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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停废与近代中国社会 [:17030787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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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科举由改至停的反响与调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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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乡村士子来说，科考成名意味着家庭生计与个人出路的改善，因此科举制改革与其命运休戚相关。1901—1905年间，变革科举的步伐逐渐加快，刘大鹏和朱峙三均密切注视着相关动向，只是两人关注的方面和反应有所分别。乡村士子对于科举制改革的耳闻目睹和实际感受，明显带有因生活习性、文化传承和切身利害所决定的选择倾向，关注点与当时各界的看法及后来的学人不尽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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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努力适应改试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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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部分趋新学政努力适应改科举的变化，但在一些应考士子看来，清廷改制初衷尚好，而成效则颇可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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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峙三的记述颇为详细，反映出他本人及南方乡村的信息来源比较多而且快，几乎与清廷的变革进程同步，可以根据科举制改革的进程及时地不断做出相应调适，其自身的适应能力也相对较强。1901年8月29日，清廷下诏停八股，9月13日，朱峙三的塾师便将科举考试要废八股改试策论的消息传达给他，并表示：“如有上谕，我邑各私塾不授八比文矣。”三周后，朱在日记中确定了上述消息，“朝廷近日已下诏改科举制度，不用八股诗赋取士，师命以后每夕读《古文观止》”。“今日正课，师教予作论，出题曰：中国易于富强论。师云以后俱做义论，不做八股文，讲求时务，须知吾国大势也。出题：‘练兵论’，以后所作俱为整篇，非如八股分半篇、中股、完篇也”。从此，师徒两人均停读八股文，开始关心时局，“借阅报章尤注意宫门抄及变法新闻”。因“师喜看新书，讲求时务之学。城内教书者，无不乐与谈论”。[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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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科举改革不断推出的新变化，即使是同一地区的不同士子亦反应不一。1902年3月下旬，朱峙三记：“八股已废止，老儒多有慨叹者，谓朝廷不应废制艺改策论云云。老儒盖中八股之毒者。”[50]可见年龄较大的“老儒”对社会变化的适应力比年轻士子要差，对旧制的习惯与依恋更强烈。当然，中年以上的士子也有不少与时俱进者，同年10月，朱峙三的塾师便结合报纸中的时事，给生徒出题作文：“泰西何为君主之国，何为民主之国，何为君民共主之国，试举各国之所在。”[51]其趋时之速，似成竹在胸，已有应对之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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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在京城的翰林院编修梁士诒，1903年3月致信其弟，“近日张香帅、袁慰帅具折请裁减乡会科岁试中额，限三科以内尽行裁废，奉旨交政务处会议，大约必依张、袁二公之议矣。平心而论，考试但凭一日之短长，试官走马看花，亦无成见，诚不如学堂之切实。现初办学堂，虽未见成效，然五六年后必有可观。今日青年学子，纵终日闭户潜修，仍不如入学堂之获益。现在学堂科学分门别类，兼习之则各业博通。且政治之学，日新月异，亦非伏处岩谷者所可妄测……兄千思万虑，皆愿两弟入学堂，毋拘于成见，无安于小就”。