯帛、器物、酒肉、奴婢、住宅、车马、衣服等。西汉以黄金、钱币为主,东汉以布帛为主。西汉大将军霍光以废昌邑王、立汉宣帝之功,获赏黄金7000斤、钱6000千万,相当于大将军180年的俸禄总和。汉宣帝时,颍川太守黄霸获赐黄金百斤,荆州刺史召信臣获赐黄金40斤,相当于他们5年多的俸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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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把汉代的赏赐看成一种“厚禄养廉制度”。我们则觉得,还是把赏赐与正式薪俸区分开来为好,不宜等量齐观。韦伯指出:“以往的家长制秩序是以个人的知恩图报为基础的,因而家长制统治者恰恰是以‘因人而宜’的方式,根据具体、个别的事例来论功行赏。”(65)“赏赐”使君臣关系蒙上了“个人化”或“家臣”意味。若法外施恩的赏赐占到了官员收入的较大部分,官员便会认为,他的生计取决于皇帝的个人爱恶,而不是正常公职服务。皇帝要的就是这个,以此来强化官僚对他的个人性依附。赏赐的巨大数额,意味着其时皇帝仍以“私属”视臣下,以“私恩”待臣下。而且那些赏赐,确实也不是出自国库,而是出自少府,是从皇帝自己钱包里掏出来的私房钱(66)。还有一点也很值得注意:秦汉正式薪俸的形态相当简洁,钱币辅以谷物而已;赏赐却形态繁多,吃的、穿的、用的、花的、住的、乘坐的、役使的都有,直到葬礼用的丧器,是很“生活化”的,不妨说是“家长式”的,很像爹妈给儿女的恩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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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有固定化的春赐和腊赐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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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春之日,遣使者赐文官司徒、司空帛三十匹,九卿十五匹;武官太尉、大将军各六十匹,执金吾、诸校尉各三十匹。武官倍于文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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腊赐,大将军、三公钱各二十万,牛肉二百斤,粳米二百斛。特进侯十五万,卿十万,尚书三万,侍中、将、大夫各二万,千石、六百石,各七千;虎贲、羽林郎二人共三千(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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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尉、大将军的春赐帛60匹,姑以帛一匹值500钱来计算(68),约合3万钱。谷价一般是一斛100钱,3万钱能买谷300斛。又三公腊赐20万钱(一说30万钱),可以买谷2000斛。粳米200斛,折为粟米约333斛。则仅此数项折为粟米,就达到了2633斛。而东汉三公的月俸是350斛。那么太尉、大将军的春赐和腊赐所得,相当于他们7个半月的俸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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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春赐和腊赐数额巨大,定期进行,覆盖广泛,已变成官员的一种固定收入了。兹将东汉春赐和腊赐的帛、米折算为钱,与赐钱一并计算,并把东汉相关月俸折算为钱,与赏赐加以比较。请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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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表首先显示,官位越高,赏赐的比重越大。高级官僚得到了皇帝“私恩”的最大眷顾。低级官吏所沾溉的皇帝“私恩”较少,从这个角度看,他们的“公共性”就强得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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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而很有意思的是,还能看到赏赐与秩级不完全成正比。因春赐“武官倍于文官”,所以大将军、太尉的赐帛比司徒、司空多一倍。执金吾是列卿之一,但赐帛比其他列卿多一倍,可知执金吾是被看成武官的。曾有学者对廷尉是文官还是武官做过探讨,其实看看春赐就清楚了:廷尉没有加倍赐帛,所以此官是文官。可见赏赐等级与俸禄等级之不一致,还有职类因素在起作用。为便观览,我们把不同职类区分开来,再次将腊赐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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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军官、特进侯、行政官、机要官、郎从官等不同职类,其赏赐各成级差的情况,就更清楚了。就腊赐看来,尚书令是千石之官,其赏赐却高于比二千石的侍中、郎将;六百石的尚书仆射、尚书赏赐达3万钱,其他六百石官的赏赐就只有7000钱而已。显然,机要之官偏高,作为散官的郎从官偏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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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我们知道,赏赐等级与秩级并不重合,它揭示了汉代等级秩序的另一些细微之处。又如汉惠帝即位后的一次赏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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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郎、郎中满六岁爵三级,四岁二级。外郎满六岁二级。中郎不满一岁一级。外郎不满二岁赐钱万。宦官尚食比郎中。谒者、执楯、执戟、武士、驺比外郎。太子御骖乘赐爵五大夫,舍人满五岁二级。赐给丧事者,二千石钱二万,六百石以上万,五百石、二百石以下至佐史五千。视作斥上者,将军四十金,二千石二十金,六百石以上六金,五百石以下至佐史二金(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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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赏赐是为了老爹刘邦的丧事,汉惠帝对中郎到舍人之官,不赏钱而只晋爵,因为他们属于“宦皇帝”或“郎从官”系统,当时没有秩级。对给丧事和“视作斥上”的官吏的赏赐数量,与秩级仍不一致。将军40金而二千石20金,将军加倍,也是优待武官的意思。就是说,这次赏赐也显示了文官、武官、郎从官各成系统、各为职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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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的春赐与腊赐已规范化了,多少已由“私”而“公”了,与随机、随意的赏赐不尽相同,不妨视为岗位津贴。“赏赐规范化”是官僚政治的进步推动的,然而它依旧保留了“赏赐”的形式。汉廷的武官重于文官,机要官重于行政官,行政官又重于郎从官,这些情况在秩级上一下子看不清,赏赐却提供了更多的等级信息。在观察各朝赏赐之时,也应尽力发掘出更多的等级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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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唐朝,“会赐是官员的一种与俸禄并行的重要待遇……是一种表示官僚等级身份的重要待遇”(70)。唐朝的赏赐有会赐和别敕赐两种,二者都按本品给(71),这就是所当注意的。东汉赏赐依职位给,是“岗位津贴”;唐代赏赐却按本品给,大有“身份津贴”的味道。进而,唐朝的赏赐也不全依官品:“若别赐物,中书门下官正三品准二品,四品准三品,五品准四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并同中书门下正三品。”(72)可见,中书、门下官在赏赐时得到了特殊待遇。又,唐朝的外命妇即官员的母妻,也是赏赐对象,能按其子其夫的品级获得赏赐,分一杯羹。这再度强化了本节的前述论断:较之正俸,赏赐具有更浓厚的身份色彩、家长制色彩。汉代的俸禄出自国库,赏赐主要出自少府,而唐朝也有类似之处:官员的禄米出自太仓,归司农寺太仓署令管(73);官员所赐绢及杂彩、金银器等,却出自内府局中藏,归内府令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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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灰黑收入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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