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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封爵的身份功能及其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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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江龙君指出：“爵位作为一种古老的位阶，其超常稳定性是任何官阶都不能比拟的。”(108)数千年来，“爵”一直发挥着特别的身份作用。直到近年，还有专家主张恢复“爵位制”，用以激励公民的荣誉感呢(109)。可见“爵”的影响之大，到今天还有余波。“爵”是一个敏感的风向标，历代封爵的样式、待遇与规则的变化，直接反映了统治者在安排等级身份时的策略变化、品位结构的特性变化，进而是官僚群体身份性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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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认为中国社会是“官本位”的，从总体上说确是如此。然而具体说来，“官”与“爵”又不一样。“官”首先是一份职责或一个职位，是行政性的；“爵”却是一种身份性位阶，一种社会性等级，具有浓厚的贵族色彩。欧洲的五等爵与骑士，就曾是中世纪社会的支柱性等级；至于所谓“官僚制的统治”，在欧洲是近代以来的事情。那么，“爵本位”与“官本位”两个概念的建立，势在必行。“爵本位”与“官本位”的基本区别，是什么呢？简单地说，“爵本位”是贵族性、世袭性、封闭性的，“官本位”则是行政性、功绩制、流动性的。这两个概念，使“爵”与“官”的关系，成为中国官阶史上的一条特别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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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视角中，中国古代的品位结构，曾经历过一个从“爵本位”到“爵—秩体制”，再由“爵—秩体制”到“官本位”的变迁。“爵—秩体制”的问题，在第七章讨论“一元化多序列的复式间架”的形成时，已经涉及，不过是从位阶的结构样式入手的。本节从“身份”的角度，继续讨论。其主要分析方法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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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观察权责、薪俸、资格、特权与礼遇等品位要素，在爵级上的配置变化，即品秩效力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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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分析爵级与其他位阶的间架关系，即相互间的关联与搭配样式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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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评价获得爵级的开放与封闭程度，保有爵位的变动与稳定程度，爵制本身的简单与复杂程度等等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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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观察爵级是否用于标志特殊身份群体。这时皇族之封与官僚之封可以分别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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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爵”的演生，有“职”与“人”的两个来源。商朝出现了“爵”的萌芽形态。若干爵号来自职位，如侯、甸、男、卫等；同时商爵也用人称，伯、子、男即是。看来，商爵中的家族之称与职事之称，平分秋色。有学者认为，商朝的爵号没有明显的等级之别(110)。周朝的五等爵称就不同了，除“侯”之外，公、伯、子、男四号，都属人称或人之尊称，占到了4/5。又，“妇”为妇人之称，而“妇好”之“妇”，学者认为也是一个爵号(111)。商爵来自职称的稍多一些，周朝的爵号则明显以人称居多。“五等爵，除侯以外，公、伯、子、男原来都是家族称谓。