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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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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反”在这里的定义为：以改朝换代为目的，公开武装反抗现政府。按照一些学者所使用的“革命”一词来说，它是一种类型的“革命”，但是我们最好还是把它与“革命”区别开来：“革命”是指反抗现存政权的运动，其目的不仅在于推翻现有统治者，还在于改变政府组织形式及建立的组织原则。[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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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在中国文化史上有一个很悠久的传统，西方一些学者称之为“造反的权利”，[185]亦就是推翻暴君、代之以“仁德”君主的“权利”。大多数思想家都曾以各种方式加以阐述。比如，《书经》中就有这样的警句：“抚我则后，虐我则雠。”[186]孟子不只是在一种场合着重阐述同样的意思，认为消灭人民之“敌”，即使采用诛戮的方式，也总是合理的。[187]西汉早期的思想家贾谊认为：“故夫民者，至贱而不可简也，至愚而不可欺也。故自古至于今，与民为仇者，有迟有速，而民必胜之。”[188]明初思想家方孝孺从历史经验中得出这一结论：“故斯民至于秦而后兴乱。后世亡人之国者大率皆民也。”[189]的确，在长达21个半世纪的中国帝制史上，“造反的权利”成为政府所有革命理论的一个共同特征。不同学者从不同角度对之进行了强调，但没有谁想加以否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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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成或反对这个人民拥有“造反的权利”的理论，并不是此处的重点。不过，我们不能否认，这一理论是以具体的历史事例为注脚而为人所公认的。在许多决定性事件中，“民”实际上以某种形式扮演着推翻王朝工具的角色。我们很容易想起农民陈涉，在面临“失期当斩”之际发动叛变，最终推翻秦朝；朱元璋，一名生活处于绝境的普通百姓，同其他叛乱领导人一道推翻了元朝的压迫，建立起自己的新王朝。在陈涉和朱元璋两人之间的历史长河中，还发生了许多较小的造反或叛变，支持着这一理论：当“民”这个巨大的政治海洋如果爆发了规模过大的风暴，王朝这艘船，就不可避免地要在风暴中颠覆、沉没。[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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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一理论有一个缺点：它在把“民”广泛地比喻为造反力量的同时，没有说明造反是在什么情况下爆发的，也没有指出这样一个事实：造反——不管是成功的还是流产的——是不同动机汇聚在一起的人、不同社会阶层合力的结果。没有指出这个关键事实，可能是这个很著名却错误的假设产生的部分原因。这个假设认为，作为在人口中所占比例最大的农民，自己会起来行使“造反的权利”。这个假设难以解释一般说来漠不关心政治、消极的农民怎么一下子就变成了积极的、汹涌澎湃的造反力量。在这里，笔者打算探讨导致中华帝国发生造反或爆发民变的主要环境因素，探讨不同社会阶层在这些动乱中扮演什么角色，起什么作用，以使我们更好地了解造反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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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造反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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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大规模动乱的因素，不但复杂而且多变。[191]产生冲突和盗匪的环境，同样也会导致造反，爆发民变。普遍的穷困、经济的不公、腐败的行政——所有这些因素，在中华帝国历史上无数次民变中的作用十分突出。在特定时期，这些因素是导致造反或只是引起暴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形势严重到什么程度。比如，就行政腐败这一因素来说，清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措施，由地方官员把它们直接运用在普通百姓的生活中。因而，恶劣的中央统治和恶劣的地方统治相比，后者对任何特定地区的居民能产生更直接、更强烈的恶劣影响。地方官员，特别是州县官员，总是首当其冲承受民众愤怒的冲击；前文已经指出，他们是地方暴动的首要目标。不过，如果腐败统治继续存在下去，而帝国统治者仍然听任事情的悲惨局面继续发展下去，当情况变得难以承受而没有任何缓解的希望时，朝廷本身最终就会成为仇恨的目标，不同程度的叛乱最终就会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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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华帝国的历史长河中，反抗腐败的统治，总是成为反叛者证明自己行为合理、赢得大众支持的主要旗号之一。陈涉和他的伙伴在讨论叛变计划时，就把全帝国的人民长期为秦王暴政所苦的事实，作为他们揭竿而起的强有力的理由。[192]反抗暴政成为叛乱的主要原因，其最显著的事例之一是1120年到1122年间方腊领导的大规模叛乱。叛乱期间，方腊建立起同北宋王朝相对立的政府，在他被消灭之前占领了将近60个州县。宋徽宗因钟情于“花石”而派大臣到各省疯狂搜刮。