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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官阶制度引论 [:170307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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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文—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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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武是中国官僚最基本的职类区分，文武之别也是王朝位阶的基本结构。现代社会中军人自成系统、自有军衔，与政府文官的级别无关。传统中国的文职与军职则使用同一品级，当然有时候也各有位阶。文官、武官可以互相迁转，当然有时候文资、武资就不能互换。文阶与武阶的各自样式与相互关系，也发生过很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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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从政治上看，“文—武”就不仅仅是个职类问题，而关涉到政治体制与形态了。斯巴达人从小接受军事教育，否则不能获得公民权，所以“斯巴达人的一生就是军人的一生”(56)。欧洲中世纪有一个骑士阶层，他们认为打仗“是一种乐趣，也是要求骑士去追求的一种荣誉”，“和平时期找不到乐趣可言”(57)。对于中世纪人，“骑士制度统治世界这一幻想浸润在他们的思想体系中”，“于是历史被缩减为君主的荣誉与骑士的美德的展示”(58)。这与中国“文士”恰成对比，中国历史经常被缩减为皇帝仁爱和士人德才的历史。甚至“欧洲骑士与美女的结合，在中国变成了才子佳人”(59)。利玛窦惊讶地看到，中国的官兵对“哲学家”们极为恭顺和服从(60)。日本的“武士”以“刀”为“武士之魂”，“刀”成了民族性格的象征物，武士教育的内容就是习武(61)。罗素遂言：“由于哲人的治理而产生的社会也和武人统治下产生的社会截然不同。中国和日本就是这种对比的实例。”(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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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莫卧儿帝国的官僚位阶，来自一种军事编制“曼沙达尔”（mansabdar），共33级，从指挥10人的“曼沙达尔”直到指挥万人的“曼沙达尔”(63)。这个制度的特点是“军队、贵族和民政合为一体”(64)，但文、武还是有区别的，军职的“曼沙达尔”封赐采邑，文职的“曼沙达尔”则领取薪俸(65)。俄罗斯的彼得一世定制，军职、文职、御前职各14品。军职明显优于文职，14品军职都有世袭贵族权，文职则8品以上才有世袭贵族权，9品以下没有。而且武职为社会所敬仰，文职为社会所蔑视(66)，跟中国历史后期的情况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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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文—武”之分，涉及了文人群体、文化活动、文化传统与军人群体、军事活动、军队组织的相互关系，及其与专制皇权的关系问题。这时须注意，职类、位阶与群体归属三者，不一定是对应的。文职与武职、文号与武号不等于文人与武人，文人可能出任武职、拥有武阶，武人也可能出任文职、拥有文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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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结局来看，中国官僚政治的典型形态是文官政治，是“重文轻武”的，相对于武人，士大夫占据了绝对优势。中国精英在自我定位和改造社会时所认可的暴力行为，在历史后期越来越少，日益倾向于和平与“文治”了(67)。但最初还不是完全那样。顾颉刚先生论周朝：“吾国古代之士，皆武士也。士为低级贵族，居于国中（即都城中），有统驭平民之权利，亦有执干戈以卫社稷之义务。”(68)周朝贵族的“六艺”教养之中，射、御两项就是军事技能。刘师培先生有《论古代人民以尚武立国》一文，认为周朝“士”乃军士，国子学习干戚之舞，选拔人才用射礼，由军官司马负责，学校、礼乐、选举、进士，都有浓厚的军事色彩(69)。周代品位，文武无别；士以上的贵族文武兼资，“允文允武”。公、卿、大夫、士等爵称，都来自人称，“文武无别”。