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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改制与最后的进士 [:17030845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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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改制与最后的进士 三 教习的尴尬身份与授业困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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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士馆作为京师大学堂的一部分，除馆舍、学员外，教习至关重要。既有研究显示，除了少数日本教习，进士馆教习的主体是甫自日本游学归来的卒业生。[60]清承明制，素重科甲。往日金榜题名，钦点翰林，举国瞩目；而今自三鼎甲以下，庶常、主事、中书均须入进士馆，“屈伏充生徒”，[61]一时舆论纷纷。更难为情的是，讲堂上的“老师”竟然是初出茅庐、资历甚浅的留学生。留学生教习章宗祥后来忆及此事，直谓“时局变迁，诚有升沉倒置之象”。[62]留学生上讲堂给进士传授“新知”，“俨然为之师”，[63]真切地映照着科举渐衰，学堂、游学正兴的时代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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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自恃有新知识的留学生，一回国就做了新科进士的“老师”，承担起帮助科举精英更新知识结构的艰巨任务，其心态之复杂、身份之特殊、处境之不易可想而知。事实上，面对科举精英，留学生教习一开始便遭遇到了身份和学识的双重质疑。本节考察进士馆中留学生教习与进士学员的“师生”关系，侧重于留学生面对进士时，遭遇到的身份尴尬，以及在传授“新知”过程中面临的种种困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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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沉倒置”：留学生入教进士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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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二十八年正月初六日，主持京师大学堂复建的管学大臣张百熙奏请先设师范馆和仕学馆。其后，仕学馆聘请日人岩谷孙藏和杉荣三郎为正、副教习。这年八月初七日，正在日本考察教育的大学堂总教习吴汝纶宴请二位教习，当时也在日考察教育的严修受邀作陪。严修在当天日记中写道：“午刻至富士见轩，赴吴先生之招。客为法学博士岩谷孙藏及其友杉荣三郎，皆应京师大学堂之聘欲为仕学院教习者。”[64]日本教习虽已聘就，但他们不能操汉语授课，尚须聘既通日语又懂专业的中国教习译授。因此，留日卒业生开始陆续入教京师大学堂。同时，数量有限的日本教习并不能包揽所有“新学”课程，故而，留学生教习担任翻译的同时，亦自讲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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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三十年四月，进士馆正式开馆，仕学馆归并其内。至次年七月，该馆留学生教习“共有七员”。[65]其中资历最深的当属陆宗舆。光绪二十七年八月，留学日本的陆宗舆因学费告罄，[66]随赴日谢罪使臣那桐归国；[67]翌年，被张百熙聘为东文分教习，协助岩谷孙藏和杉荣三郎授课。陆宗舆擅长财政，曾编译《财政四纲》。[68]杉荣三郎在仕学馆“讲财政，陆译授之”。[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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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陆宗舆稍晚入馆的是章宗祥。早在光绪二十八年五月吴汝纶访日时，章宗祥尚在留学，即与张奎、吴振麟一同被管学大臣选作通译，随同考察。吴汝纶的考察报告《东游丛录》多见章宗祥的踪迹。[70]因此，当大学堂缺乏师资时，章宗祥自然成为被物色的对象。第二年八月初十日《大公报》报道称：“日本留学生张〔章〕仲和君，到日本未久，即入法学教科肄业，颇有心得。京师大学堂管学大臣电致驻日公使，聘其回华充当大学堂法律助教。张〔章〕初时尚不肯允，后又许以俟进士馆开时，派充该馆法律学正教习，始云回华。闻已于日前抵京，不日入大学堂权助法律教务云。”[71]六天后，又有消息传来：“法律堂助教范静生已经告退，刻由东洋聘得章君宗祥来堂，拟由下星期三上堂讲授。闻章君乃乌程人，曾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卒业，政治法律夙最擅长，译有《国法学》。”[72]范静生即范源廉，此前确在大学堂任教，后来“有事他往”。[73]章宗祥在日本已与陆宗舆熟识，抵京后次日即访陆氏，“由陆介见管学大臣张冶秋，即任为教习”，入仕学馆，主讲刑法，并为岩谷孙藏译授民法。[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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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三十年四月，进士馆开馆授课，岩谷孙藏、杉荣三郎、陆宗舆、章宗祥遂改任进士馆教习。四月十六日早晨，进士馆首次上堂。报载当日情形道：“岩教习、戢教习等上堂演说各种法律大义及进士义务既毕，次则杉教习、陆教习上堂演说理财大义及入学义务，再次则章教习上堂演说一切，侃侃而谈，旁若无人，尤得演说三昧。各进士员既闻各段演说，颇生感情。”