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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拐点：中国历朝改革变法实录 剃刀边缘103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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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8年1月，康有为第六次上书光绪，提出变法大纲：一、召集群臣，宣誓变法。二、设“上书所”，广开天下言路，鼓励士民向朝廷建言。三、设制度局，拟定改革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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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建议的第三条是要害。虽然表面上并不张扬，但一切算计都隐藏其中，如果当真实现，不啻是一个制度性突破，并且将会成为政治改革的指挥中心。也正是这一条，让眼光犀利的慈禧忐忑不安，后来竟成为光绪与慈禧撕破脸的引爆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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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1日（光绪二十四年农历四月二十三日），经慈禧批准，光绪颁布“明定国是”诏书，宣布变法。这个诏书是一份极其珍贵的改革文献，值得一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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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年以来，中外臣工讲求时务，多主张变法自强。尔者诏书数下，如开特科，裁冗兵，改武科制度，立大小学堂……朕惟国是不定，则号令不行，极其流弊，必至门户纷争，互相水火……即以中国大经大法而论，五帝三王，不相沿袭，譬之冬裘夏葛，势不两存。用特明白宣示，嗣后中外大小诸臣，自王公以及士庶，各宜努力向上，发奋为雄。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以救空疏迂谬之弊，专心致志，精益求精，毋徒袭其皮毛，毋竟腾其口说，总期化无用为有用，以成通经济变之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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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诏书内容的特点是以改革为主，适当照顾保守势力，比如“以圣贤义理之学”作为根本等等。有人说，这些措辞表现了“改良派的软弱性”，或者“体现了光绪内心的巨大矛盾”。我倒是觉得，这是光绪考虑到慈禧的制约以及保守的国情，做出的策略性让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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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诏书落实了康有为建议的第一条“宣誓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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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一天开始，到9月21日（八月初六）慈禧发动政变，共计103天，史称“百日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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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6日，即颁布诏书之后第五天，光绪召见康有为。在颐和园仁寿殿灰暗的光线中，康有为滔滔不绝，盛赞日本年轻的明治天皇推动维新是“重起天地，再造日月”，“气象维新，举国奋跃”。光绪听了十分振奋，他决心“假日本为向导，以日本为图样”，变法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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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光绪授康有为、张元济为总理衙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简称）章京上行走（章京，从满语音译来的名词，原为官员之意，后来成为专用官名，是秘书类官员。行走，有实习、虚职之意）。7月3日，赐梁启超六品衔（清官员分九品，正一品最高），负责办理译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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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边布局，那边也动手。变法诏书颁布第四天，慈禧就命令光绪将支持变法的大学士（总理级大臣）翁同撤职。翁同长期担任光绪的老师，与光绪情同父子。翁氏具有丰富的学识和政治经验，曾力排万难主持了杨乃武与小白菜一案的平反。他一直鼓励光绪变法，并把康有为引荐给光绪。翁同一去，光绪受到巨大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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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禧的动作不只于此。同一天，她还任命自己的宠臣荣禄为直隶（河北）总督，统率董福祥的甘军、聂士成的武毅军、袁世凯的新军，控制京师地区。同时规定，所有新授二品以上大臣都要向慈禧谢恩。维新派得到起草诏书的权力，而保守派掌握了军政实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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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百日维新中，前后发布变法命令110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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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旧方面：一、在科举考试中，废除八股文，改考策论（对国家面临的实际问题进行分析，提出建议）。二、各省书院祠庙改为学堂。三、裁减绿营（清军中以汉人为主的步兵），使官兵产生失业恐慌。四、裁减京内外闲散、重叠的衙门和官员，引起官场震动。五、准许满族旗人自谋生计，取消旗人由国家供养的特权。两百多年过惯寄生生活的满人，突然陷入危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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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新方面：一、办学堂。首先筹办京师大学堂，各地设立中小学堂。二、派遣留学生出国。三、创设中国银行、矿物铁路总局、农工商总局；各地设商务局、丝茶公司等，提倡实业，广办邮政，兴修铁路，允许私人办兵工厂。四、奖励新著作、新发明。五、设立译书局，提倡学习西学，翻译外国书籍。六、准许自由开设报馆，报纸一律免税。七、准许自由组织各种学会。八、广开言路，官民都可以上书言事，严禁阻挡。九、兴办农会、商会。十、编制国家预算，公布收入与支出，按月公开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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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家范文澜说：“短期内给予人民相当充分的民权自由是维新运动的最大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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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自然引起保守势力的阻抗。其实，上述变法内容，比起后来慈禧推动的宪政改革要温和得多，比如光绪仅仅下旨改变科举考试的内容，而后来慈禧则干脆废除了科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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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戊戌变法时，就连改八股为策论也如捅了马蜂窝。光绪谕旨下达后，北京一片混乱。许多八股人士觉得突然失去了向上爬的拐棍，极为恼怒。有人甚至怀揣匕首，准备行刺康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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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学政（负责全省教育和考试的官员）陈学上书恐吓光绪说：“自制义取士以来，父师以是教，子弟以是率。一旦猝改，子弟无所师承，士心为之涣散。近日民情浮动，借端生事，不一而足。若此等无业之士，簧鼓煽惑，下愚之民，摇动附和，势必酿为不测之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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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大怒，立即下令陈学离职回京，不许他再当学政，同时颁布上谕，声称要严惩阻碍新政的人，勉强将这股风压了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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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极重视广开言路，多次要求各地大小官员上述言事，要他们“各抒谠论，以备采择”。光绪还鼓励老百姓上书，由都察院转递，并指示都察院，不许“稍有阻格”。后来光绪了解到都察院在呈递上书时屡做手脚，于是下令废除了“先行抄录，再为呈递”的老规矩，要求“士民上书，原封进呈，毋用拆看”，“随到随递，不准稽压”。幸亏当时文盲多，上书的人很少，若在今天，显然受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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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这一措施，落实了康有为提出的第二条建议。结果是，“举国欢蹈，争求上书，民间疾苦，悉达天听”。各种纸张的上书都有，每天有几十封。光绪黎明即起，日落还在读。有的上书对皇帝不大尊敬，光绪“览之欣笑，亦不加责怪”。这就打破了“小民有冤，呼号莫达”的局面，出现了几千年皇权专制社会从未有过的宽松的政治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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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因为上书问题，光绪与保守派发生了始料不及的激烈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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