春秋晋国的“六卿”，既是执政大臣，又是三军统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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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出现了文武分途，文官之长为相，武官之长为将(70)。汉代朝会，以“文东武西”分班，东列是丞相以下的文官，西列是诸侯与军吏。从冠服看，文官穿黑服，戴进贤冠；武职穿赤服，戴武冠。在秩级安排上，文官使用“正秩”，如二千石、千石、六百石、二百石；军官则被置于“比秩”，大将军以下营五部，部校尉比二千石，军司马比千石，军候比六百石，屯长比二百石。部、曲、屯3级编制的4种长官，都是“比秩”。文武官的分类管理，已相当清晰；文官转任武官、武官转任文官，则没有隔阂，可以互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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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朝在职类上“文武有别”，位阶样式上“武多于文”，源于“武”的品位安排居多。兹举五例。第一，二十等军功爵被用作整个社会的身份系统，文官也用军功爵维系身份。第二，辅政者用“将军”之衔做品位。如“某某将军领尚书事”。西汉霍光以后领尚书事者，凡22人次，其中有15人次，其本官是“将军”(71)。汉昭帝时霍光、金日磾、上官桀辅政，他们的位次高下，分别以“大将军”、“车骑将军”和“左将军”三衔标示。又三公之中，武职的太尉班位最高。第三，郎署是选官枢纽，举孝廉者要先做郎官，而郎官本是执戟宿卫的军士，“它给两汉仕进制度明显地蒙上了一层尚武的色彩”(72)。第四，东汉五校尉——屯骑、越骑、步兵、长水和射声校尉，逐渐“官显职闲”、有了荣衔的意味，往往用以优待宗室，甚至加给名儒(73)。第五，例行的春赐和腊赐，照例“武官倍文官”，赏赐比文官多一倍，参看本书第四章第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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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朝情况一变，面向文士的位阶开始占优：第一，中正品是面向士人的；第二，察举科目是面向士人的；第三，列于“清途”的各种散官，多是文职；第四，在“清浊”选例上，文职“清”而武职“浊”。以中正品为中心，形成了一套面向文化士族的品位安排，其背后是士族及其门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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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同时，军人的位阶也发达起来，上百号的“将军”组成了军阶。将军号发展为军阶的直接原因有二：一是战乱的推动，为奖酬将校激励杀敌，统治者普授“将军”、“郎将”，促使它们向军阶的演变；二是地方行政的军事化，镇守州郡者要加军号以重其威权。由此可知，军阶具有功绩制的来源和意义，服务于时局和军政需要，但不是用来优待门阀士族的。虽然文官也用军阶标志名位，但军阶没有明显的优待士人倾向。品位秩序中“门品”与军阶的分立，其背后是当时政治的二向性：士族政治与官僚政治的分立。“门品”与军阶的关系变迁，可以反映士族政治和官僚政治的关系变迁。士人以文阶为重，“但仕宦既进以后，又不论出身，文武官位可以更互为之。文人任武职史不绝书”(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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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朝以军功贵族为政权支柱，“武”的色彩就浓厚得多了。南朝“崇文”，官员若既有文号又有武号，则例以文号居前。有个叫杜幼文的，是四品的步兵校尉，却要求做五品之黄门侍郎，因为黄门侍郎比步兵校尉更为清贵。而北朝“尚武”，不以武号为卑。在官员兼有文号与武号时，北朝例以武号居前，比如把文号“大夫”放在武号“将军”之后。有个叫明亮的，原有一个文号员外散骑常侍，而魏明帝改授其为勇武将军。明亮受了南朝“重文轻武”风气的影响，不愿接受，说“勇武将军”官号太“浊”；而魏明帝将其驳回：“九流之内，人咸君子，虽文武号殊，佐治一也。卿何得独欲乖众，妄相清浊！”(75)南朝的秘书省官是最清贵的起家之官，被一流士族独占；而北魏不管这一套，若干“力曳牛却行”、“勇健不好文学”的武人，居然也被任命为秘书监、秘书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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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末周齐的战乱中，军功阶层再度崛起。朝廷在奖酬将士之时，往往在授予武号“将军”的同时，再授予一个文号“大夫”之类。这在北周发展为“双授”制度。