[52]此时科举改革如何走向，朝中尚未有定议，而梁士诒却料到大势所趋，学堂取代科举只是时间早晚而已，苦心劝说其弟从速弃旧学改习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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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改章后，趋新固然是大方向，可是考试内容范围较既往宽泛得多，不似八股程式那么固定与相对熟悉，士子们的确一度迷茫彷徨。朱峙三属于努力适应调整的一类，1903年初，他将从邻居家借来的《新民丛报》《中国魂》作为模拟范本，“一一阅读之，习其文体，是为科举利器。今科各省中举卷，多仿此文体者”。[53]随后又找到壬寅顺天试题“东西洋商务日兴，其要何在策”为自修内容，“熟读而深思之”。8天后，该县知县所出观风题中，恰好有“振兴商务以何者为急策”一题，因为押宝正确，朱本人喜不自禁。其赴县礼房交卷时“问之，城内交卷者不多，盖八股初停，义论策试，士顽固者不愿考也”。[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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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子们适应程度因人而异，改试策论后，各省应试者情况不一，山西除定州外，其余府县皆“应试人不满额”；“阳曲县月课生卷只三四十本，童卷仅十余本，尚复文不对题。离省八十里之徐沟县，今年县试只有九人”。“福建漳州县试有算学代数题，数百童生竟无一知代数为何事者，间有童生称明珠算，竟以珠算算就写于卷中”。[55]由此可见，其时等待观望的士子不在少数，调适的情形尚不尽如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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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学与科举此升彼降的趋势，通过科举考试的内容也显现出来。1899年2月，学政王同愈在湖北各府按临时，就出题：“国家设科取士，其意安在？士子所学何事，以应国家之需？试各抒所见。”[56]1903年武昌府试，该省学政有意将废科举与兴学堂的两难作为试题，题曰：“问科举进身易，学堂进身难，有科举则学生不能专心，科举可废欤？近日游学日本学生、上海学生，猖狂流荡，不率教，不勤学，学生果可恃欤？然则主持学务者，若不废科举，恐无自强之时。若不惩学生，益重自由之弊。将何道之从，试深虑而畅言之。”[57]停废科举，约束学生，正是清政府挽救危机的应变之道。而二者取向相悖，一旦科举废止，学生数量激增，更加难以控制，这让当道很难痛下决心在科举与学堂之间做出取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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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3年7月中旬，当看到报刊上登出《奏定学堂章程》时，朱峙三敏锐地意识到：“观其意似欲废科举，办学堂”。[58]一个多月后，他的家乡便盛传“废科举，专办学堂”的消息。朱峙三根据各省学堂逐渐兴办，尤其是简易师范一年毕业即可派充小学教员，月薪30元的情况，又托人联系，准备投考省城的新式学堂。[59]是年8月至12月，正当疆臣合谋并通过枢府促动变革科举之际，科举变法也成为乡村士绅谈论的话题。[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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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述曾任朱峙三老师的程姓塾师，年龄与刘大鹏相仿，曾经历过14次乡试，[61]看到清廷与督抚均有告示，提倡私人办学堂，便积极响应，不再开塾教徒，转而开办民立小学，招考五十名学生。入学考试请该县教谕主试，“一切弥缝礼节，扃门放炮，均如学宪考云云”。所出考题为四书文“君子学以致其道义”。该学堂教学的所有程式，与科考无异，开始主要是配合准备应考的生徒，出题考课，如“宋向戌欲弭诸侯之兵论”“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真义”“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义”“君子居是国也，其君用之则安富尊荣，其子弟从之则孝悌忠信”“善教得民心”等等。虽然增设了地理课，但教地理的孟姓老师，所教内容则不止地理，如课堂随考题目为“地球为行星之一说”“理财练兵于中国孰急说”“驳平权议”，显然是综合时事与政治的内容，以因应科举改章后试策论之需。县考届期，民立小学不但允许学生参加科考，堂长还亲自送学生至考棚。[62]既不放弃科考的机会，也不拒绝跟随改革的步伐做趋新的尝试，应为此时大多数士子的基本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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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丑条约》签订后是否暂停科考一事清廷始终犹豫不决，“迭次提倡学堂、废科举，但现在仍并重”。