这样，等级起源于血缘关系亦可证明”(112)。这一点，连太平天国的洪仁玕都注意到了：“盖公、侯、伯、子、男等字是家人儿子之称，以之名官，实属糊混不雅之至。”(113)此外公、卿、大夫、士这个“内爵”序列，大抵也都来自人称。爵称来自人称，显示了周爵浓厚的宗法性。爵位由嫡长子继承，取决于宗法身份；爵级与家族权势相应，是贵族权势的政治等级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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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朝的等级待遇，主要配置在爵级之上，依天子、诸侯、大夫、士而定，而不是配置在职位之上。《管子》说“度爵而制服”，《周礼》说“其宫室、车旗、衣服、礼仪，各视其命之数”；又孟子说“朝廷莫如爵”，却没说“朝廷莫如职”(114)。卿大夫的“家”即私人领地，其大者有“百乘之家”、“千乘之家”之称。这种“家”有复杂的内部组织，简直就是一个国中之国。士有禄田，有“士田十万”的记载。若依张政烺先生之说，以“十万”为千亩(115)，且以亩产两石计，则其收益可达二千石之多，不亚于秦汉郡守的岁入。总之，周爵是标示贵族身份的位阶，也是社会等级与阶级的主要尺度。是为“爵本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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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秦汉，爵制的功能与性质开始发生变化。秦汉二十等军功爵与封爵的特点，是身份制与功绩制的二重性。封爵一以封宗室、一以褒功臣，就是其二重性的一个体现。至于二十等爵，是依军功而授予的，所以具有革命性意义，“封建制度的君子小人分野取消了，万民同站在一条起跑线上，凭藉个人在战场上的表现缔造自己的身份地位”(116)。但与此同时，二十等爵依然保留了“爵”的形态，可以承袭，并浸润散发着贵族式的荣耀与声望。朝廷通过向吏民赐爵，构造了一套身份体系。如西嶋定生所云：“国家权力作为每个有爵者在社会生活中的特权而显现出来。”(117)国家权力通过爵号而塑造了社会等级秩序，作为政权支柱的军功阶层以军爵为身份标识，受封者获得的是一种“准贵族”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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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田宅、赎罪、免役，甚至是否能戴“刘氏冠”，坟头上可以种几棵树，都依爵而定。侯爵可以食县、食乡、食亭或食若干户。大者有“万户侯”，小者也有封几百户的。司马迁说：“封者食租税，岁率户二百，千户之君则二十万。”(118)以此计算，丞相公孙弘为平津侯的食邑650户，其年收入约13万钱，相当于他两个多月的薪俸收入。而万户侯将有200万的年收入。九卿张延寿食邑13640户，“租入岁千余万”，平均每户年交700余钱，相当于九卿40多年的薪俸(119)。可见爵的收益非常巨大。朱绍侯先生云：“一级爵位竟有这么大的作用，显示出军功爵在当时确有非凡的价值。”(120)汉代附丽于爵级的利益，大于秩级，也大于后世，这是早期品位结构的一个重要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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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爵禄”虽是对功绩的报酬，但又采用了“身份报酬”的形式。“爵禄”的丰厚程度，就是其身份性的浓厚程度。不过，秦汉的爵级不构成官资，不能依爵做官，与职位是疏离的。这与此前的周朝、此后的魏晋南北朝相比，都不相同。秦汉的另一种主干性位阶是秩级，它的性质是“吏禄”，即吏员的劳务报酬等级。秩级来源于周代的稍食，而稍食是胥吏的劳务报酬。由于这种历史的来源，秩级依然保持了职位分等的性格，官僚有职位才有秩级，有秩级才有薪俸，按劳取酬。爵级不能起家，跟周朝传统的传统有关：有爵就有土地人民，就是“君”；领取稍食的胥吏，是给“君”打工的。那么让有爵者补吏，等于是让贵族做厮役。所以由“吏”而封爵则可，由“爵”而补吏则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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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在秦汉等级秩序中，存在着互相疏离的两大块：一块是“爵”的领域，它给了获封者以优厚待遇和贵族式的荣耀；一块是“秩”的领域，其中的官僚特权比前朝、比后世都小得多。是为“爵—秩体制”。秩级显示了新兴官僚政治的蓬勃活力，而爵级则表现了功绩制与身份制的二重性。秦汉爵级的优厚待遇与强大身份功能，是周代贵族政治的余绪。