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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改制与最后的进士 [:17030845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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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改制与最后的进士 五 《辛丑条约》与科举停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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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庚子、辛丑议和中，外人要求滋事地方停止科举考试五年，就中北京、直隶、山西涉事最深，波及最广。经过数番交涉后，考虑到“府城停考，其所属外县生童尚可调赴临府考试，若乡试借闱甚非易易，至会试更无在外省开科之例”，且“乡、会为抡才大典，京师乃首善之区，停试五年，虑无以振起文风而慰士望”，议和全权大臣李鸿章等遂同意滋事府县停考，而“仅与商酌会试及顺天、山西乡试照常开科”。[97]岂料英国公使萨道义（Ernest Satow）坚执不允。至四月初，双方在此问题上陷入僵局。当时在京协助谈判的张佩纶致信军机大臣鹿传霖，透露了交涉的困难情形：“停考一节，我分别城镇，而彼坚欲肇乱地方府县不准考试，京师亦然，不但不准乡试，并不准会试、殿试，一切全停。照复驳之，而来文竟斥为欺妄迂谬。已欲奏结矣。鄙以为大失士心，屡托赫德、联芳疏通，有一二国使臣明白。昨又具照会疏解，不知能许开考否。（贡院已拆毁，今年万不能行）。”[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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傲慢的萨道义之所以如此“固执”，是因为他要通过停止北京会试，给全中国一个耻辱，亦即让中国人牢记首都北京曾被外国军队占领了一年甚至更长时间。因为经常有人告诉他，1860年英法联军在北京待的时间太短，没给中国人足够的教训。[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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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初七日（5月24日），汉口英国总领事霍必澜奉萨道义电令，以直隶、山西停乡试，北京停会试、廷试，恐李鸿章等不愿奏请，故请张之洞转请朝廷照允。张氏当即驳以“直、晋并未处处仇教，且会试、廷试系各省举人、进士，非仅直、晋，何能概停”。而当时在坐的英国参赞杰弥逊则提供个人看法，以为“直、晋两省不闹事州县当可准小考，乡试必须全停，会试只可改在他省，或在南京”。张之洞将此情形通报给了西安军机处、刘坤一、李鸿章等。[100]四月初八日，南京英国总领事也以此意致函刘坤一：“奉公使电，和款内诸国人民遇害被虐之境停文武乡、会试五年，最重要惟北京、太原，讵意全权谓许多无预士人被累，不欲停试，各钦差不能于该二处稍为姑容，嘱请南洋详电行在。”刘即电询李鸿章详情。李复电称：“停试事驳论许久，不得已改为只商北京会试及顺天、山西乡试，各使仍坚执不允，现拟将送来停考清单具折请旨宣示。”[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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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十三日（5月30日），李鸿章、奕劻致电军机处，备述交涉艰苦，抱怨萨道义“性情执拗，颇难与商”，为了不“牵碍撤兵要务”，准备在停试问题上妥协：“如实不能争，拟即具奏，乡、会等试或可借闱举行”。[102]十五日（6月1日），军机处电询李鸿章：萨道义“刁难不撤兵，有无别故？他国不至效尤否？廷、会试全停，与条约城镇之言不符，能托美、日使居中转圜否？”[103]清廷此时最在意撤兵问题，至于停试问题则更关心会试、殿试，故顺天乡试与山西乡试，似已放弃。所以，十六日（6月2日）军机处致电张之洞，谓“停会试、廷试，英使持之甚坚，难于理喻”，虽电请全权磋商，“恐难力争”，希望张之洞“从旁托他国设法转圜”。[104]看来顺天、山西乡试，中枢已不再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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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获知中枢的这一立场后，便为北京会试再做争取。事实上，从萨道义方面的材料和新近的研究看，李鸿章等确实做了很大努力，公使中也不乏支持者。四月十七日（6月3日），李氏当面向萨道义提出：“朝廷确实可以发布一道上谕，叫停顺天乡试和在太原府的山西乡试，但是，两天前来自西安军机处的电报显示，如果停止北京会试，皇帝将不回銮。萨道义表示，他会将这点通报英国政府。”[105]其实，萨道义并不相信李鸿章所说，而且，他的如意算盘是，在这件事上“刁难”，能够让他得到其他东西。[106]不知是李鸿章自信太过以致误解意思，还是有意“欺罔”，他随即致电军机处称：“停考昨已由驿奏结，廷、会试已允不停，奏到请即降旨。”[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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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直隶人张之洞对于顺天、山西乡试全停大不以为然。张氏于十五日已获悉全权大臣电告枢垣的内容：“英使坚不允京城会试及顺天、太原乡试”，并通报刘坤一。十九日（6月5日），张之洞托英、德两领事转电英国公使萨道义、德国公使穆默（A.Von Mumm），认为直隶、山西两省乡试全停，于未滋事之处“太欠平允，士心定必不服”，妨碍将来民教相处，且与议和大纲内“滋事城镇停考”一语不符。鉴于北京、太原“断不能开考”，遂提出借闱乡试方案：直隶借山东，山西借河南。