比如，授予正八命上阶的骠骑将军的同时，还授予一个正八命上阶的右光禄大夫；授予正八命下阶的车骑将军的同时，还授予一个正八命下阶的左光禄大夫。所以北周军政官僚的头衔，都是一武一文、两两成双的。参看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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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古军号的序列化、品位化程度，本来是高于文散官的；文散官数量较少，在品级上的分布也比较零乱，不成序列。而在“双授”制度下，因军号、散官两两相配，每一个军号都得配上一个文散官，于是军号对文散官的序列化，发挥了强劲的“拉动”作用。军号与散官的这种双峰并峙架构，成为唐朝文武散阶的来源。“双授”之制，鲜明地反映了北周“文武同途”的政治特色，反映了军功新贵不仅占有了武号，而且还侵入了文职和文士的位阶领地，把文号也据为己有。军功新贵的崛起，还造成了北周的“选无清浊”，即选官上没有清官和浊官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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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周的军事体制，以府兵制为中心，谷川道雄先生甚至有“府兵制国家论”(76)。从府兵官号中，发展出了一个“勋官”序列，由柱国、大将军、开府、仪同、大都督、帅都督、都督，及别将、统军、军主、幢主构成。顾江龙君认为，这套官号是一个身份序列，它具有“本品”的意义，是北周以至隋朝官贵的基本身份尺度(77)。这与秦汉用军功爵建构身份系统的做法，颇有可比之处，都是用军事性位阶管理身份。我们看到，与南朝不同，在北朝，军事来源的位阶，再度重要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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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在中国古代，专制官僚体制的典型形态是文官政治，但这个体制在运行中，往往要通过“军事化”的途径来调整与平衡。如李开元先生所论，中国王朝的来源，通常是“马上天下”，政治权力和政权机构起源于战争和军事(78)。在“王朝循环”中，一个个王朝周期性地老化、僵化和腐化了，以崩溃与战乱告终；此后则通过军人群体、军事活动与军事编制而恢复了秩序，并带来了一个新的、更强悍的皇权。王朝初年，往往会出现“专制强化”现象。不是由“征伐”，而是由“禅让”建立的王朝，由于缺乏统治集团的更新与“军事化”的洗礼，其皇权往往就软弱一些(79)。魏晋南朝就是如此。罗素曾指出：“战争对于王权的加强一定起过很大的作用，因为战争显然需要统一的指挥。”(80)梁启超论中国历史：“专制权稍薄弱，则有分裂，有分裂则有力征，有力征则有兼并，兼并多一次，则专制权高一度，愈积愈进。”(81)所以中国的“马上天下”，是专制集权官僚体制的一种自我更新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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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官僚可能发展出文化独立性来，其对文化成就的崇尚，会淡化、冲击对军政业绩的评价；还可能发展出政治自主性来，士大夫以文化理念对抗专制意志；士人甚至可能演变成士族。在这时候，政治体制的“军事化”，就有“矫正”之功。因为军事组织在等级制、集权制、功绩制和法制上，与官僚组织具有重大相似性。军队中的人际关系，以“命令—服从”为基础，这对士人的文化自主性和政治自主性，能形成强大的抑制。亨廷顿指出：“在君主集权官僚体制中，军队是最现代和最有内聚力的典型。”(82)钱穆的“士人政府”之说，至少是忽略了改朝换代时的“军事化”问题，没有看到战乱与和平的不同年代中，士人与军人的作用是交替的、动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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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国也是通过军国主义道路，而实现了集权化和官僚制化的。秦汉位阶的“尚武”色彩，就是其历史遗产。南朝皇权一定程度的振兴，被归功于北府兵军官刘裕(83)。刘裕被陈寅恪先生不恰当地称为“次等士族”，其实就是军人，而不是什么“士”。钱穆先生说：“南北朝本是一个病的时代。此所谓病，乃指文化病。若论文化病，北朝受病转较南朝为浅，因此新生的希望亦在北朝，不在南朝。”(84)南朝的“文化病”，主要是文化士族造成的。在品位结构上，南朝重“文”而北朝重“武”，其背后是两方的政治差异：南朝是文化士族垄断权势，北朝则是军功贵族占据要津。南北朝的历史，就是文化士族与军功贵族的竞争史；北朝取代南朝，并成为通向隋唐的“历史出口”，就是军功贵族对文化士族的胜利。