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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妇女史读本 [:1703162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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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妇女史读本 前共和国历史偶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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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位为中华民国牺牲的烈士，秋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中是一个奇怪的人物形象。与其他处于更加中心位置的女性偶像——比如刘胡兰，或共产党“大姐”，或是早期的“红灯照”农民起义者（注：同类研究中，可以参看塔尼·E.白露有关“大姐”（big sisters）、孟悦有关“白毛女”和柯文有关“红灯照”（第三部分）的论述。根据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上的题词，存在三个等级的英雄：在1946—1949年内战中牺牲的、在1911年革命后牺牲的，以及1911年前牺牲的。秋瑾属于最后一类，周恩来对此作出了明确的解释，他的书法题词具体化了毛泽东的上述论述。）——相比，秋瑾是大不相同的：虽然是无可争议的女英雄，但她的观念是“传统的”，她的阶级关系也是特异的。这种差异，一方面将她划归到了共产党纪念活动的边缘，另一方面，却也使她在特殊的历史时刻变得独特而富有吸引力。爱国精神有时被定义得十分广泛，这一般是发生在政府认为有巩固其合法性之迫切需要的时候，例如1950年代早期和1980年代初。但即使政府不断变化的政治需要在很大程度上引导着所有的纪念活动，我们此前注意到的其他主题——她那富有浓重象征意味的坟墓和纪念建筑所在地，纪念活动中地方和家族的驱动性利益——仍然扮演着活跃、甚至可以说地位惊人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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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秋瑾重新塑造为一位定义模糊的革命典范这一过程，与周恩来有着莫大的关连。周恩来从1949年到1976年一直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总理，而他也是一位绍兴人。他第一次提到秋瑾是在1939年春天，也就是在第二次国共合作、建立统一战线的时候。（注：曹天风：《中华终竟属炎黄：回忆周总理1939年故乡绍兴之行》，《敬爱的周总理在绍兴》，集体编辑：《绍兴市传》，绍兴，1979年，第23—30页。）作为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的代表，他奔波于长江三角洲地区，在民众集会中发表有关抗战的、鼓舞人心的讲话。行程中，周恩来在他的故乡绍兴停留了四天，并致祭秋瑾纪念碑。如上文所说，这一石碑恰好是在其姑父王子余的赞助下建起来的，这一点在蔡元培所作的碑记中有所提及。一天晚上在王家用餐时，周恩来为王子余年轻的女儿王去病题赠了一幅书法作品：“勿忘鉴湖女侠之遗风，生为我越东女儿争光。”到了1950年早期，王子余的儿子王贶甫（时任绍兴市副市长）在将秋瑾旧宅翻修为专门的历史名人故居一事中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时间继续推移，1980年代和90年代，王子余之女王去病则运用周恩来手迹的权威性支持进一步的纪念事宜，包括一系列历史文献的发表。可以说，王家的三个成员使自己成为了秋瑾记忆在绍兴的看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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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又一次看到，秋瑾的身后事业依赖于地方利益（绍兴王家）与中央政府切实的支持（他们的亲戚周恩来总理）这二者的汇合。也许是因为对政治和民族主义忠诚的压倒性需求，地方利益往往是要加以掩饰的，而且王家与总理之间的联络日渐减少，因此上文提到的书法礼物有时不会被描述为给表妹的一件礼物，而被说成给“女性大众”的一个教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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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有意思的是周恩来对“越东”精神的召唤，这可以说是一种强烈的地方意识。远不只是秋瑾的那些光复会同志所抱有的那种褊狭的地方自豪感，也迥异于蔡元培对地方共和精神的支持，周恩来所召唤的，是越东人“民风强悍”、面对挫折不屈不挠的精神，以及与此相关的历史联想，诸如越王勾践卧薪尝胆这种人人皆知的故事。为了唤起大众对长期抗日的支持，周恩来将秋瑾归入了“越东女儿”的历史谱系，这一做法再次证明了他政治宣传员的声名决非虚得。而他本人为了维持统一战线而不辞辛劳的行为，也特别能促使人们关注这位著名的巾帼英雄，她是早在国共分离前就牺牲了——事实上，是在两党成立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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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早期，有关秋瑾的纪念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延续了周恩来的上述思路。然而，到了1950年代中期，切断与非共产主义历史之联系的反向运动已经开始，西湖旁的历史古墓被获准掘毁，其中便包括秋瑾兄长借用来赋予秋瑾1908年坟墓以意义的冯小青、苏小小和武松等人的坟墓。