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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品位性官号：衍生于宫廷官职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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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节对品位分析的方法做了一般性探讨，下面再回到史实层面来。对品位序列，我们已做了很多阐述；下文两节，用于简介品位性官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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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在现代组织之中，设置“虚职”以安排人员的做法，也在所难免。一部调侃官场的诙谐小书谈到，大公司的上层，往往存在着一群有职无权者。例如某个著名家用电器制造公司，副董事长竟有23位之多。作者的感想是：“设一些虚职，晋升一部分人到‘弼马温’式的职位上去，可以使真正有能力而且工作效率高的职员不受那些瞎指挥一气者的干扰。”(17)现代组织中的“虚职”现象，只是权宜之计，若跟中国古代相比，望尘莫及。有职无事或有官无职的现象，在中国官场中是家常便饭。本书使用“品位—职位”视角，由此“品位性官号”的问题，就成了官阶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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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中国古代的品位性官号，可以看到历史前后期存在着一些差异。最明显的差异之一，就是历史早期的品位性官号，大多出自宫廷官的职类，与“宦皇帝”相关。非宫廷官职类的品位性官号，则在唐宋大行其道。本节叙述来自宫廷官的品位性官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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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夫、郎官 秦汉的大夫、郎官，属“宦皇帝者”职类。秦汉大夫，源于战国时的那些无官守的列大夫、散大夫。例如，齐国稷下学宫中有列大夫，受禄但不任职；《管子·山至数》提到了“散大夫”。楚汉相争时，“列大夫”仍被用为爵位。汉初有中大夫，“中”就是居于禁中而“宦皇帝”的意思。从中大夫一制，衍生出了光禄大夫、太中大夫、中散大夫、谏议大夫等。大夫虽然没有日常行政，但有议政之责，还经常受任出使。郎官发端于周朝的士庶子制度。郎官要承担宿卫，也要常被委派以各种随机差使，如出使、监军、吊丧、监造等。郎官可以选补吏职，由此郎署变成了一个仕途中转站。举孝廉者照例做郎官。大夫与郎官都有“储才待用”的意思，其秩级高下，构成了他们的任官资格高下，所以二者都是品位性官职。对此前面已有过不少叙述，不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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侍从与东西省散官 汉代的侍中、常侍、给事中是加官，加此名号，就可以进入禁中奉侍皇帝，由此就获得了政治机遇。曹魏以降，侍中、散骑常侍成了显赫的加号，不用真的入宫侍从。魏明帝又在门下设置散骑常侍、散骑侍郎，任以名士，士人必须经历散骑，然后才能出据州郡。由此成了仕途要职，得到权贵子弟之青睐。此后散骑常侍、侍郎又各有了正员、员外和通直之分，凡六散骑。“于时公族务在闲任，故置外位也”(18)，散骑之官资望清贵，又事任清闲，显然是品位性官职。门下的散骑常侍、散骑侍郎、黄门侍郎、给事中等官，变成了起家之选和迁转阶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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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朝时，散骑常侍、散骑侍郎、给事中、奉朝请、驸马都尉一批散官，组成了“东省”；骁骑将军、游击将军、左右中郎将、前后左右军将军、屯骑·步兵·射声·越骑·长水五校尉、虎贲中郎将、冗从仆射、羽林监、积射将军、强弩将军、殿中将军、员外殿中将军、殿中司马督、武卫将军，武骑常侍等十几种武职散官，组成了“西省”。东西二省之官，是从宫廷侍卫、侍从衍生出来的。所谓东省、西省，本是他们的宫中值宿之所(19)。东西省官，有宫中值宿之责，并承担各种临时差使。北齐的东西省官曾达三千人，还曾采用考试的办法来选拔。东西省的值宿与候选功能，与汉代郎署相似。郎署在魏晋以下萎缩了，郎署的地位与功能，由东西省取而代之。很多学者在向前追溯唐代散阶的起源时，由于不了解东西省，而直接跳到汉代的大夫与郎官，这是很大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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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宫官号 汉代太子宫(20)中的侍从，有洗马、庶子、舍人等。