随之而来的敲诈勒索达到了极限，使百姓难以承受。叛乱者的恐怖行为，反映了他们叛乱的实质。历史学家写道：“凡得官吏，必断脔支体，探其肺肠，或熬以膏油，丛镝乱射，备尽楚毒，以偿怨心。”[193]方腊建立起自己政府的这一事实，清楚地说明了他的目的不止在于消灭可恨的腐败官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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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的造反至少在这方面符合一般的历史模式。它们发生于18世纪最后几十年和19世纪中叶之间，处于整个清王朝统治体系自乾隆晚期以来加速腐败的时期，一点也不奇怪。有关这些造反和叛乱的官方记述和私家记述，都因显而易见的原因，并未提及造反者对于清王朝的怨恨。然而他们的沉默难以掩盖这一历史事实：造反者的目标不止是消灭腐败官员，而是要推翻清王朝本身。太平天国的许多文件，都不断提到一个主题，即清朝官吏应该被消灭，因为他们施行残暴统治，压迫汉人。的确，在太平天国早期的一份文件中，提到其领导人的头衔是“天下大元帅”（或“大元帅”），并指出起兵的目的仅仅是铲除“各府州县之贼官狼吏”，而未打算推翻清王朝本身。[194]但随后在洪秀全称“天王”之后发布的文件中，就以最强烈的词语谴责清朝廷。[195]虽然太平天国领袖不断强调反对“种族”对立，但腐败的统治也没有被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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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晚期和19世纪中国作者的一些记述，显示了地方官吏群体是如何腐败的，说明了反对这种官吏为什么成为造反的原因。或许，最真诚直率的，是其中一个作者关于18世纪90年代“邪教”造反猖獗的记述。该作者指出，这一期间爆发的造反叛乱不可能被镇压下去，因为州县官员腐败程度“百倍于十年二十年以前”。[196]另一个作者在谈到太平天国之役早期广东局势时，也指出造反的基本原因同样是官吏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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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之乱源何在？令长之贪酷者是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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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以粤西言之。粤西之未乱也，官吏宦于其省者……观其俗朴民顽，视同鸟兽蛮夷之不足惜。然既仕于其地，无可脱逃……以取盈为急务，彼此则效，无非欲肥囊橐而长子孙。其辣手忍心诚有不堪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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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州县而上，有知府道员，道之上有三司，三司之上有两院，彼其人皆有察吏安民之责，岂于属员之贤否，漫无分别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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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奈不学俱欲之物，浸灌滋润，入于骨髓者已深，互相徇庇，上下交征，末员恃大吏为孤城，大吏借属员为外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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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民疾首痛心，已非朝夕。一旦有风尘之警，奸民起乘之。游民愚民贫民之无所得食，因胁迫而乐从之，而大乱之局成矣。[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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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谴责并不只是绅士毫无事实基础的伤感主义，可以从一个事例中看出。四川省白莲教之乱领导人之一的王三槐，1798年被抓住押送到京城。在审判他的大堂上回答所提问题时，他宣称说是官逼民反。[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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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除了统治腐败外，还有其他原因。社会日益贫穷、贫富不均（政府对此至少要负部分责任，或负间接责任），同样为造反叛乱提供了土壤。一旦发生严重的灾害，而政府又未立即而有效地进行处理，那么随之而来的必然是不同程度的社会动荡；这几乎是不言而喻的。明代李自成和张献忠两位著名“流寇”，就是紧随着1628年陕西严重干旱后起兵的。李、张二人都称了王，前者还正式推翻了明朝。[199]在清代，同样可以看到经济灾害和政治动荡之间的关系。最著名的太平天国之役，即是在连续几年的灾荒后爆发的。[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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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的经济不公和造反叛乱之间的关系同样很明显。