[75]此段记述中唯有“戢教习”是一新面孔。他就是戢翼翚。据《大公报》是年九月报道：“学务大臣奏请赏给章宗祥、陆宗舆、张奎、戢翼翚进士出身，尚未奉旨。按四员为日本留学卒业生，现任大学堂进士馆各科教习。”[76]此外，光绪三十一年首届留学毕业生考试后，带领引见单内，戢翼翚履历中恰有“现充进士馆教习”的记录。[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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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而言之，戢翼翚来任教习，很可能源于章宗祥的引荐。戢翼翚、章宗祥同为早期留日生，在东合办《译书汇编》时即已熟识。其后戢翼翚回上海开作新社，并办《大陆报》。作新社组织编译一部多卷本《政法类典》，其中各译本多未署名，而“政治之部”中的《国法学》却署名收入章宗祥的译本。[78]事实上，据沈家本的序文，此书的组织者正是戢翼翚和章宗祥二人。[79]可见二人此时关系颇深。更值得注意的是，光绪三十年三月二十二日，严修在日记中写道：“七时起，章仲和、戢元成同来访。……十一时出门，答拜章、戢二君，不遇。”[80]此时进士馆即将开馆，章宗祥、戢翼翚（戢元成）一起在天津拜访严修，很可能随后又一同入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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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戢翼翚同时入馆的是张奎。光绪二十九年，张奎自东京帝大工科毕业回国后，与金邦平等“北洋出身”的留学生，一起被直隶总督袁世凯留在北洋供职。张奎即在天津工艺学堂办理学务。[81]进士馆筹备开馆，课程设置中虽以法政、财商为主，但也有理化科目，因此，工科出身且与大学堂颇有渊源的张奎，便成了学务大臣调聘的理想人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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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戢翼翚、张奎稍晚入馆的是林棨。林棨于光绪三十年回国，系当时中国留学早稻田大学中为数不多的正式毕业生之一。[82]次年夏天，他也参加了首届留学毕业生考试，履历中亦有“现充进士馆教习”之语。[83]引见后，赐举人，以知县分省补用，经吏部掣签分发陕西。而学务大臣奏称：“该员现充进士馆教习，授课精勤，学员翕服，拟请仍留该馆充当教习。”[84]林棨遂仍在馆任教。光绪三十二年，进士馆教务提调华学澜去世，林棨署理教务提调。[85]其后进士馆改作京师法政学堂，林棨升任教务长。迨至京师大学堂分科大学成立，林棨又署理法科大学监督。宣统二年（1910）十二月，学部奏奖仕学、进士两馆办学人员，称他“在事已满五年”，因奖以“异常劳绩”。[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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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两位教习是曹汝霖和钱承鋕。光绪三十一年夏，他们与陆宗舆、戢翼翚、林棨等人一同参加了首届留学毕业生考试，但任进士馆教习则稍晚。带领引见单内，曹汝霖、钱承鋕二人的履历中虽与林棨都有“当差一年”的记录，但尚无“现充进士馆教习”之字样。[87]而是年六月初五日的《大公报》中，却已披露了二人教习的身份。[88]大抵引见单内的履历介绍，源于五月初二日留学生初试前后的自填履历，而当时二人尚未入馆。迨至七月十五日，张亨嘉的奏折中已明确称钱承鋕为进士馆教习。[89]因此，似可断定曹汝霖、钱承鋕二人在光绪三十一年五月间入馆。章宗祥与曹汝霖的密切关系为人所熟知，曹汝霖“初至北京”，即住章宗祥家。[90]与曹汝霖相比，钱承鋕在进士馆任教更久，后来进士馆改设京师法政学堂，他续任教习。所以，宣统二年十二月，学部奏奖仕学、进士两馆办学出力人员时，钱承鋕与二位“资深”教习陆宗舆、章宗祥均以“在事已满三年”，获得了“寻常劳绩”之保奖。[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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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诸位留学生教习（其经历和任教情况，详表5-4）终于会聚到了京师大学堂进士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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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4 进士馆初期留学生教习题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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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4 进士馆初期留学生教习题名-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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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习非师”：留学生的尴尬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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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时代，尤重尊师，天地君亲师并列，师的地位甚高。对于士子来说，“师”大抵分为受业师、问业师、书院肄业师和受知师，前三者皆亲炙教诲，受知师则系士子历次参加科举考试中赏识拔擢自己的考官，受知者，谓有知遇之恩。