（注：《西湖志》记载了惊扰现有坟墓的三次主要的浪潮，分别发生在1955年、1964年和1966年，形式从不维修、迁移，直到挖掘。）作为一位非共产主义革命英雄，秋瑾模糊不清的身份可以从下面这一点充分显现出来：她的坟墓在西湖湖畔这一特佳地段和湖南面的荒山之间来回迁移了三次。1964年，也就是“四清”运动期间，秋瑾的坟墓被移到了南面的鸡笼山，但几个月后，她的坟墓又在西湖边重建；1966年，“文化大革命”初期，又爆发了破坏坟墓的新一轮浪潮，秋瑾坟也是被破坏的众多坟墓之一。她的遗骸随后被放在陶瓮中，随意地与其他辛亥革命烈士放在一起，再一次埋在了鸡笼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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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不久，和那些成千上万的、开始恢复名誉的生者和死者一样，秋瑾的遗骸也被从山中重新取出（注：有关1981年取回尸骸一事的记录，可以参看杭州市长办公室一位负责此事的公务员陈洁行的著述。陈洁行：《为秋瑾迁墓追记》，王去病、朱馥生主编：《秋瑾评集》，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2000年，第268—270页。在众多这样无名的陶罐坟中，便有杰出的女革命者尹维峻（参看注释3）的坟墓。她并不在被认为有重葬价值的少数几人之列。杨国庆：《中华名冢览胜》，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7年。），一座新的坟墓又一次在西湖湖畔、离先前的坟址不远的地方修建了起来，而这一次的庄严盛大，可以说是此前几次埋葬不能相提并论的。一整块汉白玉塑成的秋瑾雕像矗立在一个矩形的水泥底座顶端，底座上花岗石砌面。孙中山“巾帼英雄”的原迹给这座1.7米高的底座的正面增添了光辉，而底座背面则装嵌着1908年那块由徐自华撰文、吴芝瑛书写的石碑原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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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浙江省委第一书记铁瑛在坟墓竣工仪式上发表的纪念讲话中，是这样评价辛亥革命的：“我们纪念辛亥革命，不仅是为了充分肯定它的伟大历史地位，更重要的是为了从革命先驱者们走过的艰难曲折的道路中，吸取应有的历史经验，正确认识振兴中华的必由之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定不移地沿着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大道英勇前进。”（注：《浙江日报》1981年10月11日。）通过引用孙中山的原话“革命主义未行，革命目的未达，仅有民国之名，而无民国之实”，铁瑛指出中国共产党作为孙中山革命遗产的合法继承人，取代国民党的统治可以说是历史的必然。这与政府对中国近代史的叙述是完全一致的，在历史书写中，辛亥革命“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之所以“旧”，是因为它是由资产阶级领导的，与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有着本质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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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这种主流意识形态，在1980年代初、即改革开放早期，“旧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性有所提高。作为一种历史的象征，它被“多重决定”（over-determined），从政治、经济到文化层面，拥有多样的、彼此存在潜在矛盾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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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经济层面，改革开放时期的政策，除了其他内容外，还意味着开始要吸引海外华人回国观光、投资，他们尽管不是亲共人士，但却可以令人信服地被称为“爱国者”。在这一语境下，与当前政权联系不是那么紧密的本土身份认同和历史吸引力变得十分有用。这一宏大计划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即大力开发西湖地区，使之成为一个国际性的旅游胜地。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将很快发现对传统“景点”的翻新，以及湖边新景点的迅速增加。（注：首先被翻新的景点为岳飞墓和岳庙（1979年）。1981年则迁移了很多1911革命英雄的坟墓，其中大部分迁到了辛亥革命烈士公墓一个集体坟地。对旧景点的翻新和新景点的建设于1982年展开，当时西湖被宣布为国际景区，1985年宣布了十个新景点，之后还有多次景点竞选，参看《西湖揽胜》，第12—14页。）秋瑾的新坟也成为了这一巨大市场努力中的一部分，而且很方便地发挥着爱国主义教育和文化旅游双重功能。旅游需求意味着这座新坟除了教育意义外，还需要具备别的要素——它必须变得富有吸引力。在展示一位重塑的“传统女性”形象方面，这座雕塑的审美倾向，可以说是1980年代到1990年代初期，在中国各地的公园内涌现出的成百上千座同类艺术作品的典型代表。相似的、温和的女性形象还出现在同一时期的舞台和电影中，这些形象往往有着英雄式的造型，因此与常见的革命气质也有所重叠，但同时也具体化了女性的前革命或非革命形态。（注：有关后“文化大革命”时期影视中反映出的性别政治问题，见Dai Jinhua（戴锦华），“Gender and Narration：Women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Film，”in Cinema and Desire：The Essays of Dai Jinhua，eds.Jing Wang and Tani Barlow，London：Verso，2002；Lisa B.Rofel，“‘Yearnings’：Televisual Love and Melodramatic Politics in Contemporary China，”American Ethnologist 21，1994，pp.700-722。