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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新学分科催兴百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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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论者感慨诏罢科举后，传统中国四民之首的“士”阶层消失，导致社会结构发生变化。其实，严格说来，“士”阶层只是因科举制终结而后继无人，原有的旧学士子除因生理而自然减员外，更多随着各类社会分工的发展，逐渐演化转换成为近代“新知识人”。新式学堂毕业生中，不少是功名偏低的旧学士子，他们不再局限于传统取士选官的独木桥，而是在毕业后面向社会寻找更多的选择机会。巨变中的社会，也为他们提供了诸如此类的机会，其中相当部分的职业即由学堂教育所催生。清末法政、实业、师范等专门教育与筹备立宪清单开列的事项相互配合，催兴百业，成为后科举时代独具特色的社会文化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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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科举革废与农工商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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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社会士子的职业选择相对狭窄，所谓“儒者不为农工商贾，惟出仕与训蒙而已”。[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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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战后，张之洞曾上《创设储才学堂折》，指陈科举弊端及兴学之利：“古者四民并重，各有相传学业，晚近来惟士有学，若农、若工、若商无专门之学，遂无专门之材，转不如西洋各国之事事设学，处处设学”。[51]他在南京设储才学堂，分工艺、商务、交涉、农政四大类科目，请求朝廷对学堂毕业生“量予科名仕进之途，俾知学有专长，在朝廷断不歧视，自然互相劝勉，愈造愈精”。[52]张之洞看到了学堂分科教育对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希望清政府鼓励提倡，只是以“科名仕进”为鼓励学生之法，恰好与借此挽救空虚积习，“规画富强之本源”的目标相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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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季的有识之士如孙宝瑄等人，看到明清科举制对于风俗人心的危害，世人普遍以读书仕进为官者贵，而业农工商者贱，极大地妨碍了社会发展。“俗称我国为重文轻武之国，抑知不然。我国非重文轻武，实重士而轻农工商也，重虚才而轻实业也。此我国之病源也。夫农工商为一国之根本命脉，乃贱之如奴隶，而独贵士。天下人稍有才智者自不安于农工商，争趋于士之一途，仅余顽暗愚钝之人，守农工商之业而已。以顽暗愚钝之人治农工商，而求农工商之进化，不繤难哉？”[53]一言以蔽之，近代社会要发展繁荣，必须革除仅以文字词章取士选材之弊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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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独有偶，立停科举前《选报》的一篇评论也指出，科举考试重经义词章的导向，妨碍中国振兴百业，并寄希望于学堂教育的发展改变这一状况，“中国最弊之积习而深入人心者，莫若人人以科名为荣，官爵为重，尽国中之四民而悉欲使之为士”，父兄对子弟的期待，师长对生徒的祝愿，无非以状元、宰相为品题。因此，除士之外，业农工商者，均不以文化学习相尚，至“农学、工学、商学，则二千年来未之前闻也”。科举制下，中国的人才仅为入仕一途“专以备程试之用、进取之资，而不知中国今日无农务之人才，则垦牧决不能兴；无工务之人才，则制造决不能精；无商务之人才，则贸易决不能盛。凡此种种人才，实为中国富强之基础，而不必命诸于朝，使之驰骤于功名之路，而后为干城之选也”。[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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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八股、改书院、兴学堂的相关政令举措逐步颁行后，1905年1月《万国公报》在评论中盛赞道：此“亦足为仿效西法之起点，中国之学术，至此而已有穷则思变之势矣……凡学堂中所造就之人才，皆可成为中国之新民，加以振兴女学，不使男人专美于前，增设农工商诸学，不使士人独尊于上，以之媲美泰西，无难矣”。[55]预料改停科举、增广学科设置，将给社会带来全方位的巨大变化，成为振兴中国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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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表明，改停科举与倡导实学、女学，为振兴百业培养人才、奠定基础相辅相成。1902年，在岑春煊、张之洞、刘坤一等督抚的鼓动下，清廷已批准各省“先行分设农务工艺学堂，以资讲习”。[56]停罢科举后，清政府采取措施大力推行专门教育与实业教育，与新政、宪政兴办实业的指标要求客观上形成衔接关系，提高了各级官吏办学的积极性，给地方社会的经济发展带来新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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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长期以来小农经济占据主导，不少区域并无任何近代实业基础，因此，倡兴实业，首先必须养成人才，开办学堂便成为教养新式人才的主要载体。