师生关系在人际关系网中居于相当重要的地位，为人们所普遍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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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师大学堂重建伊始，仕学馆学员对留学生教习以门生自居，[92]类于书院肄业师。然而，进士馆开课，留学生登上讲堂，向新科进士传授“新知”，不幸的是，一开始便遭遇到了“教习非师”的窘境。简言之，在自视甚高的进士学员眼中，教习不过是新自外洋毕业的留学生而已，虽然实际授课并考成，毫无疑问做着老师的工作，但学员平日并不认他们为“老师”。教员章宗祥称：“馆中监督、提调，都为翰林先辈，循例认为老师；至于一般教员，除外国人不能不优崇外，中国教员，不过新自外洋毕业，犹属一介布衣，学员往往自称学员，而对称教员，以示与寻常师弟有别，非若仕学馆学员之谦逊，自始即以门生自居也。”[93]学员郭则沄谓：“教员学员不叙师生，其称学员曰某某君，或曰诸君。”[94]可见，在进士馆中，留学生教员与进士学员之间是一种特殊的“教习非师”（林纾语，详下）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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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进士馆刚开馆时，亦如大学堂其他学馆一般，授课者称“教习”、听课者称“学生”。然而，“学生不服教习”，在进士们的压力下，馆内很快做出调整，“将教习改称教员，学生改称学员，以明不敢当师生之称”。[95]百年之后，以今人的眼光来看，可能会觉得这种“改称”无甚区别，甚至不无自欺。不过，须知“教习”之名与翰林院庶常馆“教习庶吉士”一职相关，教习庶吉士由翰林前辈任之，新点翰林肄业庶常馆中，例认教习为师。而京师大学堂进士馆之设，正是取翰林院庶常馆而代之，那些在进士馆肄业的翰林对此中深意洞若观火。因此，称“教习”无异是认“老师”，这是学员期期以为不可的。进士学员不愿认留学生教习为师，原因颇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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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从年龄来看，1905年时，七位教员自25岁至31岁不等，比大多数学员要小，与少数学员年龄相仿。其次，与年龄相关的是辈分问题，竟有教员的长辈身处学员之中。章宗祥谓：“新进士某君，为余族长亲，科举时代，余兄（章宗元——引者注）曾从之学八股，是时余尚未入学；数年以后，乃从余听讲。”此外，宗祥族叔章祖申，与其同年考中秀才，“今亦在新进士之列”。[96]再次，从科举功名来看，七人中四人有廪贡、廪生、附生等低级功名，与翰林、进士相比不啻天壤。彼时虽科举渐衰，游学正兴，但科举尚未立停，且习惯殊难顿改，社会仍甚重之，则进士学员看不起无甚功名的教员自可想象。复次，从社会地位来看，诸教员系聘用关系，学堂之外仍是留学生身份，而进士学员无疑已在官员之列。双方地位高低有别。[97]开馆不久，学员与教员颇生冲突。《大陆报》评论曰：“嘻！谈何容易中一进士。今助教诸公中有茂才者，有布衣者，与进士有仙凡之别，而欲师之，何不自量乃尔。”[98]《警钟日报》短评称：“张（奎）以一留学生，位在诸生下，而高坐指画，俨然为之师，宜其积不能平，而吹毛索瘢，以图一报者矣。”[99]此类报刊均由留学生主办，倾向性很强。两篇评论的用意，均在讥讽进士学员。但“名位”低者欲做“名位”高者之师，确实点出了进士馆内留学生教员身份尴尬的症结所在。最后，从学问来讲，中学方面，学员中“旧时有文名，在乡里称宿儒者，亦不乏其人”，[100]诸教员自是无法望其项背；即西学方面，时代在变，科举已改，此辈学员系考策论者，对西学也多少有所涉猎，且有一批学员，进士及第前，或在新式学堂任教，或在京师大学堂肄业，知识结构早已部分更新。因此，在这样的情势下，令年龄大甚至辈分高、“名位”在上的学员，以门生自居，称年纪轻轻的留学生教员为师，以普通人情论，实在也叫不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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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员身处此境，心态颇为复杂。一方面，他们对学员不无钦服，甚至有战战兢兢之感。章宗祥对学有根柢的进士颇为夸赞：“其笔记之扼要完善，足令讲演者满意，盖由于旧学素优，故不难融会贯通也。”[101]曹汝霖坦言：“进士馆学员，都是新科进士，亦有翰林，年岁比我大，学问比我高，当这班学员的教员，真有战战兢兢之感。”[102]然而另一方面，亦有年少气盛的一面。章宗祥、曹汝霖等人曾是留学生领袖，此时归国任教，自信学有新知识，有传播“文明”的“傲慢”，既做着老师的工作，却遭遇“教习非师”的窘境，自然不肯甘心。他们对称谓问题相当敏感，定要争得老师的“名分”。据曹汝霖回忆，徐谦对教习傲慢无礼，对他尤甚。曹汝霖不堪忍受，遂向监督张亨嘉请辞。张亨嘉为此特意宴请各教员及徐谦，席间大谈尊师之道，委婉地给徐谦上了一课，并将曹汝霖的辞函退回，才算了事。[103]另据章宗祥自述，某次刑法考试已毕，他正在阅卷中，徐谦忽致函论驳，函首称他为“仁兄”。章宗祥认为，“与试者场后申论于例未合，且函首称谓直书‘仁兄’，非对于教员之礼”，结果，将徐谦的试卷“交教务提调，注明事由，不予分数”。后经管学大臣调停，徐谦取消前函，方才了事。徐谦认为他与章宗祥的族叔章祖申为同年，因此可与章宗祥叙年谊。而章宗祥认为，若讲旧礼，自己应称徐谦年伯，但徐谦在馆受业，自不应以他谊消除“师礼”。又有某教员以某学员书法佳，“请其书联，上款亦书‘仁兄’”，结果教员“展阅一过，即撕弃之”。章宗祥称，该教员的做法与他“皆同一心理也”。[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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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到底是什么心理呢？章宗祥透露道：“吾辈当时并非有硁硁自傲之意，不过以新进士对于监督、提调辄口称老师，而对于实际授课并考成之教员，则靳其称谓，是以不能不争。”[105]表面看来，这似乎是在争意气，但对于受到轻视而处境不妙的留学生来说，也即是争地位。为了立足，恐不得不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