绍兴市1985年的秋瑾像在造型方面比西湖边的秋瑾像要更女性化一些；鸣谢MCLC匿名读者指出1989年自由女神像有着类似的审美倾向。）尽管没过几年，这一设计便失去其审美吸引力，1981年的秋瑾像还是表现出了与过去二十年中，那种没有性别之分的、单调的革命艺术之间意味深长的告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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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中这座秋瑾的全身像由浙江美术学院集体设计，在北京雕刻完成。其造型传递着严肃与沉思，那“永传于世的平静步态所表现出的停滞”（注：W.J.T.Mitchell，W.J.T.，“The Violence of Public Art：Do the Right Thing，”in Art and The Public Sphere，ed.W.J.T.Mitchell，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2，p.39.）既掩盖了其死亡的暴力性，也掩盖了其纪念史中的暴力因素。（注：有关公共艺术及其对暴力的抑制，见W.J.T.Mitchell，W.J.T.，“The Violence of Public Art：Do the Right Thing”。应该指出，米歇尔对公众艺术提出的“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所进行的批评假设了一个哈贝马斯式的自由主义模型，但在秋瑾的纪念史中，这样的假设是很难成立的。）她身着通常被称为“唐装”的盛装，左手叉腰，右手搁在一把出鞘的宝剑的剑柄上，倚剑而立。如果我们将这种雕刻形象与秋瑾的历史照片作一比较——后者在很多书中都有复印，应该很容易被雕塑的设计者得到——我们会发现服装、发式和姿态等方面有着细微但至关紧要的变化。这种比较并不是为了揭示近年的雕塑是怎样亵渎历史“真实”的，因为就秋瑾而言，那些历史照片同样也是一种有意识的公众表演。这样比较的意义在于显示历史细节的重要性，公众表演/公共雕像的意义只能在不同的历史细节中寻找；具体地说，那些记录了秋瑾在晚清这一特殊历史语境中的表现的照片，被证明不太适合1981年时的语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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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杭州西湖秋瑾墓（1981年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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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张照片（图6），秋瑾身着中式男装，倚着一把雨伞。那套男装是一条浅色的宽大长袍，外面罩着一件深色的圆领马甲。（注：秋瑾的男装打扮在其生前身后都吸引了相当大的注意。胡晓真指出，作为女性写作中的一个文学修辞，到18世纪中叶弹词作品中，女子着男装已经常见，并不包含多少颠覆性。胡晓真：《才女彻夜未眠：近代中国女性叙事文学的兴起》，台北：麦田出版社，2003年，第61页。庄爱玲最近提出，秋瑾的男装打扮更可能只是一种必需的实用策略。Eileen J.Cheng（庄爱玲），“Gendered Spectacles：Lu Xun on Gazing at Women and Other Pleasures”。）而在雕塑中，这变成了一条长裙和一件圆边的短上衣；鉴于整座雕塑是由白色大理石雕刻而成，她那件合身的上衣的线条与她裙子的线条连合在一起，形成的曲线优雅地伸展到基座上，远比原初照片强烈地传递出一种传统女性气质。在那张历史照片上，我们很难看出她是怎样安置自己的头发的，因为从前面看，她的头发向后拉伸，使她看起来就像一个没有剃顶的男子。从其他历史记录中，我们知道，从1903年开始，秋瑾将其头发梳成一个长辫垂在脑后，这在那个时候也是一种并不罕见的男性打扮。（注：到了清朝最后十年，男子的发式变得很不固定，有很多类型，包括官方认可的剃顶、蓄辫，也有革命式样，即保留顶发、剪去长辫，以及折中的发式，即保留顶发同时梳长辫（与秋瑾后期发型相同）。参看孙伏园，《辛亥革命浙江史料续辑》，第434—436页。）而这在雕塑中变成了一个发髻，这使她的造型与其他著名民国女性，如何香凝和宋庆龄等人常见的打扮类似。经过二十年强制性的、无性别差异的着装规范，凸显性别差异可以说是像秋瑾这样的前共产党时期的女性形象之吸引力的一大来源。因此，历史上喜着男装的秋瑾，现在反过来成为了一个被传统化、女性化的形象。的确，她的男装打扮从来就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毕竟，孙中山所题的“巾帼英雄”作为一个传统表达，其字面的意思是“一位披着头巾的英雄”。甚至郭沫若，这位最常将秋瑾和女权运动联系起来的诗人、共产党的宣传员，也认为她这种着男装的嗜好“表示得矫枉过正。……要充分地表示其男性”，尽管他同时也承认，这种行为对于那些抱定决心要改变世界的人而言，是可以理解的。（注：《新华日报》1942年7月19日；王去病、陈德和主编：《秋瑾年表（细编）》，第21页。）与1908年的石碑一起，这些着装、发型方面的改变展现出一种对“传统”的策略性调度，并将爱国主义教育包裹在重塑的女性特质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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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1906年左右的照片。引自秋经武主编《精卫石之殒：秋氏亲人记秋瑾》，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2003年，卷首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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雕塑中第三个重要的变化，是加入了一把宝剑。