[63]其态度的摇摆不定影响了士子们的取向，在新学与旧学之间脚踏两只船的人为数不少，一方面新学堂入学者踊跃，“每一学堂招考，挂牌一、二天即收去……虽在省住候者，闻讯稍迟而不及试者，又非学务公所有人照挂，先递名条上去，仍不得取”[64]；另一方面，学堂学生又心系科考，而不能专心向学。朱峙三虽然考入民办小学，学习了一些新知识，但每当县考府考期近，在家长的督促和改善家境的自觉下，还是将主要精力倾注于科考上面，甚至停学在家，准备科举考试。[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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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3年，上海开明书店的王维泰趁科考之机，到开封贩书，以开风气，并了解士风民情。当时各省公车五六千人聚集开封，据他的观察，除江浙闽粤等省直接赴上海购书外，其余各省“选择精当者以直隶、两湖为最，山东、陕西、四川次之，江西、贵州又次之，甘肃、广西、安徽、山西、云南竟寥寥无几，河南为尤甚”。[66]与九省通衢的湖北相比，刘大鹏的家乡山西相对闭塞。由于信息不畅，刘大鹏得知科举停止的消息，已是在报刊公布的一个多月之后。不过，早在十年前，科举停废问题就成为刘大鹏的一块心病。1896年5、6月间，山西传闻废学校、裁科考，稍后又具体化为“风闻有意全裁各省书院，停乡、会试十科”。尽管不知是否真切，已是“人心摇动，率皆惶惶，凡为士者，竟有欲废读书而就他业之人。盖士子习业已久，一旦置旧法而立新功（法）令，自有不知适从之势。谣之起真耶假耶，不得而知也，真令人二三其心”。[67]《辛丑条约》签订，作为列强要求的惩罚，山西等省的科举考试被迫停止。十年之中，刘大鹏虽然不停地指责、抱怨，内心也明知大势所趋，难以挽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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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4年甲辰会试二场的题目之一，是论述设学堂的要旨即陶铸国民、造就人才、振兴实业，三项孰为最急策。[68]让举子纵论兴学大计，虽是对科举制的极大讽刺，却暗示着改弦更张之意。故乡村士子对于科举的最终结局与大致走向，已经心知肚明。尽管如此，壬寅至甲辰，连续三年举行或补行科考，对于士子乃至学生影响巨大，这也是一部分封疆大吏力主立停科举的重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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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兴学毕竟是新鲜事物，各地短时间需觅众多学堂主持与教员，很难找到合适人选。于是，按照科举模式办学堂的情形屡见不鲜。朱峙三所在的湖北鄂城县创办师范学堂，招考学生，应考者有生、监、童约一千人，在考棚举行考试，由肖县令出题：“蒙以养正圣功也”。这一看便是科考的经学题目，朱峙三觉得有些怪，还特地标明“并无义字”。复试的题目便写成“师道立则善人多义”，为五经义。新学老师系廪生捐教谕，无甚学问，所出观风题：（1）“天命之谓性三句义”；（2）“博学无方，友视志义”；（3）“东汉中兴功臣多习儒术论”；（4）“拟重修陶桓公读书堂记”。[69]既非新瓶，亦无新酒，直以旧瓶装老酒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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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停罢科举的不同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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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05年8月2日，“端方、袁世凯、赵尔巽、岑春煊、周馥联名请即停科举，不必行三科递减之法”的消息已经在湖北武昌不胫而走。此事的酝酿，应在6月30日王文韶离开军机处之后，直到1905年9月2日，袁世凯、赵尔巽、张之洞、周馥、岑春煊、端方等人才联名奏请立停科举。民间传闻竟比新闻报道还要迅速。[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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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年龄、阅历各异的刘大鹏和朱峙三两人，面对科举停废的不同心态和反应，在乡村士子中颇具典型意义。朱峙三从7岁开始为科考做准备，此后整整十年苦读，历尽艰辛，常常“菜油灯伴予至鸡鸣初次乃寝”。[71]进入学堂后，仍然希望金榜题名，鉴于科举改革已是大势所趋，便及早应对。所以在证实科举立停的消息后，反应冷静：“今日科举已成历史上陈迹矣。许多醉心科举之人，有痛哭者矣”。[72]在此之前数月，已是秀才的他考取了县里的师范学堂，陶醉在“自建学堂后，气象一新，书声嚷嚷然，夜景犹佳”的氛围之中。