庶子比四百石，职比中郎，而中郎比六百石；舍人比二百石，职比郎中，而郎中比三百石。也就是说，太子从官是比照皇帝的从官而设的，但秩级低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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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时，太子的东宫官属，地位明显上升。曹操以曹丕为继承人，随后就有一批名士，被罗致于曹丕的幕府之中。东宫之重，以此为始。西晋的东宫，已是士人荟萃之地、迁调晋身之阶了，官属的员额、清望都有较大提高。太子师傅增至6人，往往以诸公居之。洗马、庶子、舍人多达36人，遴选名士担任。此期太子庶子五品，太子舍人六品，而郎中只有八品，比之汉代，东宫从官与郎官的相对地位，反转过来了。此后士人皆以“振缨承华”、“参务承华”为荣（“承华”是东宫代称(21)）。西晋规定，士人要先做东宫官，然后才能做尚书郎(22)。以东宫师傅为重臣荣衔，以东宫官属为起家途径的制度，由此形成。所以二者都是品位性官号。据统计，汉代太子师傅以下官职，只有13个。而曹魏、晋有20个，宋有22个，梁陈有23个，北魏有22个，北齐陡增至57个(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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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到唐初东宫官的特殊地位，与此期皇帝扶植皇族以对抗门阀的政治意图，是直接相关的。这一波的政治矛盾过去之后，便留下了一个制度遗产：“加宫衔”。唐前期的东宫，仍精选名士为之，极为清望。“贞观已还，师傅皆宰相兼领，其余宫僚，亦甚重焉”，以致中书令马周有这样的感叹：“恨吾资品妄高，不得历此官（指太子司议郎）！”(24)但在此后，东宫官就逐渐“非实体化”了，太子詹事、太子仆及左右春坊的洗马、庶子、舍人等，逐渐成为闲职，任其职者未必入宫；甚至成了地方长官、上佐，藩镇衙将、使职僚佐，以及翰林学士的加号(25)。加东宫官衔。成了一种重要的等级管理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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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的东宫及亲王府官属，大为萎缩。司马光、朱熹都曾呼吁给太子多置官属，然而朝廷置若罔闻(26)。太子师傅及宾客，一般是宰执的兼职；太子詹事、庶子、谕德、侍读、侍讲、舍人等，则用作加号。明朝的东宫僚属不单授，只用作兼官、赠官。“盖祖宗朝，凡宫僚俱以大臣兼领，无专拜者。”(27)东宫的詹事府、春坊、司经局之官，在隆庆以后成为翰林词臣的迁转之阶，二者互兼。清朝承用了加宫衔的制度。1661年，曾国藩以署理两江总督加太子少保；1864年破天京，加太子太傅。其弟曾国荃跟着沾光，获赏太子少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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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官 太子有侍从，而皇子之封王者，其封国中也有国官。汉代王国设有中大夫、郎官，其秩级低于天子之大夫、郎官。汉初，王国官不得仕京师，王国人不得宿卫。皇帝还不止一次打击王国宾客。所以自王国出仕，仕途并不宽敞。魏晋以下情况一变，国官地位明显上升。晋朝诸王的师、友、文学，都是清望之官。时人有言：“非但东宫，历观诸王师、友、文学，皆豪族力能得者。”(28)西晋一朝，许多高门子弟都由诸王文学、常侍起家(29)。“朝廷允许国王和五等爵各自选用官属，就是安置中下级士族的一个方法。”(30)诸王若加军号，就可以开府，这样除了王国官之外，就另有了一套由长史、司马、参军等组成的军府僚佐，是为“国府官”。唐初部分国官、国府官曾被列在“视品”，表明当时的朝廷已把这些官职视为“另类”了。学者就《唐六典》进行统计，唐代东宫官吏多达303种、2738人，亲王府官吏也达66种、1040人（其中包括吏员）。至唐中期，“王官益轻而员亦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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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士 在汉朝的“宦皇帝者”中，由儒生担任的大夫、议郎及博士，与后代的学士制度，约略可比。典型的学士制度在南朝开始形成。“学士”本是内廷供奉，后来从中发展出了翰林学士院、内阁等机构，这时就不能仅以“宫廷官”视之了。但是同时，“学士”仍以其“文学侍从”性质，被用作加号、帖职，即用如品位，以提高资位。五代也有这种做法：以学士之衔，担任中央与地方要职。唐初李世民的秦王府中有文学馆，杜如晦、房玄龄等18人各以本官兼其学士。唐朝的翰林学士“皆以他官充”，有的负责起草制诰，也有的不作文书，仅仅“备顾问、参侍行幸而已”(31)。这类翰林学士，职能意味淡化，品位意味变浓。宋朝的翰林学士包括三个部分，“知制诰”者，不“知制诰”者，以翰林学士别领（或知、管勾）省府职位者(32)。最后一种等于加衔，所谓领、知、管勾，只用来标榜“以内领外”。本有朝职、但又兼三馆及诸殿阁学士，则为“帖职”。“帖职，即以他官兼三馆及殿阁学士等职名之谓。”