次日，张之洞又电刘坤一，请其“即照此意切商驻宁沪英、德各领事，或杰（杰弥逊）参赞转电各使”，并强调萨道义“重在北京、太原不准开科，故借闱一法必须详告”。[108]二十一日，刘坤一复电称：“借闱乡试，最为妥善……英、德两领事，均允电商公使。据云，必能照准。俟得回信，再会电枢。”[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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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二日（6月8日），萨道义复电张之洞，允许“直、晋不滋事地方，可借闱山东、河南乡试”。张之洞当即将该消息通报刘坤一，同时电告其姐夫、军机大臣鹿传霖，待刘坤一复电后再会奏，并强调会试不停的消息已见李鸿章的电报。[110]有了李鸿章北京会试不停以及张之洞顺天、山西乡试可以借闱的消息，清廷遂于二十五日（6月11日）接到奕劻、李鸿章的奏折后，即下旨山西省之太原府，直隶省之北京、顺天府等府县停止文武考试五年。[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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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顾及在长江流域的巨大利益，必须维持与刘坤一、张之洞的关系。所以萨道义确实曾在6月8日的复电中表示，个人不反对张、刘提出的顺天、山西乡试分别借闱山东、河南的建议。由于俄、美、日等国公使均支持中方的立场，加以张、刘的交涉，萨道义甚至感到自己将不得不在北京会试问题上妥协，因而正打算告诉刘、张北京会试本来也应该借闱举行（亦即现在可在北京举行，不必借闱）。[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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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就在萨道义准备妥协之际，四月二十五日（6月11日）停考上谕发布，因其并未明说北京会试，以致各方解释不一。李鸿章、奕劻认为北京会试不在禁止之列。尽管俄、美、德、日等国公使倾向于支持中方意见，但萨道义坚持认为，据该上谕，北京会试应该停止。[113]五月初六日（6月21日），李鸿章致电军机处称：“惟闻各使中仍有不愿北京会试者，请借河南考棚。萨使于此节未能践言，殊出意外，然于撤兵似无妨碍。”[114]六月十一日（7月26日），李鸿章、奕劻的奏片称：“萨道义面称会试仍必须停”，“揆度情形，会试难在京城举行，将来只可由礼部另筹变通之法。”[115]十九日，清廷为此特发寄谕，称“会试为抡才大典，各直省士子齐集应试，碍难易地举行。前据该王大臣与各使业经商允，自可仍践前言”，因令“奕劻、李鸿章再与各使切实磋商，务期议明仍在京办理会试为要”。[116]七月初九日（8月22日），李鸿章电奏无法再商：“北京会试，前经设法磋商，各使颇有允意。始料英使萨道义未必能以一人违众，不意萨使始终坚持，各使意无如何，遂仍由领衔日使备文驳复。臣等前奏已将详细情节叙明，今各使已将条款签字，断难再与商议。此次明降谕旨，请将日前片奏内所陈商明免停之河南陈州府、郑州、河内县三处扣除。会试仍不必提，庶条款画押不至因此迟延。”[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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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由于英国公使萨道义的一再坚持，直隶、山西停试五年期间，北京不可以举行会试。其实，京师贡院此时被毁，壬寅年（1902）会试实难按期在北京举行，随后清廷也将会试展至癸卯年（1903）。然而，停止北京会试，也就使得修复京师贡院暂时成为不急之务。直到1905年，停试解禁前夕，议修京师贡院问题才摆上议事日程，在朝野上下掀起了广泛讨论，引发了诸多争议，与当年立停科举的重大决策实有关系。[118]问题是，倘若辛丑议和中北京会试不停，那么，京师贡院的修复便不会等到1905年才成问题，而是至少在癸卯科会试之前，便须修复完工。如此，科举的命运恐怕会大不一样。在庚子事变大冲击的背景下，一个一意孤行的英国公使，也在有意无意间充当了最终毁灭科举制的推手。[119]外人的因素与历史的偶然性，常常影响到中国近代史的走向，科举制的变革也概莫能外。而科举的任何变动，又直接影响着无数士子和千家万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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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新政伊始，朝臣与东南督抚围绕乡试展期的明争暗斗复杂微妙，远超过既有认知。辛丑东南各省乡试最终展期一年，是刘坤一、张之洞立场的体现，是其向清廷坚持己见，对各省串联施压的结果。刘、张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其正筹划新政变法，而改科举为新政首务。如辛丑乡试按期举行，则科举新章颇来不及实施，八股旧科举势必再考一科而延续生命，科举改章的落实必然延后。如此有可能引发连锁反应，影响兴学堂等其他新政次第展开。至于说李鸿章、刘坤一奏请全国一律停考五年，奉旨允准，因张百熙反对而作罢，并不符合史实和情理。李鸿章等议和人员为了顺天、山西乡试，尤其是北京会试，做了艰苦的交涉努力，最终由于英国公使萨道义固执己见，使得五年内无法在北京举行会试，但殿试仍可照旧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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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相应，慈禧太后和王文韶、孙家鼐、瞿鸿禨等朝臣，根据大乱之后迅速开科的历史经验，希望按期举行辛丑乡试，以固结士心并提振权威，与刘坤一、张之洞意见冲突。张百熙于是代表朝官群体激烈奏驳刘坤一、张之洞，力主乡试万不可再展。但在庚子西狩、东南互保的权力格局下，刘坤一、张之洞、袁世凯在清廷和洋人之间机敏应付，形成第三势力。[120]清廷虽有不满，却不得不倚重和迁就。最终东南各省辛丑乡试再次展期，西南、西北等省则按期举行。