[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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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身为塾师、年已48岁的举人刘大鹏，虽然深知科举弊端，三次参加会试均告落第，但因科举停废直接影响其生计前途，因而反应异常强烈，如丧考妣：“世变至此，殊可畏惧”，“甫晓起来心若死灰，看得眼前一切，均属空虚，无一可以垂之永久……日来凡出门，见人皆言科考停止，大不便于天下，而学堂成效未有验，则世道人心不知迁流何所，再阅数年又将变得何如，有可忧可惧之端”。[74]在他看来，所可忧惧者，一是“科考一停，士皆殴入学堂从事西学，而词章之学无人讲求，再十年后恐无操笔为文之人”；二是“科考一废，吾辈生路已绝，欲图他业以谋生，则又无业可托，将如之何”。[75]对于刘大鹏而言，科举停罢，导致身体与精神的虚脱，旧学湮灭与个人前途紧密相连，强烈的卫道情结背后，也是切身利益的牵扯，个人生计的无着已让他苦不堪言，文化之殇更使其沉痛不已。与之经历相似的一部分中年乡村士子，尤其是那些以塾馆和举业为生者面临可能失去饭碗的困窘，在骤然打击之下，陷入精神与物质双重失落的痛苦难以自拔，由此而产生对新式学堂的敌视，并以守旧自居便不足为奇。从1904年1月批准十年三科减额渐停，到1905年9月遽然宣布立停科举，其间仅仅一年多时间，对于乡村士子，尤其是偏僻地区而言，确实过于仓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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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大鹏式的抗拒，既在情理之中，又在意料之外。清廷酝酿停废科举时，对于善后曾反复斟酌。不过，清政府着重于宽筹出路，对因文化心理失衡而导致“士心”流失估计严重不足。立停科举，取消了原定三科十年的过渡缓冲期，也加重了士子的心理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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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刘大鹏醉心于举业，对其他出路大都不屑一顾，将个人及家庭际遇与科举制的实行与否完全绑到一起，因此对停罢科举强烈抵触。然而，以守旧自居，并自动归类到顽固不化者行列的刘大鹏，还是不得不承认以下事实：“近年来为学之人，竞分两途，一曰守旧，一曰维新。守旧者惟恃孔孟之道，维新者独求西洋之法。守旧则违于时而为时人所恶，维新则合于时而为时人所喜，所以维新者日益多，守旧者日渐少也”。[76]即使如王闿运这样闻名遐迩的名士，1904年也曾到新式学堂授课讲“礼记”。[77]因此，刘大鹏这番表白所透露出来的信息，即变动中的社会渐以趋新为主流。在当时的乡村社会，像他这样固执不变为科举殉道者，也是少数，其态度和反应并不能代表乡村士子的一般趋向。而士子的实际出路，并非如他预计的那么狭隘。例如诏停科举之前，徐特立与两位乡村塾师已弃科考而到宁乡速成师范学习了四个月，1905年7月结业后，三人在长沙附近成立了“梨江高等小学堂”，相比原来的身份，是一个“收入更高，更体面、更有发展前景的职业”。此时塾师出洋留学，以至与自己教过的学生一起留学，也并非个别现象。[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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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由于中国地域辽阔，地区之间的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乡村士子得到相关信息的渠道、方式与速度不一，各地对兴学响应的情况，以及风气转移的程度也有差别，对于立停科举的反应，与个人经历和再谋出路的可能性有着密切关联，只是限于资料，缺乏更多地区的不同记录，尤其是乡村士子自己亲笔的记载而难以比较。但在地区贫富差距下，不同年龄层的乡村士子在出路选择与适应程度方面存在明显差异，应是一般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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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停科举当年已45岁的浙江秀才张，科举停罢后并未改习新学，也未到师范学堂进修，而是直接进入家乡的中学堂任教，教授国文和经学，最初年薪二百元，另由学堂供膳食。至1911年8月其51岁时，“照新章计算每月应得脩金五十元”。据其所记可参考的当地物价，1910年底，其七婶家出售一亩二分地的园子，作价四十五元。所以张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教育如此优待，则膺此任者其可不认真行之乎”。[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