(33)三馆，就是昭文馆、史馆与集贤馆，各有学士；殿阁学士，有观文殿大学士、观文殿学士、资政殿大学士、资政殿学士、端明殿学士、龙图阁学士、龙图阁待制、龙图阁直学士、天章阁学士、天章阁待制、宝文阁学士、宝文阁直学士、宝文阁待制等。这些学士虽称“帖职”，其实另有本官及差遣，“贴职”主要是一种衔号与身份。还有这样的制度：任馆职一年，即出补内外任使。宋朝“名臣贤相出于馆阁者十常八九”，馆阁也算是一个仕途枢纽了。清后期的大学士，竟可以终年不至内阁，近于元老荣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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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品位性官号：衍生于非宫廷官职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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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再来看从非宫廷官职类衍生的品位性官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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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秦汉丞相，东汉三公，都是实实在在的宰相，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至魏晋以来，中书、尚书之官始真为宰相，而三公遂为具员。”(34)随三省兴起，“公”开始变成具员、虚衔。太师、太傅、太保号称“三师”，太尉、司徒、司空号称“三公”，大司马、大将军号称“二大”。除大将军之外，司徒在魏晋略有选举之责，其余都属元老荣号。三师三公高居一品，作为宰相的三省长官却只是三品官，品位性官职高于职能性官职，这样的安排，与秦汉很不一样。南朝的三公又用作皇子的加号，有年方8岁的毛孩子就当了司徒的(35)。北齐后主时，还同时任命几个三公。隋朝取消了三公的官署及属僚，使之变成了光杆司令。史传所见，唐朝得到三师之衔者计14人，得到三公之衔者计65人，主要是亲王、宰相与藩镇(36)。宋朝把三公三师，用作宰相、亲王、使相之加官。宋徽宗罢太尉、司徒、司空，以太师、太傅、太保为三公，使之成为真宰相，只是一时之制。明清以太师、太傅、太保为三公，少师、少傅、少保为三孤，皆荣衔，但很难得到，往往是在死后，以赠官形式给予之。元朝也拿宰相名号做品位来用。如中书令、平章军国重事、录军国重事，大抵只是虚衔；真正的相衔丞相、平章、左右丞、参政，也大量地被用于赏功、加官(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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冗散化的掾属、僚佐 公府掾属、州府掾属及军府僚佐等，在魏晋南朝时，很大一部分冗散化了，并随府主高下而形成了繁杂等级。大大小小的府中充斥着各色掾属、僚佐，成了一道时代的风景线。西晋“虚立军府，动有百数”；南朝的王公僚佐十分悠闲，“不拘年限，去留随意。在府之日，唯宾游宴赏，时复修参，更无余事”(38)，只是挂个虚名，弄一个出身而已。掾属、僚佐的数量与品级，既是府主的权势标志，也是士人的晋身之阶。在唐初，连勋官也可以开府，设有长史、司马、参军等府官，是为“勋府”。隋至唐初，公府掾属被废罢。州郡掾属、勋府僚佐都列在“视品”，后来也被废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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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外官 唐朝有员外官。所谓“员外”，就是在正官员额之外。本来，唐朝维系员数、控制超编的规定，是相当严厉的。内外百司，杂任以上各有员数，署置过限及不应置而置者，一人杖责一百，三人加一等，十人就要处徒刑二年。然而唐中宗始，在正官之外大置员外官，京师及诸州凡二千余人；宦官超迁七品以上员外官的，又将千余人。李峤主持吏部时，曲行私惠，奏置员外官数千人。员外官后来不厘务了，但仍给正员官的半俸。后来甚至衍生出了“员外同正员”这样的官称。“员外同正员”高于“员外”，但低于正员。天宝十四载（755年），两京九品以上官每月加俸十分之二，其时“同正员”也跟着加俸，加了十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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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官 唐代试官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指试任，其官“未为正命”，不算正式任命的正员官，只以较低名位承担部分职责。武则天大置试官以收人心，其好处是破格用人，但也造成了“品秩贸乱”。第二种试官近于衔号，通常是外官的带职(39)。唐后期的试官，据朱溢君的归纳，有试卿监官、秘书省官、东宫官、王府官；试武官，如十六卫及东宫率府；试地方官，如刺史、别驾、长史等。这时的试官只是一个加衔。试中央职事官的人，往往身处藩镇或三司派出机构之中，不可能同时履行中央职务。