北朝的位阶体制变化，也是军功贵族的历史遗产(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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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军功贵族政治毕竟是过渡性的，在完成其历史使命之后，就要让位于文官或士大夫。入唐不久就出现了分立的文武散阶，一度被“双授”的将军、大夫位阶，重新文武分途，各自单授了。勋官退居次位不再像周隋那样，呈现为基本身份尺度，而只是用作酬功的辅助手段了。随科举制的发展，拥有科举功名的士大夫，再度获得了相对于军人的政治优势。这个变化，也影响到品位结构上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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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周的府兵相当于天子禁旅，号称“侍官”(86)，“侍官”是天子侍从之称，朝廷用“侍官”称呼府兵，目的是提高他们的地位。可武则天时不同了，其时府兵大为沉沦，“侍官”竟成了骂人话(87)。来自府兵官号的勋官，本是用于奖酬军功的；而唐朝勋官的起家资格，较文武散阶为低。勋官上柱国到武骑尉共十二转，官品为正二品到从七品上，但在叙阶之时，仅从正六品上叙起，下至从九品上。勋官需要先番上4—5年，才能叙阶；然后以所获散阶再次番上，才能进入铨选。勋官子弟的叙阶也相对低下。文武官的五品以上子，就可以由门荫出仕了，六品以下子弟才走“纳课品子”之途；但勋官三品以下子，就得走“纳课品子”这条路，而且还不能任清要官。唐前期的门荫入仕者，多从卫官如亲卫、勋卫、翊卫起家。这很像汉代的郎卫入仕，“武”的色彩还是很浓厚的。卫官服役期满，最初有两条路都可以走：或从“文简”，即从吏部出仕；或从“武简”，即从兵部出仕(88)。到了唐后期，三卫猥滥，唐武宗便下令：“入仕之门，此途最弊。自今以后，但令武简，其文简并停。”(89)卫官从此不能“文简”，只能获得武资，地位大大下降了。文武分途，由此进一步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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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重文轻武”成为世风(90)。如余英时先生所指出：宋朝“进士已是拜相的必备条件，这一点尤其是士阶层史上的一大变化。汉初常以列侯为丞相，列侯则非有军功不能获致。所以汉武帝在拜公孙弘为丞相之前，只有破例封他为平津侯。现在宋代进士正式取代汉代侯爵的资格，这是士的政治地位上升的一个显著的象征。”(91)随科举的繁荣，生员、举人、进士、翰林等等学历，成为宋明清的主干位阶，从而与秦汉以二十等军功爵为主干位阶的情况，形成鲜明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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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文武散阶各29阶，武阶出身者可换为文阶，由文阶出身者可换为武阶，还没有太大阻碍。例如千牛备身和备身左右出身属于武资，但有文才者可以由兵部转到吏部，铨为文资的。“出将入相”的事情很常见。而宋朝文资、武资界限森严，“换官”(92)十分困难，武官任文职和文官任武职，需经严格的换授文阶或武阶手续。宋神宗为了振兴武备，一度允许武官经过词赋考试而换为文资，还向边关功臣授馆职。但两项措施，都因文臣抵制，而在宋哲宗时被搁置(93)。换资难，也可以说是武资换文资难。而文资换武资，则为士人所不乐。文臣排斥武阶。比如状元陈尧咨，官至工部侍郎、权知开封府、翰林学士，因其善射，宋真宗想让他转为武职，以参与辽金外交，并答应给他武将的最高军衔节度使，此官的俸禄比宰相都优厚。然而陈母闻之便火冒三丈，以杖痛击陈尧咨，严辞责备他“汝策名第一，父子以文章立朝为名臣，汝欲叨窃厚禄，贻羞于门阀，忍乎！”(94)翰林学士出身的李维，为了增加俸禄而请求转相州观察使，竟遭言官弹劾：“以词臣求换武职，非所以励廉节！”(95)表面上是说“励廉节”，实际是在捍卫文资的尊严。名将狄青因是行伍出身，被伎女嘲弄为“班儿”。狄青曾满肚子委屈地对韩琦说：“韩枢密功业官职与我一般，我少一进士及第耳！”(96)少了一个“进士及第”，则位望高下立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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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有趣的是，宋朝的医师、金朝的教坊，都是伎术官，然而他们都曾使用武阶(97)。乍看上去这很奇怪：治病的大夫、奏乐的乐师，跟武人有什么关系呢？这就是“士大夫政治”造成的怪现象了。相对于儒生士大夫，医生、乐师与武人同样属于“另类”，所以在医师、乐师没有专用位阶时，朝廷让他们将就着用武阶，却不愿让他们用文阶，以免玷污了文士的清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