在历史照片中，秋瑾的左手垂放在身旁，而右手则握着一把折叠起来的伞，伞尖着地，若有所思。她右手的食指沿着伞柄的横闩水平前指，看起来就像在表演剑舞中的收式。众所周知，秋瑾确实喜欢在照相时摆出威武造型，传说还有舞剑照片。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是穿和服的一张，她手握一把银光闪闪的短刀，刀尖威慑地翘起（图7）。而与之对比的，雕塑中的宝剑似乎被当作一根手杖使用。这把处于显著位置的、但没有发挥威慑力的宝剑一方面固然传递出一种英雄气质，但同时暗示出一种无力感，这与正统的共产党路线对辛亥革命的定位可以说是完全合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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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解读这座雕像似乎意味着党的路线阐释是完全成功的，而且被所有人接受的。但我们知道“记忆制造者并不总能成功创造他们想要的形象，并使之按照他们所预期的方向被理解”。（注：Jeffrey K.Olick ed.，States of Memory，p.7.）今天，当人们来到西湖，他们真正看到的是什么呢？他们会（无论多么模糊）回想起教科书上对秋瑾生平的演绎吗？或者只是像在其他各地的公园享受闲暇的人们一样，来到西湖的人也都各自怀抱着不同目的，很少注意到政府在灌输革命精神和爱国主义情操方面进行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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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1905年左右的照片。引自《秋瑾史迹》，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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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来重新审视篇首提出的问题：为什么是秋瑾？为什么在今天，是她可以从成千上万的可堪比较的候选人中脱颖而出，留在公众记忆之中？如果，如我在文中所讨论的，她的个人特质并不是造成这种持久魅力的唯一原因、甚至不是主要原因——事实证明，这些“特质”只是按照当时的政治和审美需要而被有选择地想象出来——那么，是什么赋予了她这种永久性？说到底，有两个因素比其他因素更多地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就超出秋瑾可控范围这一意义而言，二者都可以被证明是历史偶然性的产物；但不断的重复，以及强大的历史需要使得它们不断得到强化。这两个因素就是：她死亡的特殊形式和她不同寻常的、强有力的纪念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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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秋瑾的死只是大量暴行与苦难造成的厚重堆积物中的一粟，但其死亡的特殊形式——被政府正式斩首——在1907年有着足够的特异性和象征性，以至于各种庞大人群通过参与其哀悼活动而被团结在一起。通过民国及其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连续不断的铸造，她圣洁的鲜血及遇害的历史真实性，为国家主义身份认同的情感化书写提供了道德律令（moral imperative），即使这一“国家”的政治定义发生了不止一次的重大变化。1981年的雕像与其说是对暴力性死亡的一种沉思，毋宁说是一种古装表演，这可以作为索引，来查找对不久前的过去的一次集体性回应：那一时期政府发起的政治迫害变得如此常见，“纪念变得太痛苦而又太平常，以至于无人审视”。（注：Diana Lary（李友华）and Stephen MacKinnon（麦金农），Scars of War：The Impact of Warfare on Modern China，p.7.）从某种意义上说，秋瑾最后的坟墓可以被视作所有那些没有得到修建的坟墓——那些没有被辨识出来的尸体，没有被记住的死亡，那从未找到最后的安息之地的、何止千百万的死者——的少数几个替代物之一。它之所以能被塑造得“富有吸引力”，要部分地归因于这一死亡属于已经遥远的记忆，它的实际苦痛早已被忘却，它带给少数个体的伤痛也已随着这些人的逝去而被永远埋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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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追踪秋瑾漫长的纪念史，我们发现其遗产的接力棒依次从家族成员传递到了密友、地方精英和政府。很偶然地，除了她那些在中国近代史中地位相对轻微的亲属外，其他纪念者的身份地位越来越显赫，并掌控着相当大的文化和政治力量。这一点是秋瑾无法预见的，但近代国家历史书写的逻辑决定了这样一个有象征性的死亡会引起多方注意。即使是在最开始，她的记忆便被公认为是公众性的，通过各种纪念活动，这一记忆的创造意图便是维系一种有关共同体的特殊感受。这一共同体先是被定义为地方性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逐渐被定位为国家性的；不过，烈士不能离开地方支持，而从高处直接被设计出来。秋瑾之所以能长久地留在公共记忆中，一个关键性的原因就在于她与绍兴之间纯属历史偶然的联系：绍兴既是她的祖籍所在，也是她牺牲的地方。而它恰好又是蔡元培这样的民国大人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总理周恩来的故乡。在坚持在国家的框架结构中纪念秋瑾这一点上，蔡、周二人基本一致，然而他们自己深植的地方根源又解释了在维持秋瑾之公共记忆方面，地方利益集团长期以来的高度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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