试官无俸，也不能门荫，但有选官资格，主要用于标示位望和计算官资(40)。宋初也有试官，称“试衔”或“试秩”。宋神宗元丰改制时，试官被废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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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校官 唐宋大量使用“检校”的官号。唐前期的检校官有实际职守，其定义是“内外官敕令摄他司事，皆为检校”。唐后期检校官则已阶官化了。所“检校”的，一般都是昔日的中央清望官，如三师三公、部分尚书省官、散骑常侍、东宫官、国子祭酒和卿监官等，偶尔还有侍中和御史台官。诗人杜甫称“杜工部”，就是因为在他担任剑南西川节度参谋时，有一个“检校尚书工部员外郎”之衔。当然这只是一个品位(41)。在唐朝的基础上，宋朝形成了19级的检校官序列：检校太师、太尉、太傅、太保、司徒、司空、左仆射、右仆射、吏部尚书、兵部尚书、户部尚书、刑部尚书、礼部尚书、工部尚书、左散骑常侍、右散骑常侍、太子宾客、国子祭酒、水部员外郎(42)。诗人苏东坡被贬到黄州时，检校水部员外郎。宋神宗元丰改制时，仆射以下的检校官被废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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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衔 “加宪衔”，就是把御史台的官号用作加衔。宪衔共5级：御史大夫、御史中丞、侍御史、殿中侍御史、监察御史。唐朝开元以后，往往通过“兼”的形式，把宪衔授给藩镇长官、幕职僚佐、军队将领等官员。宪衔具有阶官的功能，在升迁改转中发挥作用，并影响官员在朝廷上的班位(43)。例如一位叫高瑀的，其官衔是“支度副使、检校司封郎中、兼侍御史”，支度副使是使职，检校司封郎中是检校官，兼侍御史就是宪衔。宪衔最初为文武通用，到了宋初，变成了武官的专用加衔。凡武臣内职、军职及刺史以上，都带检校官、兼宪衔。宋神宗元丰改制时，宪衔被废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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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试官 唐朝还有一种“散试官”。李锦绣先生认为，“散试官”就是试散官，是一种虚衔：“唐后期处于唐宋官制的转型期，散试官正是官制上结合旧制适应后期政治的一种创造……就增设官种以供赏赐、保证流内官不致于太滥的作用而言，散试官达到了它的目的。”(44)唐后期的散官，差不多就是虚衔了，那么“试散官”，就可以说是虚中之虚。陈志坚则认为，“散试官”就是散官加试官，二者都是虚衔；但试官是阶官，必须依附于使职差遣，散试官则单独授予，拥有者没有任何职务，只能用作一种出身。唐后期大量的散试官，形成了一个介于平民和官员之间的散试官阶层(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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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亲勒留之官 汉朝不允许以年幼为由，而不上任就职(46)，唐朝却可以。唐肃宗、代宗之时，出现了“勒留官”。“勒留”的意思，是留居而不赴任，主要是外官被勒留京师而不赴外任，有因敕勒留、因亲勒留两种情况。因敕勒留，是出于行政需要；因亲勒留，就是一种恩惠了。例如方镇子孙，按“宰相节度使幼小子弟恩例一官不之任”的规定，可以有一人以年未十三或十五为由，而享受勒留待遇。勒留官已被任命却没赴任，那么，其未赴任的职位就需要由人暂摄，料钱采用八二分成之法，勒留官拿八成，摄判之官拿二成。这个孩子由此白得了一份俸禄和一个官资，而那个州县官职变成了他的寄禄官。江淮州县官俸丰厚，被勒留官占有的官职也特别多。江西道的官员有大半勒留京师，造成了两税、度支钱米无人送纳，地方官只好请求保留5个不勒留的职位(47)。朱溢认为，由于勒留官有俸，其对州县官之阶官化的推动，比无俸的试官更为强劲(48)。宋朝吏人应出职而不出职，继续留任；或品官已有差遣，而主司要其留于本任，仍称“勒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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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差官 宋朝大量使用“添差官”，这是正任之外的非正任差遣。“添差”又分厘务和不厘务两类，前者可以参与公务，龚延明先生云其“许其有限度地干预政事”(49)。他们一般担任三省之外的各官府掾属或场务监临官，有俸禄而无职田，请给、人从、驿券只有正任官的一半；因属外任，还有多种补贴(50)。这个名目是宋神宗时出现的，往往任用宗室、随龙人（皇帝为亲王时的旧臣）、归明人（外族归顺者）。南宋为了解决官员的“就业”问题，添差官的设置日益增多，成为冗官的根源之一。在某些地方，添差官甚至数倍于正官。添差官缺约占官员总数的1/4，缓解了冗官待阙的矛盾(51)，但也带来了沉重的财政负担，并对地方行政造成滋扰(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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