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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 唐代政治史述论稿 中篇 政治革命及党派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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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政治革命依其发源根据地之性质为区别，则有中央政治革命与地方政治革命二类。何以安史之乱以前地方政治革命均不能成功，且无多影响？而中央政治革命亦何以有成功与失败？又唐代皇位之继承常不固定，当新旧君主接续之交往往有宫廷革命，其原因为何？及外廷士大夫党派若牛李等党究如何发生？其分野之界线何在？斯皆前人所未显言而今此篇所欲讨论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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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篇言宇文泰以“关中本位政策”创建霸业，隋唐因之，遂混一中国，为极盛之世。《陆宣公奏议》一《论关中事宜状》（参《新唐书》一五七《陆蛰传》、《通鉴》二二八“建中四年八月”条）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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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宗文皇帝既定大业，万方底乂，犹务戎备，不忘虑危，列置府兵，分置禁卫，大凡诸府八百余所，而在关中者殆五百焉，举天下不敌关中，则居重驭轻之意明矣。承平既久，武备浸微，虽府卫具存，而卒乘罕习，故禄山窃倒持之柄，乘外重之资，一举滔天，两京不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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寅恪案：陆敬舆所言唐代内外轻重之形势与政治之关系固甚确切，但唐人论事多追颂其祖宗创制之美，此不独臣下立言之体宜然，实亦由于府兵制度之起源及其发展颇有误会所致。盖府兵制为宇文泰当日“关中本位政策”中最要之一端，此政策之实情自唐初以降已不复为世人所知，如李繁之《邺侯家传》为唐人论府兵制主要之书，其间多所未谛，他更无论矣，此事已于拙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兵制章》详言之，兹可不论。然可由宣公之言推定其在“关中本位政策”犹未完全破坏以前凡操持关中主权之政府即可以宰制全国，故政治革命只有中央政治革命可以成功，地方革命则无论如何名正言顺，终归失败，此点可以解释尉迟迥、徐敬业所以失败，隋文帝、武则天所以成功，与夫隋炀帝远游江左，所以卒丧邦家，唐高祖速据关中，所以独成帝业。迨玄宗之世，“关中本位政策”完全改变，所以地方政治革命始能成功，而唐室之衰亡实由于地方政治革命之安、史、庞勋、黄巢等之叛乱，及黄巢部将朱温之篡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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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问：唐代在“关中本位政策”即内重外轻之情形未变易以前，其政治革命唯有在中央发动者可以成功，但中央政治革命有成功，亦有失败，其故又安在？应之曰：其关键实系于守卫宫城北门禁军之手，而北门之重要则由于唐代都城建置之形势使然，其详见拙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礼仪章》附论都城建筑一节。兹仅略述大意，附载唐代历次中央政治革命与宫城北门有关之史实，以资证明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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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唐书》一二六《李揆传》（参《新唐书》五〇《兵志》及一五〇《李揆传》、《通鉴》“二二一乾元二年三月”条、《十七史商榷》八九“南衙北司”条）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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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京师多盗贼，有通衢杀人置沟中者。李辅国方恣横，上请选羽林骑士五百人以备巡检。揆上疏曰：“昔西汉以南北军相统摄，故周勃因南军入北军”（寅恪案：《新传》亦与《旧传》同作“因南军入北军”，其实应作“因北军入南军”，此揆元疏之误，非传写之讹也。《通鉴》此条胡《注》明知其误，犹只云“恐不如此”，亦太谦慎矣），遂安刘氏。皇朝置南北衙，文武区分，以相伺察。今以羽林代金吾警夜，忽有非常之变，将何以制之？”遂制罢羽林之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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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同书一六八《冯宿传》附弟定传（《新唐书》一七七《冯宿传》附弟定传同）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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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元〔开成〕，御〔宣政〕殿，中尉仇士良请用神策仗卫右殿，定抗疏论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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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鉴》二四五“开成元年正月”载此事，胡《注》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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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衙十六卫之兵至此虽名存实亡。