双方主张均未实现。清廷希望通过科举大典稳定士心、重拾权威的思路和努力，遭遇重大挑战，其决策受到东南督抚严重制约。从坚持己见并串联东南各省与清廷立异角度看，刘坤一、张之洞的举动实为东南互保的某种延续。两宫回銮后“解决”东南尾大不掉问题，也就成了政局变迁的一支暗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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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辛政局对科举改制的直接影响是，辛丑年的乡试仍以八股文体的四书五经及策问取士，而展缓至壬寅年的各省乡试，则已改用科举新章，以论、策、经义取士。可以想见，如果辛丑年各省乡试不再展缓，那么，八股文至少还会“苟延残喘”。即使科举改章通过，也只能在下科实践。那么，科举的走向或许还有不同。更重要的是，下章将看到，朝臣与东南督抚在科举问题上的严重分歧，直接影响了辛丑科举新章的内容及其落实，甚至科举制的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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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见商衍鎏《清代科举考试述录及有关著作》，商志校注，第122～124页；王立新《咸同年间文闱停科问题考订》，《近代史研究》2016年第5期，第143～1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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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关晓红教授曾有所论述，意在说明当局未能把握住借暂停科举以发展学堂的建议和契机，对改科举不无遗憾（参见关晓红《科举停废与近代中国社会》，第49～58页）。惟因侧重不同，加以资料限制和解读偶偏，尚有继续探讨的较大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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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26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第1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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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大学士崑冈等奏请俟议和就绪再行举办乡试折》（光绪二十六年九月十五日）、《两江总督刘坤一等奏请将恩正两科乡会试归并举行折》（光绪二十六年十月十八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朝朱批奏折》第105辑，中华书局，1996，第103～104、1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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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恩正两科乡会试请归并举行片》（光绪二十六年十一月十九日），骆宝善、刘路生主编《袁世凯全集》第8卷，河南大学出版社，2013，第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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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电谕》（庚子十二月初五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军机处电报档汇编》（以下简称《电报档》）第2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第3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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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崧蕃来电》（辛丑三月初三日），《电报档》第21册，第421页；《致崧蕃电》（辛丑三月初四日），《电报档》第2册，第3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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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崑冈等奏变通简放试差折》（光绪二十七年三月初三日），《光绪朝朱批奏折》第105辑，第116～1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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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袁英光、胡逢祥整理《王文韶日记》下册，中华书局，1989，第10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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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拟致崑冈等电信》（辛丑三月初九日），《电报档》第2册，第3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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