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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拐点:中国历朝改革变法实录 剃刀边缘103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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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8年1月,康有为第六次上书光绪,提出变法大纲:一、召集群臣,宣誓变法。二、设“上书所”,广开天下言路,鼓励士民向朝廷建言。三、设制度局,拟定改革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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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建议的第三条是要害。虽然表面上并不张扬,但一切算计都隐藏其中,如果当真实现,不啻是一个制度性突破,并且将会成为政治改革的指挥中心。也正是这一条,让眼光犀利的慈禧忐忑不安,后来竟成为光绪与慈禧撕破脸的引爆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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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1日(光绪二十四年农历四月二十三日),经慈禧批准,光绪颁布“明定国是”诏书,宣布变法。这个诏书是一份极其珍贵的改革文献,值得一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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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年以来,中外臣工讲求时务,多主张变法自强。尔者诏书数下,如开特科,裁冗兵,改武科制度,立大小学堂……朕惟国是不定,则号令不行,极其流弊,必至门户纷争,互相水火……即以中国大经大法而论,五帝三王,不相沿袭,譬之冬裘夏葛,势不两存。用特明白宣示,嗣后中外大小诸臣,自王公以及士庶,各宜努力向上,发奋为雄。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以救空疏迂谬之弊,专心致志,精益求精,毋徒袭其皮毛,毋竟腾其口说,总期化无用为有用,以成通经济变之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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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诏书内容的特点是以改革为主,适当照顾保守势力,比如“以圣贤义理之学”作为根本等等。有人说,这些措辞表现了“改良派的软弱性”,或者“体现了光绪内心的巨大矛盾”。我倒是觉得,这是光绪考虑到慈禧的制约以及保守的国情,做出的策略性让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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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诏书落实了康有为建议的第一条“宣誓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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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一天开始,到9月21日(八月初六)慈禧发动政变,共计103天,史称“百日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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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6日,即颁布诏书之后第五天,光绪召见康有为。在颐和园仁寿殿灰暗的光线中,康有为滔滔不绝,盛赞日本年轻的明治天皇推动维新是“重起天地,再造日月”,“气象维新,举国奋跃”。光绪听了十分振奋,他决心“假日本为向导,以日本为图样”,变法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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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光绪授康有为、张元济为总理衙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简称)章京上行走(章京,从满语音译来的名词,原为官员之意,后来成为专用官名,是秘书类官员。行走,有实习、虚职之意)。7月3日,赐梁启超六品衔(清官员分九品,正一品最高),负责办理译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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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边布局,那边也动手。变法诏书颁布第四天,慈禧就命令光绪将支持变法的大学士(总理级大臣)翁同撤职。翁同长期担任光绪的老师,与光绪情同父子。翁氏具有丰富的学识和政治经验,曾力排万难主持了杨乃武与小白菜一案的平反。他一直鼓励光绪变法,并把康有为引荐给光绪。翁同一去,光绪受到巨大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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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禧的动作不只于此。同一天,她还任命自己的宠臣荣禄为直隶(河北)总督,统率董福祥的甘军、聂士成的武毅军、袁世凯的新军,控制京师地区。同时规定,所有新授二品以上大臣都要向慈禧谢恩。维新派得到起草诏书的权力,而保守派掌握了军政实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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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百日维新中,前后发布变法命令110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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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旧方面:一、在科举考试中,废除八股文,改考策论(对国家面临的实际问题进行分析,提出建议)。二、各省书院祠庙改为学堂。三、裁减绿营(清军中以汉人为主的步兵),使官兵产生失业恐慌。四、裁减京内外闲散、重叠的衙门和官员,引起官场震动。五、准许满族旗人自谋生计,取消旗人由国家供养的特权。两百多年过惯寄生生活的满人,突然陷入危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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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新方面:一、办学堂。首先筹办京师大学堂,各地设立中小学堂。二、派遣留学生出国。三、创设中国银行、矿物铁路总局、农工商总局;各地设商务局、丝茶公司等,提倡实业,广办邮政,兴修铁路,允许私人办兵工厂。四、奖励新著作、新发明。五、设立译书局,提倡学习西学,翻译外国书籍。六、准许自由开设报馆,报纸一律免税。七、准许自由组织各种学会。八、广开言路,官民都可以上书言事,严禁阻挡。九、兴办农会、商会。十、编制国家预算,公布收入与支出,按月公开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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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家范文澜说:“短期内给予人民相当充分的民权自由是维新运动的最大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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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自然引起保守势力的阻抗。其实,上述变法内容,比起后来慈禧推动的宪政改革要温和得多,比如光绪仅仅下旨改变科举考试的内容,而后来慈禧则干脆废除了科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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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戊戌变法时,就连改八股为策论也如捅了马蜂窝。光绪谕旨下达后,北京一片混乱。许多八股人士觉得突然失去了向上爬的拐棍,极为恼怒。有人甚至怀揣匕首,准备行刺康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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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学政(负责全省教育和考试的官员)陈学上书恐吓光绪说:“自制义取士以来,父师以是教,子弟以是率。一旦猝改,子弟无所师承,士心为之涣散。近日民情浮动,借端生事,不一而足。若此等无业之士,簧鼓煽惑,下愚之民,摇动附和,势必酿为不测之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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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大怒,立即下令陈学离职回京,不许他再当学政,同时颁布上谕,声称要严惩阻碍新政的人,勉强将这股风压了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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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极重视广开言路,多次要求各地大小官员上述言事,要他们“各抒谠论,以备采择”。光绪还鼓励老百姓上书,由都察院转递,并指示都察院,不许“稍有阻格”。后来光绪了解到都察院在呈递上书时屡做手脚,于是下令废除了“先行抄录,再为呈递”的老规矩,要求“士民上书,原封进呈,毋用拆看”,“随到随递,不准稽压”。幸亏当时文盲多,上书的人很少,若在今天,显然受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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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这一措施,落实了康有为提出的第二条建议。结果是,“举国欢蹈,争求上书,民间疾苦,悉达天听”。各种纸张的上书都有,每天有几十封。光绪黎明即起,日落还在读。有的上书对皇帝不大尊敬,光绪“览之欣笑,亦不加责怪”。这就打破了“小民有冤,呼号莫达”的局面,出现了几千年皇权专制社会从未有过的宽松的政治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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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因为上书问题,光绪与保守派发生了始料不及的激烈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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