这种“二元性”，是早期帝国的突出特征，也是秦汉爵制的特别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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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以下，爵制又发生了明显变化。第一，在“周礼复古”思想的推动下，五等爵被再次起用了。在魏晋南朝，五等爵与汉爵并用，二者在等级上高下相接。在北朝，五等爵全面取代了汉爵。第二，封爵的传袭面扩大了，家族成员袭爵的人数与机会增多。第三，依爵起家制度出现了。晋朝的有封爵者，通例由员外散骑侍郎起家；北魏的五等爵，各有起家官品。唐朝的爵级，继续被用作叙阶条件。第四，因九品官品之诞生，五等爵与汉爵被纳入了一元化的官品框架之内，分布在九品官品之上，从而与官职、秩级及其他各种位阶一体化了。汉代“爵—秩体制”之“二元性”，由此淡化下去。第五，配置于爵级之上的若干权益，开始向官品扩散或转移了。因以上五点，此期爵制在品位结构中的地位，就与汉爵很不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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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五点变化，具有两个互相矛盾的意义：一方面有向周朝“爵本位”回归之势，一方面有从“爵—秩体制”向“官本位”进化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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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看第一个方面。依爵起家，看上去就有向周爵回归的意味。进而爵号承袭面的扩大，也有向周爵回归的意味。汉代封爵按制度可以绍封，但无子国除也很常见。《汉书》各个功臣年表所见袭爵之事，多不过一二世。而魏晋废除了无子国除之制，绍封继绝和支庶子弟的推恩授爵发达起来。封爵的传袭性大大强化。例如西晋的广陵公陈准，传爵直到他的七世孙陈茂先；江夏公卫瓘，传爵到第五代；一流门阀王、谢两家，历经王朝更迭而国祚不绝(121)。传封、回授之法，使封授对象由个人变成了家族（参看本书第九章第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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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魏晋之交，司马氏大封五等爵，“五等之封，皆录旧勋”，封授对象都是开国功臣或其子孙后嗣。公侯伯子男五百余国，构成了一个庞大而封闭的既得利益集团。五等封爵“例受茅土”，诸侯无论“之国”与否，都与封国中的臣民形成了名义上的君臣关系。日人越智重明认为，魏晋以来“封爵是保证政治特权的第一位因素”(122)。“第一位因素”的说法略嫌过分，士族权势主要还是在通过世代居官实现的，袭爵只是因素之一，但不是全部。但这话也不是全无道理。范文澜先生云：大封国王和五等爵的目的，就是造成一个皇族势力和一个士族势力“合力来拥戴帝室”(123)。封爵的扩张还与部落贵族的权势相关。北魏孝文帝时，自公侯以下直到选臣，冗散无事至有万数。对居官的和暂无官职的部落贵族，封爵是维系其身份的主要形式之一。总的看来，此期皇帝一方面大封宗王，赋予了宗室重大政治权力；一方面通过五等爵，强化了士族与部落贵族的权势家族传承。也就是说，封爵变成了特殊群体的身份标志，用以强化“效忠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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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第二个方面，即由“爵—秩体制”向“官本位”的进化。汉代的品位结构是爵、秩分离，而中古的品位结构中，爵级却与官品一体化了，在九品官品的框架中，“爵”与职位、勋官、阶官等建立了整齐的对应关系。“爵”与“品”所承载的品秩要素，开始发生“对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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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秩级可以任子，但爵级不能起家，那么两晋南北朝能依爵起家了，意味着起家资格从秩级向爵级的扩散。很多待遇，又开始由爵级向品级扩散。例如：秦汉的爵级可以“名田宅”，秩级不能授田；爵级可以减刑，秩级不能减刑。而西晋之时，官僚依官品高低占田；南北朝以来，官僚依官品高低减刑。又如谥号，汉朝沿用“生无爵，死无谥”的古礼，爵在列侯才给谥号；魏晋谥号逐渐向官职转移，开始依官给谥；到了唐朝，给谥依官品而定，职事官三品以上、散官二品以上都给谥号(124)。又如冕服，汉承古礼，王侯、公卿才能服冕——这时是用“公卿”比拟周爵的；而北周四命（相当六品）以上官员都可以服冕，唐朝五品以上官员都可以服冕，服冕资格转而以官品为差(125)。