对特权阶层的仇恨，虽然导致的可能只是针对这些阶层的暴动，但是，一旦情绪变得非常强烈，就可能引发一场叛乱，目标——无论是公开宣称的还是含蓄表明的——就会指向摧毁整个政治结构，亦即摧毁这种贫富严重不均现象产生的政治基础。在像中国这样的农业国家，失去土地而绝望的农民，在造反运动中的地位最为突出。[201]990年到994年领导四川农民叛乱的王小波，就用这样的语言“煽动”说：“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辈均之。”跟随他的人数迅速发展，最终达到几万人。王小波的活动之所以这样迅速发展起来，按照历史学家的记载，其原因在于当时四川“土狭民稠，耕种不足给，由是兼并者益籴贱贩贵以规利”。[202]19世纪早期分别领导直隶和河南流产动乱的林清和李文成，以下列方式推展其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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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教者，俱输以钱，曰“种福钱”，又曰“根基钱”。事成偿得十倍：“凡输百钱者，得地一顷。”愚民惑之，远近踵之。[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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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差一点就提出了太平天国的“共产”主张。而“共产”正是太平天国迅速成功发展的部分原因，其大致内容见之于《天朝田亩制度》。[204]它规定，所有人都公平地分享“天父”赏赐给人类的恩惠；这一点毫无疑问对成千上万一无所有、处于饥饿境地的农民来说，具有强大的吸引力。[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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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就是可能引发暴动或民变的常见因素。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只是在造反中起作用的特殊因素。在这些特殊因素中，最显而易见的一种是“种族仇恨”；汉人怀着这种仇恨，在13世纪和14世纪反抗蒙古统治者，随后又反抗满人统治者。最为著名的例子，是明王朝的建立者朱元璋。他在宣传单中利用反抗蒙古统治的思想，号召仍然在元政府统治下的北方各省居民。[206]太平天国领导人提出的反满思想，甚至更广为人知。借用西方一位作者的一句话来说，就是“鞑子政府永远不能灭绝的强大而又有生命力的火花”，现在又强烈地爆发了。[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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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野心，特别是经过绝望的强化，也会引发一场叛乱。我们虽然不应该过分强调个人因素在任何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但是可以说，充满雄心壮志、处于绝望境地的历史人物经常会推动正在发酵的历史进程。在中国历史上，此类事例数不胜数。其中最为人们所熟悉的是：发动了推翻秦王朝叛乱的陈涉，建立了西汉王朝的刘邦，以及气质迥异的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陈涉还在为人佣耕时，就表达了在外人看来难以置信的抱负，虽然他很贫穷，地位低下，但是脑海中充满了理想；这就是他采取不寻常行动的主要原因，在可能面临的死刑的刺激下，他毫不犹豫发动了叛变。[208]刘邦在秦朝首都担任小吏时，就表达了他的远大抱负，宣布大丈夫就应该像秦始皇那样生活：“大丈夫当如是哉！”他同陈涉一样，在面对可能的惩罚时决定向旧王朝挑战。[209]众所周知，洪秀全最初的愿望不过是想通过科举考试。可是连续的科场失败，让他充满怨恨，决定用暴力改变他所处的令人烦恼的时代。[210]这个事例充分说明了个人的挫折可能引发一场叛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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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普通百姓在造反中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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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制定计划、提出主张的绅士，和提供体力的普通百姓的合作，任何造反都不可能发动起来。帝制中国最大规模的叛变太平天国之役，就是一个很好的事例。就像19世纪一位著名的西方学者所说的：“战争实质上就是力量的竞争，太平军中肯定有中国最强壮的人力源源不断地加入。而战争中同样需要的有教养的知识分子的那个部分，他们也不缺乏。”[211]或者用晚近一位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更精确的语句来说，太平天国之役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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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农民运动。它是由科场考试失败的知识分子、天生具有军事才能和组织才能的文盲领导的。他们利用当时悲惨的经济形势，以及满族统治者日益衰败的统治力量，占领了扬子江流域的主要城市，并一度威胁到北京。[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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