对于官员而言，开办专门实业学堂有一举三得之利：既响应朝廷号召增加了办学数量，又可以促进社会经济发展，更能提升自己的政绩和声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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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与官员的鼓吹引导之外，立停科举也使得不少昔日在科举独木桥上徘徊观望的士子开始将眼光转向政府竭力鼓吹与扶持的实业和专门学堂，加之奖励学堂出身的若干优待，以及各省官员为政绩考核而积极支持和促动，实业、专门学堂获得一个空前发展的机遇。如科举停后不久，福建便设局劝办农桑，附设浙粤两股蚕务学堂，因购置应用图书、仪器，添聘教习，“来学者众”，不久就增拓校舍，扩充学额，以满足需求。考虑到“今者科举既废，士子出身胥由学堂，实业各门本与诸学并重”，为规范教学，筹建者按照奏定学堂章程的相关规定，将与中等实业学堂程度相近的浙粤两股蚕务学堂，改名为福建农桑局并附设中等实业学堂。由于此前的粤股蚕务学堂，主要目的是“授以简便艺术以速成职业为主义”，故请改为蚕业速成科，以培养日后就职于蚕业的技术工人。该堂所授蚕业实习科目，包括蚕体生理、蚕体解剖、蚕体病理、养蚕法、显微镜使用法、制丝法、土壤论、肥料论、桑树栽培论、桑树敌害论、气象学、农学大意。普通科目系中国文学、修身、数学、物理、化学、动物、植物、体操等。[57]通过知识传授与技术指导，促进本地经济发展与生活改善，逐步开始了传统农业、商业的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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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就农业本身而言，改良稻种等进步也有赖于新知识的引进传播。广西的做法，是在1908年秋开办农林试验场的基础上，于1909年2月申请开办中等农业学堂，并将试验场并入学堂，不仅将学生实习与开发新的农业品种相结合，而且根据直省新官制的要求，“劝业员一项，可用本籍人。中等农业学生毕业，照章以直州判府经历等奖励。拟俟此项学生毕业，即专用为劝业员，此为治本至计”。[58]设置专管农工商业的官绅，并要求其具有相关专业知识与相应学历，尽管逐步推广各地尚须时日，但至少是一个不错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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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9年8月，四川总督赵尔巽奏：“四川近年颇知莺（罂）粟为害、蚕桑为利，山泽农民，且有自铲烟苗而补种桑树者。但种桑养蚕，不先明其学理，究其利病，则收效不良。”为实现弃种罂粟转习农桑，提出依靠本省农业学堂、蚕桑公社的毕业学生，以及就学于江浙及日本蚕业学校毕业回籍者，由官府饬令各属就地筹款，设立蚕桑传习所。各地传习所“分别复式简式选聘教员，学理与实习兼授。并拟在省城另设蚕桑师范讲习所，广造师资，以求蚕学统一之效”。[59]四川所属州县共设置了69处蚕桑传习所，学生达3400多名。[60]这种以农业学堂附设蚕桑传习所，作为研究推广蚕桑技术的基地，带动促进养蚕植桑的发展模式，不少省份纷纷仿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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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9年9月，广西巡抚张鸣岐奏报梧州开办蚕业学堂，[61]闽浙总督松寿于同年在福建省设立农业中等学堂及农事试验场。[62]1911年初，浙江巡抚增韫奏报，浙江向来以丝绸缎著称，棉麻也是输出大宗，鸦片战后，因货物质量没有改进，无法竞争，而“销路日衰”。该省布政使司认为必须从教育着手改变不利形势，经官绅合议，决定于省城设立中等工业学堂一所，先开设机械、染织两科。毕业生“已具担任小工厂之能力，逐渐扩充，可由小工厂而成大工厂”；而毕业生的专门造诣则可备工厂的中级技师。[63]这些实业人才的培养，为近代浙江丝绸业的发展起到奠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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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天中等农业学堂选购辨别中西优良种子，并义务向当地农民宣讲推广，“每年冬季开农业讲习会一次，凡远近农人均得来堂听讲，陈列学堂中西农业各品以资参考”，与当地农工学会、直隶农务总会“相互切磋，以宏智识”。[64]湖南的农业学堂则设蚕桑、农业、林业三科，另有供实习用的试验场、肥料场、花圃和菜圃。[65]由于与农民生计结合紧密，即使在风气相对闭塞的陕西，其定边、紫阳等18个县也相继开办初等农业学堂，重点传授推广蚕桑、染织的技术。[66]除了当地官员的提倡推动外，不少学堂的毕业生还将所学知识与家乡经济发展相结合，努力学以致用。如“粤东法政学堂学员陈拜五等，以惠州、海丰一属，每年输入洋布，所值甚钜。因该属向无土布出产，以致利权外溢，故特在该县组织一实业公司，以织造土布为主，兼制麻油与海产罐头等物”。[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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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民初历次教育统计的数据表明，全国各省绝大多数实业学堂，为立停科举后几年内所建立，即使是1905年9月前设置的学堂，也在其后得到显著的发展。[68]各地方志的相关记载也表明，新政期间实业教育的勃兴发展，对振兴中国近代农工商业有着重要影响。如河北晋县民国年间所修方志述及：“县境士之旧业，首重词章，次重小楷。先生以此为教，门人以此为学，相习成风，毫无实效。间有明理之士，遵行古训，百中不得二三……现今设立学堂，普通教育俱有实效……开农学、购农机器、讲求新理新法。”[69]云南“宣威蚕业素不发达，四乡妇女虽间有饲之者，惟全恃天然之柘以为养料，饲法亦未经改良，故成绩绝少。清末各县均办实业分所，我邑分所中先后由省领获桑秧，植于附城隙地，计有湖桑千余株，鲁桑称是，争荣竞秀，渐有可观。