由此，“爵”与各种位阶的可比性增大了，同质性也增大了，都可以起家，都可以占田或授田，都可以减刑，都可以请谥，都可以服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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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所配置的品秩要素，在“爵”与“品”之间发生“对流”，“爵”与行政级别建立了直接关联，二者通过品秩要素链接起来了。魏晋南北朝的“爵”与中正品、军号、散官、勋官等，一同被纳入官品框架之内，不再像秦汉的“爵”与“秩”那样双峰对峙、相互疏离了。在北朝隋唐间，随官僚政治蓬勃复兴，“爵”开始更多表现为一种官僚激励手段，其标志特殊群体的功能，开始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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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言之，在政治上，中古爵制的身份性依然很强，拥有爵位者是一个特殊身份群体；然而在制度上，“爵—秩体制”又已进化为“官本位”，被纳入官僚等级管理的范畴之内。周朝的“爵本位”，是以“爵”为本的，也就是以凝固不变的贵族身份为本的；魏晋以下的“官本位”，是以“官”为本的，也就是以变动不居的行政级别为本的。秦汉“爵—秩体制”，则是二者之间的过渡形态。“官本位”体制，因九品官品的产生，而在魏晋初步形成，并在唐宋进入了成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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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封爵6级9等：亲王、郡王、国公、开国郡公、开国县公、开国县侯、开国县伯、开国县子、开国县男。凭借封爵，可以领受永业田10000亩至500亩，食邑10000户至300户。始于北魏的虚封、实封两分之制，继续发展。唐爵的食邑往往只是虚封，只有“实封”的部分才可以“分食诸郡”，享有租税。“实封”最初由封家征收，后来改为由太府寺支付，从而断绝了封家对封户的骚扰。官僚的爵位世袭特权大大萎缩了，封爵往往止于其身；宗室虽然袭封如故，但“茅土食邑多为虚名”。马端临有一个比较：“诸侯王与列侯，皆以其嫡子嫡孙世袭。其所受之封爵，自非有罪者与无后者，则爵不夺而国不除，此法汉以来未之有改也。至唐，则臣下之封公侯者，始止其身，而无以子袭封者，然亲王则子孙袭封如故，虽所谓茅土食邑多为虚名……”(126)从朝位看，爵位也是从属于官品的。“凡文武百僚之班序，官同者先爵，爵同者先齿。”(127)“官同者先爵”，意味着“官”先于“爵”，职事官品是决定朝位的第一标准，“爵”排在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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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宋的爵级一度12等，比唐朝为繁。宋神宗时变成了9等。封爵、食邑、食实封，都看不到子孙世袭的正式规定。宋朝虽然恩荫颇滥，荫补却不依爵级。宋真宗时孙何、杨亿曾向朝廷呼吁，给五等爵拥有者的子弟以荫补资格(128)，但宋真宗置若罔闻(129)。唐朝可以依爵叙阶，宋朝却不能依爵恩荫，看上去截然不同，我们却认为二者也有相通的地方。因为第一，唐朝爵级的身份性比前朝大为下降，对官僚来说只是其荣衔之一，多种激励手段之一；第二，应特别注意唐朝有“回充”之制，即在官僚进阶行将进入三品或五品范围之时，须把多余的阶品改为爵号或勋官，而这就反映了爵、勋、阶是可以互相换算、互相转化的，爵级跟品级、跟其他位阶是内在相通的，而不是截然不同。所以，宋朝不用爵级恩荫，只是“官本位”的进一步完善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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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僚封爵的经济待遇也在下降。在均田制瓦解后，以爵授田之制早已不存。宋朝封爵的封户自10000户到200户，仍然是虚封，只是一种名义上的等级。“食实封”的户数才有意义，但也不过是每户每月折钱25文，随官俸发给(130)，如此而已。爵级的经济待遇、世袭待遇和叙阶待遇在下降或消失，同时封爵又在趋滥：随着职位的晋升，以及遇明堂恩、郊祀礼或新帝即位加恩，官僚们依照《司封格》而不断晋爵(131)。文官少监、少卿以上，武官诸司副使、宗室率府副率以上，内职崇班以上，勋官上柱国以上，皆有封爵；丞、郎、学士、刺史、大将军、诸司使以上，则有实封。元丰改制之后，则是正六品的奉直大夫以上即有封爵。宋徽宗以后，还有异姓而封郡王的。滥授的做法，显然增大了爵级的流动性，降低爵级的身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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