然以北军卫南衙，则外朝亦将听命于北司，既紊太宗之纪纲，又增宦官之势焰，故冯定言其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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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此可知唐代之北军即卫宫之军，权力远在南军即卫城之军之上，其情势与西汉南北军所处者适相反。关于西汉南北军制，自宋迄今，论者多矣，可以不赘。兹所欲论者，即唐代北军及都城建置，与中央政治革命之关系一端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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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官·考工记》匠人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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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朝背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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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通常之解释，王宫居中，其南为朝，其北为市。故止就宫与市之位置言，则宫在市之南，或市居宫之北也。《考工记》作成之时代虽晚，但必为儒家依据其所得之资料，加以理想化编纂之书，似无疑义。然则所言匠人营国，其宫市之位置必有当日真实之背景者。今知西汉首都之长安，其未央宫南之司马门直抵城垣，并无坊市，而未央宫长乐宫之北则有六街三市，是与《考工记》之文适相符合。岂与此书作成之时代有关耶？至隋代所营建之大兴城，即后来唐代之长安城，其宫近城之北端，而市则在城之南方，其宫市位置适与以前之西汉长安城相反，故唐代之南北军与西汉之南北军其名虽同，而实际之轻重则相殊异也。夫中央政府之命令出于君主一人之身，君主所居之处乃政治剧变时成败之所系。西汉之长安，其宫在城南，故南军为卫宫之武力；唐代之长安，其宫在城北，故北军为卫宫之武力。苟明乎此，则唐代历次中央政治革命之成败，悉决于玄武门即宫城北门军事之胜负，而北军统制之权实即中央政柄之所寄托也。兹略引有关史事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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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德九年六月四日玄武门事变为唐代中央政治革命之第一次，而太宗一生最艰危之苦斗也。后世往往以成败论人，而国史复经胜利者之修改，故不易见当时真相。然高祖起兵太原，建成即与太宗各领一军。及为太子，其所用官僚如王珪、魏征之流即后来佐成贞观之治之名臣，可知建成亦为才智之人。至于元吉者，尤以勇武著闻，故太宗当日相与竞争之人绝非庸懦无能者，又况建成以嫡长之名位，而内得高祖宫闱之助乎？太宗终能于玄武门一击，而建成、元吉仓卒败亡，似此二人曾绝无计虑及准备者，颇为不近情理，疑其间必有未发之覆，而相传之史料复多隐讳之处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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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唐书》六八《尉迟敬德传》（《新唐书》八九《尉迟敬德传》略同）略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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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太子、巢剌王元吉将谋害太宗，密致书以招敬德，仍赠以金银器物一车，敬德辞。（中略）。敬德曰：“在外勇士八百余人今悉入宫，控弦被甲，事势已就，王何得辞？”（中略）。〔东〕宫〔齐王〕府诸将薛万澈、谢叔方、冯立等率兵大至，屯玄武门，杀屯营将军。敬德持建成、元吉首以示之，官府兵遂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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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书同卷《张公谨传》（《新唐书》八九《张公谨传》同）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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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德九年〕六月四日，公谨与长孙无忌等九人伏于玄武门以俟变。及斩建成、元吉，其党来攻玄武门，兵锋甚盛。公谨有勇力，独闭门以拒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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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书一八七上《忠义传上·敬君弘传》（《新唐书》一九一《忠义传·敬君弘传》同）略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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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德中为骠骑将军，掌屯营兵于玄武门，加授云麾将军。隐太子建成之诛也，其余党冯立、谢叔方率兵犯玄武门，君弘挺身出战，与中郎将吕世衡并遇害。太宗甚嗟赏之，赠君弘左屯卫大将军，世衡右骁卫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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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书同卷《冯立传》略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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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太子建成引为翊卫车骑将军，建成被诛，〔立〕率兵犯玄武门，苦战久之，杀屯营将军敬君弘，解兵遁于野，俄而来请罪。太宗数之曰：“昨日出兵来战，杀伤我将，何以逃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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