时并由所招生二班，实地养蚕缫丝，期以新法提倡境内”。[70]学以致用对于传统农业的改良，乃至一定程度的民生改善，无疑有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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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催兴百业服务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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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时代，科考对地方社会经济的影响，主要通过四种方式：一是各地学校和书院的学田，以及资助贫寒子弟的宾兴。前者是由官府划拨给学校或书院的固定资产，以租金作为补贴。后者是各家族或宗族，以公田的形式将田租收入作为补贴举子读书或赴考的路费。二是科考举行期间，由于众多士子乡试赴省赶考，物质供不应求，促成生活物资与城市房租的起伏，同时在一定时期增加了水陆交通的客源。不过进省进京赴考的秀才举子，往往有官方的资助补贴，所以对于当地政府而言，反而是一笔消耗性支出。最为极端的事例，是福建曾用水师舰艇送考生赶考。三是闱姓以赌博形式猜测中举者姓名和概率，官府以抽捐形式取得一定比例的收入。[71]长远看来，这对于地方经济而言，其实是一种消极甚至有害的增长方式。四是对于中举家庭，因各种庆祝活动迎来送往的礼敬及其所产生的消费。[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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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述可见，科举考试着重测验考生的文字运用及理解能力，围绕科举进行的种种所谓社会经济活动，除了有助于士子博取科名光宗耀祖外，大多不能给地方经济带来总量增长的良性循环，并直接造福于当地百姓。就此而论，科举作为一门“产业”，只是动员社会力量支撑广大士子以长期专心从事举业，使得科举制与地方社会牢固结合，是一种基本属于消耗而非增长性的经济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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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停科举后，随着新政对实业发展的日趋重视，除了农工商业的逐渐振兴，各地学堂教育根据地方社会特色，发展相应的专业教育，在相当程度上起到催兴百业、造福地方社会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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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滨海的烟台设立了水产小学校，“招考商民及渔户内聪明子弟，入校肄业……就渔捞、制造、养殖各项事宜，择一二科分别教授”，为当地渔业培养技术人才。[73]南京开办了茶务讲习所，“专收茶商子弟及与茶务有关系地方之学生”，除招收江苏籍学生外，还给江西、安徽等省留出一定比例的名额。毕业考取最优等者，“奖以一等艺师，以备派赴外国商场经理茶叶之选；考列优等者奖以二等艺师，以备经理内地新法制造之选；考列中等者，奖以一二等艺士，以备派充产茶州县周巡讲授之选”。[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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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传部创设交通传习所，设置铁路与邮电两科，各分简易、高等班，招生达600人之多，“皆为路政、电政、邮政各局所他日致用起见”。[75]江苏、湖北相继于1907年成立了铁路学堂，湖北设置建筑、机械、业务三个专业，江苏则为建筑、业务两班。湖北铁路学堂同时面向湖南、湖北两省招生。邮传部还在吴淞口开办了商船学堂，培养船政人才。[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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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部筹办的艺徒学堂，专为“教育贫民子弟，造就良善工匠”而设，有速成科与完全科之分，分设金工、木工、漆工、染织、窑业、文具六个专修科，所修课目非常实用，且专业细分化程度较高。如金工一科，分为锻工、铸工、钣金工、装修工、电镀工五类，染织又分为染色、机织两门，窑业则授以烧瓷、画瓷之法。1906年12月首次招生即有5600余人报考，录取310名正额学生，590名副额学生。由于所授课程简浅实用，再次招生又有7000多名报考者，对振兴手工业颇有助益。[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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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隶保定、福建、江宁等所成立的商业学堂，有商业经营、税则、银行、保险等专修科，商务课程的教授，还聘请了日本的理财学士。商业学堂的设置，为近代中国银行、商务、保险等新兴行业的人才培养，起到重要的奠基作用。[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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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巡抚增韫于1910年创办了高等医学堂，对欧美医学的成就予以认同，认为与传统中医相比，西医之长在于实验，“欲图社会之幸福，谋民生之健康，必以设医学堂为要政”。故仿德国医学制度，参以东西各国成法，在前任提学使袁嘉谷筹划的基础上，落实资金，成立高等医学堂。[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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